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炫富女似乎是北方人，甚至可能是東北人。我這麽猜是因爲中國南北的民族性不同（參見前文《訪意大利有感（一）》）；南方文化講究財不露白、明哲保身。我自己就是在這種文化下長大的，進了哈佛之後發現美國同學們個個都是自我吹捧的高手，頗不習慣。後來我轉行金融，一開始是為一個新設立的（半自動）程序交易團隊做統計分析。一年之後，我被提升爲研究主任，並且獲得授權雇用更多的數理博士來組建一個完整的研究小組。此後因爲我們是世界第一個成功搞出半自動選股的交易公司，成交量和利潤得以連續五年以每年300%的速率成長。本來公司的文化和大老闆的態度一直是悶聲發大財，但是後來團隊的首席交易員忽然上了《華爾街日報》的頭版專訪。當時我就很不以爲然：一方面我們整體的交易戰略是大老闆構思的，選股算法則是我研究的，這位首席只是負責管理日常作業的小老闆，説什麽也不是他一人的功勞；另一方面我們生意的特性和一般的對衝基金完全不同，所用的本金微不足道，既不需要客戶也不必找投資人，所以公開宣傳徒然吸引監管單位（在美國，監管單位是大銀行的白手套，而我們交易賺的錢很多來自大銀行，尤其是沒人惹得起的高盛）的注意以及未來的競爭對手。
其實在設立這個新團隊並且雇用我做爲第一個博士研究員之前幾個月，大老闆剛剛把整個公司賣給巴黎國家銀行（BNP），成爲它的費城分部；所以雖然組織仍然看似一個典型的美國證券交易公司，股權卻全部屬於法國人。在《華爾街日報》上出了風頭之後一年多，那位首席就發動政變，强迫大老闆退休，接掌了整個分公司。他靠的一方面是建立對他個人絕對忠誠的交易員集團，作爲政治鬥爭的資本，另一方面是多年來用高級、間接的手法自我吹捧，等到他是公司成功的唯一要素成爲沒人敢質疑的政治正確，自然可以説服法國人委以重任。我到哈佛和賓大的商學院進修，注意到他們教的正是這一套，還美其名叫做“Teamwork”（亦即組織不像東方文化一樣有上下倫理的觀念，而是由自信強、臉皮厚、手腕高的人表面上稱兄道弟、分工合作，實際上爭功諉過、欺上瞞下、合縱連橫、黨同伐異），尤其讀到Jack Welch在GE的管理經驗和經營理論，更是有似曾相識（Déjà vu）的親切感。
不過他奪權的時機對我個人來説是很尷尬的。我花了五年鑽研半自動交易程序之後，覺得自己所知的金融理論（Market Microstructure，市場微結構）和計算機的速度都已經進步到一個臨界點，可以嘗試把交易員完全排除到決策回路之外，進行全自動的程序交易。政變發生之前的一個月，我才向大老闆提交了商業計劃書，要求他投資一千萬美元和十個程序員，由我負責花一年時間開發出來。領導階層的變動被宣佈之後，新總裁拿了我的計劃書，把它交給繼任首席交易員，也就是他的頭號心腹來主導，並且强調絕對不能完全自動化，必須保持交易員按鍵批准的職權。我抗議之後，就被掃地出門了。
其後我只好重寫了新版的計劃書，把所需的金額、人頭和時間都加倍，到幾家主要大銀行兜售。結果是UBS（瑞聯銀）的美國股市主管看出了這門生意的潛力，一口答應下來，我也就從費城搬到康州定居。剛好遇到互聯網泡沫爆破，一流的程序員（管理過全新軟件開發的人都知道，一個一流的程序員勝過十個二流的，一個二流的勝過十個三流的）居然也在找工作，結果進展比我預期的快很多，只花了原版計劃的金額、人頭和時間就建設完成，在２００１年初，啓動了人類第一個全自動交易程序，不到半年就成爲紐約股市的頭號交易方，把我留在BNP的老程序打趴在地。
不久就有傳言説BNP的法國總部對生意的消亡做了問責，那兩位美國好兄弟隨即開始互撕，把責任往對方頭上推，結果是小弟鬥爭失敗，黯然離職。接著他們團隊裏唯一的法裔交易員忽然邀我到紐約吃晚飯；其實他和我並不熟，不過我估量一下，有動機、有辦法搞下BNP費城分部美籍總裁的也就只有他了，於是欣然赴約。果然他主動請教我如何挖上司的墻脚；我把歷史實話實説，特別强調這批人竊佔功勞、欺瞞總部的事。這位法國人顯然已經做過嘗試，他說美國佬答稱當初重用我是他的慧眼，逼我離職是手下的錯誤。我說我不是他僱的，後來卻絕對是他開除的，只要回想他以往自我造神時的説辭，就知道無所謂慧眼；法國人點頭微笑。幾周之後，我聽説BNP費城分部的總裁退休了。
我自己也退休之後開始寫博客，照理說這行業一般以追求流量為目的、娛樂讀者為手段，換句話説，這是空口説白話、幫助群衆浪費時間的專業，但是我的用意卻是教育中文社會中的知識分子，所以也就沒有甩掉低調的哲學，很多事點到爲止，沒有必要的話能少説一句就少説一句。其實後來我的生意失敗，也的確正是樹大招風才受了美國大銀行通過監管單位和競爭性企業的夾擊。除了會吸引敵手的打擊之外，強出頭也分散辦實事的精力和專注，影響自身的心態，所以我對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戰略是非常認可的；現在我一再强調中方對美國的打壓無可退讓，也絕不是意氣用事，而是客觀環境已經完全轉變之下所達成的理性邏輯結論。
