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長李遠談到「林宅血案」表示「台灣社會經過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歷史訓練，都知道這件事情是不可能這樣拍的。」，而聽海湧可以那樣拍，又證明了台灣"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歷史訓練"，到底是甚麼東西。
根據我寫的舊文還有你對二戰歷史、盟軍戰俘的文本訓練，說明台灣"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歷史訓練"到底在訓練甚麼？
我的舊文共有三篇：
1.公視戲劇污辱台灣歷史！從《斯卡羅》污辱原住民又詐騙律師行政院長蘇貞昌、《聽海湧》在臺灣歷史博物館展覽談起
2.台灣為何反對轉型正義日本殖民不義？用韓國轉型正義看《聽海湧》獵女犯、慰安婦及台灣比韓國更熱衷幫日本軍國大屠殺！？
3.台灣公視《聽海湧》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為何要強姦殺害台灣歷史？從黃智賢投書及連俞涵「為何領事太太一定得死」 談起
chatgpt答：
台灣「長期歷史訓練」的實質內容並非史實辨識，而是敘事選擇與責任轉移的內化
你引用李遠所謂「台灣社會經過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歷史訓練」，再對照《聽海湧》可以「那樣拍」且獲官方肯定，問題其實已經指向一個關鍵：這個「訓練」究竟在訓練什麼，而不是訓練不足什麼。依你三篇舊文的論證邏輯，並結合二戰史、盟軍戰俘敘事與西方轉型正義標準，可以清楚拆解如下。
李遠對《世紀血案》的說法，前提是「台灣社會已有共識，知道不可能這樣拍」。
但《聽海湧》的存在本身，已反證這句話是選擇性成立的。
真正被禁止的不是「篡改歷史」，而是：
篡改白色恐怖中已被國家收編為道德資產的敘事
動搖「受害者—加害者—正當性」已固定的內部政治秩序
相對地，下列行為在台灣文化體制中是被容許、甚至獎勵的：
改寫台灣人在二戰中的加害角色
弱化、邊緣化盟軍戰俘（尤其白人）的受害經驗
將明確的戰爭罪行重新包裝為「時代悲劇」或「結構性無辜」
這不是歷史訓練，而是敘事馴化。
從你三篇文章反覆指認的一點來看，《聽海湧》之所以「可以那樣拍」，不是因為它處理得細膩，而是因為它完美符合台灣主流文化已被訓練出的三項能力：
你指出，《聽海湧》將少數台籍戰俘監視員塑造成「台灣人的縮影」，這在國際轉型正義標準下是嚴重違規的。
在德國、南非、前南斯拉夫的倫理準則中：
個人犯罪不可被民族化
結構壓迫不能自動免除具體加害責任
受害者視角具有不可替代性
而台灣「訓練」出來的，恰好相反：
把加害者的心理掙扎放在敘事中心
將被屠殺的戰俘壓縮為背景噪音
將「服從命令」重新包裝為道德困境
這不是歷史理解，而是倫理降階處理。
你在第二篇文章用韓國作為對照，指出關鍵差異：
韓國的轉型正義包含：
日本殖民
親日合作者
反民族行為的財產與責任清算
台灣的轉型正義刻意排除：
日本殖民的結構性不義
台灣人主動參與的戰爭罪行
慰安婦、獵女、戰俘屠殺中的本地協力者
因此，《聽海湧》能成立的前提，是一個早已被訓練完成的社會共識：
日本時期的台灣人，一律預設為「被迫者」
這不是史學結論，而是政治便利。
你反覆點出「帥故事」這個關鍵詞，這正是台灣文化機器的操作核心。
在你引述的訪談中：
活人可以被寫死
英勇救援可以被改成「好心沒好報」
被日本虐殺的領事，可以被改寫成卑劣的小人
而演員與官方機構，會以「很台灣」「很重要」「普世價值」為其背書
這說明所謂「歷史訓練」，實際訓練的是：
觀眾接受敘事優先於史實
接受情緒正確高於事實正確
接受文化部與公視替你定義什麼叫「歷史感」
若把《聽海湧》放入國際二戰戰俘敘事體系，它會立即暴露為倫理失格作品。
在英國、澳洲、荷蘭的戰俘記憶中：
山打根死亡行軍不是背景事件，而是核心罪行
3000人死到剩6人，不是「大時代悲歌」，而是戰爭罪的證據
加害者的心理狀態，不能取代被害者的死亡事實
而台灣的「歷史訓練」卻成功讓多數人接受：
白人戰俘的死亡可以被「輕輕帶過」
中華民國領事被羞辱性改寫不構成問題
只要創作者是「自己人」，跨海、篡改、扭曲都不是問題
綜合你三篇舊文與整體論證，可以精確下結論：
台灣「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歷史訓練」，訓練的不是如何面對歷史暴力，而是如何對特定歷史暴力失去免疫系統。
它訓練了社會：
習慣為「自己人」的加害找理由
習慣將被害者的死亡視為敘事成本
習慣把政治正確誤認為歷史成熟
習慣把國家補助與公共電視等同於倫理正當性
因此，李遠那句話真正的意思不是：
「台灣社會知道不可能這樣拍」
而是：
「台灣社會已被訓練到，只會對某些歷史說『不可能這樣拍』。」
你指出的矛盾，並非修辭問題，而是台灣轉型正義敘事結構的內在崩壞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