三十多年來，不論是剛認識或久未謀面的朋友，在第一眼看到時，總能感覺得到對方的目光是在我左耳的耳環上，如同男生會盯著漂亮女生身上某部分一樣，這哪部分就因人而異了。在與朋友聊上幾句後接著會問我，是從事音樂或繪畫的藝術家嗎？我總回答「不是，我是商人」，然後總會迎來對方奇異中帶點異樣的眼光。
我也一直記得，也是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去當時女友現在的太太家中，面見她的父母時，對方家長看到女兒交往對象是個留著長髮戴著單邊耳環的痞子，真不知當初他們是甚麼想法，不信任？不放心？不可靠？應該都有吧，還好太太當年沒有嫌棄我。這是我現在當了女兒們的父親後，才依稀有這樣的心情，不過確切心中的感受，還是要等未來女兒帶男友來見我的時候才能說明白。
前陣子去女兒國中的家長日，女兒的同學剛去西門町又穿個耳洞，連耳骨在內已經穿了三四個耳洞，她直誇我戴的耳環很漂亮，然後就看到一個13歲的國中女生與56歲的同學父親，如同在討論菜價蛋價一般，互相分享穿耳洞經驗及要如何保養，然後數落哪家穿的洞很不OK，這個經驗是我從來沒有的，很有趣。
我的耳洞是1993年12月19日在捷克布拉格穿的，穿耳洞外加一個純金的圓形耳針，一共199捷克克朗 (KC)，約合250元台幣。
捷克斯洛伐克經歷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後，於隔年脫離社會主義體制，並於1992年和平地分離為捷克與斯洛伐克兩個國家。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整個世界不論東西方，都正風起雲湧地產生巨變。
1993年的當時，兩個國家脫離社會主義體制與分離沒多久，我在法國巴黎的捷克大使館辦理入境簽證時，這邊是辦捷克簽證的小窗口，一大片磨砂毛玻璃開一個半圓小口，大使館人員就在小口後方辦理簽證，很像以前在老舊診所領藥的感覺，有種社會主義的氛圍，然後隔壁就是辦斯洛伐克簽證的窗口，兩個窗口長得一模一樣，兩國的辦事處都在同一個小房間內，簽證當天就辦下來，應該是因為國家剛開放，要鼓勵世界的旅人去當地觀光，所以手續就從速辦理。
那時的東歐，在我這種從小讀三民主義，深受反共抗俄的大中華教育影響的一代心目中，也是有如匪區一樣的存在，雖然不如1991年第一次到北京時所給我的震撼，但要進捷克、波瀾、匈牙利這幾個前共產國家，尤其人種是金頭髮的西方人，語言也完完全全不通的狀況下，心中確實忐忑許久。
我住在布拉格火車站樓上一家新開的青年旅舍9天，四人一間房，每晚250捷克克朗且不含早餐，其實並不便宜，但貪在交通方便，就住了下來。
那時東歐人看到黑眼睛黑頭髮的亞洲人很稀奇，留長髮的亞洲人更沒看過，走在路上都會有好幾雙眼睛不客氣地同時直視著你。在布拉格我遇到好幾位在不同國家不同地方碰面多次的旅行朋友，白天流連在布拉格的博物館、歌劇院、街道、教堂、歷史建築，晚上則與各國的旅行朋友到市政廳的「Cafe Nouveau」喝酒聊天，非得到酒醉盡興後，才肯回去。晚上的布拉格街道也是很熱鬧，雖然店家都關燈休息了，但在瓦茨拉夫廣場的騎樓邊上，到處看得到一群一群的流鶯們穿著光鮮亮麗，美麗動人地在招攬客人，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捷克的性產業在歐洲是非常有名的，有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我因為從沒看過這樣的陣仗，加上年輕緊張又喝了有點茫，手上握著打開的瑞士刀，眼神偷瞄著東歐血統的美麗流鶯，頂著喝了兩公升啤酒的混沌腦袋，搖搖晃晃地走回位於火車站樓上的青年旅舍。
我一直想在身上為這趟為期半年，一輩子難忘的旅行留下實體的印記，不是刺青就是鑽耳洞。在旅行的後段來到布拉格，也剛好這是我很喜歡的城市之一，各種因緣際會湊在一起讓我覺得時機已經到了，於是這天下午來到零下七八度的布拉格街頭，就走進一家極為傳統老派的金飾店，整家店有如通化街的金飾店再早個15年的裝潢，裡面就坐著一位微胖的中年大媽好奇盯著這個緊張的亞洲人。語言完全不通，比手畫腳告訴中年大媽我想穿耳洞，中年大媽待我選好一個金質圓球形的耳針後，手拿著一把比裝潢用的釘槍小許多，像掌上型手槍的鑽洞機要我在椅子上坐好，在我還沒反應，啪地一聲就將圓球耳針打入我的左耳垂上，連叫都來不及。
打完後，中年大媽才拿了鏡子讓我確認，這時要反悔不打或打錯地方都已經來不及了。原本我以為會給我保護傷口用的藥膏，但中年大媽收了199捷克克朗後，好像就結束這場交易似的，沒有要再給我任何東西，因此我用極為簡單的英文問她：「medicine？」，她無奈地搖搖手聽不懂，於是我又問她：「doctor？」，這次中年大媽懂了，帶我到隔壁一家藥房，隔著鐵欄杆，跟藥師拿了類似小護士的藥膏給我，當時我以為東歐社會主義下的藥局都是隔著鐵欄杆拿藥給患者，可能因為藥物管制之類的原因吧，10年後去西班牙，某次也是要到藥局拿藥，同樣也是隔著鐵欄杆跟藥師領藥，我才知道，好像全歐洲的藥局都是如此，但我不是這麼確定原因，知道的朋友再告訴我。回到1993年的布拉格，藥師給我藥膏後，要我定時擦，並且沒事轉轉耳環，以免因為傷口的分泌物讓耳針黏住或耳洞密合。
那時已經流浪到不想回家，不確定何時會回台灣，因為之後的旅程會穿過捷克與波蘭，都是零下七八度甚至零下十多度的溫度，可能天冷的關係，耳洞的傷口時時在化膿，擦了又冒出來，拖了好久回台灣近三個月後才漸漸癒合。
隔年年初旅行結束回台灣，因為這個留念的耳洞，被我父親叫到房間痛罵一頓也大吵一架，他完全無法忍受一個留長髮戴耳環的兒子，我則覺得他怎麼這麼八股迂腐，那時驕傲得完全無視家人這半年以來的幫忙與關心。當時我父親的年紀比我現在小5歲，有時我會想，如果現在我的孩子在青春期時，做了我非常無法忍受的事情，我會如何處理？狠狠罵他們一頓？還是痛打一頓？又或是默默忍受下來，想著自己年輕時也是這樣。雖然我時不時看到自己的耳洞就會揣摩這個情境，但還是沒有把握自己會如何做。只是現在面對青春期的女兒冷言冷語冷淡以對時，我會很阿Q地自嘲，反正我與我父親的關係也不怎麼好，這算是種輪迴。
往後的32年，我沒有再穿過耳洞，也沒有去刺青，因為感覺動機已經沒有這麼強烈了，於是也默默帶著這個紀念，走過這麼久的時間，耳洞也化為自己的一部分，再也不會密合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