自從一年多前計劃返臺照顧雙親，我開始希望有機會對國家社會做出更直接的貢獻。韓國瑜異軍突起，又決定參選總統之後，我覺得他似乎也關心弱勢族群，是同道中人，所以在去年夏天返臺期間還特別毛遂自薦，接觸了韓的團隊，要求安排半小時的會談。不過這跟我找工作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爲我有美國國籍，不可能出任公務員，再加上幾年來在博客公開說實話，我自知已經成爲公關上的包袱，連非正式地加入他的團隊都會負面影響選情。我的目的，純粹是要給出幾點改善台灣行政和經濟效率的建議，希望有政治權力的人把它們付諸實行。
結果那人很客氣、仔細地聼完我的想法之後說，韓忙著競選，沒有時間，就算有時間，對我的建議也不會有興趣。當時我還不能確定這個“不會有興趣”是什麽意思。回到美國，在九月初反而收到國民黨的智囊籌備組織的聯係，問我是否有意願在韓當選之後加入他的經濟智囊團。我並不是國民黨黨員，但這聽來正是一個貢獻所學的大好機會，因此就一口答應，順便還托他轉達一個及時的建議，希望能對韓的選情有幫助。以下節錄自2019年九月5日我寫的電郵：
“韓國瑜的造勢集會應該適可而止；這種集會游行，參加者很開心，但是中立的旁觀者很快就厭煩，反對者反而會被激怒。上周英國各大城市都有大規模游行，抗議Boris Johnson强迫國會休會三個禮拜，結果Johnson很高興，因爲這樣的新聞正可以幫他動員Brexit的支持者。韓國瑜下一步選總統，必須對藍營以外的選民也做訴求，造勢集會並不是擴大選舉盤面的最好方法。”
過了幾周，韓的造勢集會變本加厲，民調反而一路下降。我知道那位國民黨籍的經濟學者和韓也不熟，只能轉送建議給競選團隊，但還是忍不住向他抱怨。下面這段話來自九月30日我發給他的電郵：
“今天我在中國時報上看到韓國瑜支持率持續下降的消息，覺得他繼續用死忠粉絲造勢自嗨真不是件好事。大選一般是以爭取中間選民爲重，他應該好好考慮一下自己在中間選民眼中，長處在哪裏、短處又在哪裏。
我們會偏向支持他，是因爲他關心庶民，這也是他最大的長處，我不懂他爲什麽不專注强調這一點。四年前我曾寫了一篇給洪秀柱的建議，我覺得至今也是適用的，請參閲如果我是總統候選人。
至於韓的短處，今年夏天我在台灣和親戚朋友聊天，他們不分藍綠一致認爲他是一個草包。其實這種印象也是可以扭轉的，只是需要學術界的人進入他身邊的小圈圈，在演講稿上多下一點工夫，然後安排一些“隨機自由發揮”的深刻見解。這其實是民主體制下的老把戲，邱吉爾就很喜歡把事先準備好的講稿，僞裝成隨性發言，尤其是到了最學究性的段落，還要特意停頓一下，假裝是在尋思找最好的字眼。
我自己在企業界的經驗，是一個高級主管不必對行政事務有深入的瞭解，但是絕對必須能任用並保護有學識的幹才。韓在去年選上市長之後，似乎並沒有建立有系統、有組織的幕僚團隊，顧問和下屬雖多，能真正見他一面做出建議的人卻很少，這不但影響他的選情，更會對他將來執政的品質定下上限。他如果能改，最好趕快；如果不能改，那麽選不選得上也就無關緊要了。”
當時連碰兩次一鼻子灰的我，已經知道韓國瑜聽不進好的建議，也很可能選不上，所以話説得很重了。其實和我聯係的那位學者自身也愛莫能助，我這樣對著他發泄怨氣，不是很公平的做法。不論如何，這次台灣大選的結果，既非意外，也不必惋惜。我早已一再解釋過，統獨是中美博弈的一小部分，台灣本身並沒有話語權。台灣今日的政經困境，是李登輝和馬英九30年反智、反理性政策的後果，除非有小羅斯福級別的大政治家掌權，否則誰當總統都無法扭轉大局，那麽由民進黨繼續執政，至少有厘清局面、消弭幻想的好處。
雖然台灣選民堅持專注在毫無實際意義的統獨議題上，我還是希望台灣盡量避免常年虛耗，而能推動不帶任何顔色、而又真正有益民生的改革。當然，就像我在上文提到的，要做實事、搞改革最好是不要大聲張揚，謀定而後動，可以避免給予既得利益者動員抗爭的機會。但是我沒有通往權力核心的管道，公共論壇是我唯一發聲發力的平臺，所以前面説的要改掉低調從事、點到爲止的習慣，實在是不得已的決定。尤其這些建議，正是打算年底成立智庫來大力鼓吹的事，那麽現在就先宣傳一番，也就完全順理成章。
我在《一個嚴重的公共健康問題》一文中所討論的現代食品加工業濫用廉價果糖以致於糖尿病汎濫的議題，就是屬於無色、中性類別的公共政策。不過它是我在去年年底才關注的，那麽我在六月試圖向韓國瑜建言的事項是什麽呢？簡單來説，就是所謂的“E-Government”，利用現代的網絡和數據科技，來革新政治和經濟的治理體系。
這當然不是我獨創的想法，過去20年很多歐美的政商精英反復做出了類似的提議，連聯合國都有一個專門的年度進展報告（參見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2018-un-e-government-survey.html ）。不過這種兼有政治、經濟、社會和科技性質的大工程，從來就不是概念上有困難，魔鬼總是在執行細節裏（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雖然連很多亞非的第三世界國家也想凑熱鬧，實際上認真去嘗試而且有重要成果的只有少數幾個東歐國家，尤其是Estonia和Russia。
當年我在UBS創造世界第一部全自動交易程序的工作，就是一個必須結合商業、交易、金融理論、法律、通訊網絡、硬件和軟件的多方面綜合與創新，所以我對E-Government不是完全外行的空想，對實際執行上的關鍵有若干程度的估算和預期，在架構上也能做具體的討論。宏觀來看，我認爲E-Government會有四個階段：1）輔助既有文書工作；2）取代既有文書流動；3）超越文書系統對社會和經濟細節的監督和管控；4）做爲全新治理模式的基礎。第一階段的輔助性工作，主要是政府文件的電子存檔、搜尋和下載，這一點美國已經大致完成，但是台灣還在初始狀態。這在技術上和執行上都很直接了當，需要的只是政治意志（Political Will）和不太離譜的執行效率，所以我就不多置喙了。
第二個階段是一切對内對外公務的完全電子化和網絡化。因爲企業界早已實踐過，在信息技術上也沒有什麽困難，真正的重點在於公務流程的成文化和規範化以及法律更新處理的系統化和制度化。換句話說，在不更變政府組織的前提下，把部門之間和人員之間的協調、交流與管理全部轉移到網絡上。對一般百姓來説，就是任何政府手續，都在一個網頁上有正確完整的説明和手把手的全程處理。這應該是台灣政府在未來十年内政改革的核心，也會是我建立智庫之後繼續研究的重點之一。至於第三和第四階段，太過高遠，我們暫時就不必浪費心思了。
我覺得這個第二階段本身，又應該拆成好幾個梯次逐步施行，並且完全適合在縣市級別的地方政府先行嘗試。如果有哪一位勇於任事的縣市長想要推動這個改革，我很樂意通過新智庫參與籌劃和組織的工作。
前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里面就提到过当年高校的情况：“中国整个的社会科学的前沿，也即最时髦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无非是谩骂中国的历史，指责中国的现实，丑化整个中华民族。谁用的辞汇新鲜，谁骂得痛快，谁就会成为名人，成为“优秀”的理论家。（这种否定派的意识形态）它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流进了大学，成为众多的大学生和教师崇拜的哲学。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对立了，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和中国的政治目标是对立的。这些对立的意识形态理论，较之其传统的理论学说，形式上更加活跃，内容上更加新奇。从而，在经济、哲学、文学，以至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随时都可能长生暴乱的根源。“现在的人可能无法理解当年打开国门后对国人的震撼，可以了解下前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相当于现在省委书记）、江苏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后来出走美国的许家屯的事情，许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透露出一种虽然自己身为中共地方大员，但在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之后，在香港人面前抬不起头，丧失自信到事事按照香港人的喜好和标准甚至逢迎讨好来办事的地步的感觉，彼时许已身为高官，去到的地方还是香港而不是欧美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尚且如此，那些当时的学生（现在可能成为了体制内的专家官员）在面对这种巨大落差的情况下能否坚守信念自然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还记得方方，张抗抗，蔡霞吗？这种精英的态度和信念的堕落也成了博主在八方论坛谈到的中国教育腐化的主要原因，还有另一大原因是文革之后的矫枉过正对知识分子的纵容。
我试著总结一下王博对于教育方面的建议，王博认为应该把那些罔顾事实与逻辑深受西方宣传洗脑的专家学者打发到智库里面作为良性肿瘤隔离开来，不要毒害下一代学子；把社会科学从人文科目解放出来，另设政经学院，只要是求真的学术，就必须坚持对求真的尊重，并注重对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且至少也应该加上一门全员必修的社会常识课，亦即以逻辑方法为骨干、经济学为示范案例、辅以世界历史（尤其是昂撒殖民历史）的公民教育。还有在基本公共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也应该纠正过往那种去瞎编名人事迹名人名言以及像高考阅读理解（比如“诡异的光”）那样，命题人想要让学生去脑补连人家原作者都不知道的一盘“大棋”的不正之风；尤其应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和对公立教育的投入。
从一个大陆人的视角来看，国台办以及对台部门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糊涂，但毕竟大陆这边吃对台这碗饭的机构不计其数，大陆的一些高校甚至包括职业学院都有成立对台研究机构来吃公粮，还有一些学者指着对台事务发论文，地方甚至中西部的县级政府都有县级台办的编制。对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国家统一的大业未必有自己的饭碗重要，毕竟台湾统一这些机构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有意无意的妨碍政府达成最优解也就在情理之中。只是改革官僚机构并非一朝一夕的事，类似的比如少民宗教问题，即使在爆发了拉萨，乌鲁木齐，昆明火车站这类轰动全国的暴恐事件，中央改革起来都是阻力重重，自从改革开放以后直到去年才把非少数民族的汉族陈小江调到民委任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对台方面或许是中共内部优秀人才有限，还要去处理其他的要务，所以显得有些左支右绌。
//我的意思是：《農林22條》裏，開農場是合理的//
印象中，當時王兄寫了篇小文，談及台灣底層走投無路，只好臥軌而被鍘體的慘況，悲天憫人之情躍然紙上。我就提了個建議——參考當年大陸為歸國華僑（例如印尼華僑）而設的華僑農場（例如英德茶場），不妨設立台胞農場，為那些還有求生欲望，認知能力尚未完全殘缺，不抗拒做中國人的台灣底層民眾，留一條活路。
此舉無論從民族大義、現行法理以至宣傳效果來看，都是合理可行的。所以我希望國台辦能辦些正事，配合對岸真統組織，以農林２２條為契機，好好落實下去。當然，民進黨當局若悍然阻撓，那就有好戲看了。（除了莫須有的通匪，即所謂危害國家安全，實在找不到法理依據）
記得，數年前王兄論壇開張不久，我提到的＂華僑農場模式＂，應已經展開了。希望國台辦能辦點正事，與台灣方面真心統一的組織好好配合，說明、引導一下。
关于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发展以及在扶贫话题上提到的超越某一省份从全国角度进行协作我想再请教博主一点看法，就是“区域均衡“。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崛起的肯定就是北京及沿海地区城市，后来由于经济和产业升级，大学也在扩招，中高端产业在不断发展，很多中高端工作机会也就主要集中在这些北上广深以及部分新一线城市，这也导致了即使是名校毕业生也主要集中在少数的大城市进行竞争，提高了竞争烈度，降低居民幸福感，陷入考名校--找到好工作--大部分好工作在少数大城市--竞争激烈学区房昂贵--贷款硬着头皮买下来--还房贷--生孩子搞教育军备竞赛，然后孩子长大也重复这个过程，这也是大陆互联网上广为诟病的”内卷“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专业强势的政府干预的话，会出现年轻人挤在少数一线城市住房、医疗、教育成本太高水深火热，其他地区则缺少年轻人口而水深火热。当然“区域均衡”也像博主说的属于一个很大的高层级话题，而且官方要做的也有很多，我认为雄安新区的设立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概括地讨论就例如中西部城市的官员素质普遍比不上沿海城市，提高官员素质也是一个方面；顶尖高校均衡发展布局，在少数大城市之外建立外地校区；大型央企国企带头搬迁；鼓励尖端高薪私企在内地开设研究院和分公司。当然这还牵扯到博客里老生常谈的教育部门在消弭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上倒行逆施的问题。
中国自开放资本家入党，进入人民代表大会之后，这些资本家和既得利益者自然是屁股决定脑袋，之前有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宇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就是私立教育培训机构老板）呼吁高考取消英语科目，把中小学生的英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与此类似的还有深圳两会一位家境优渥的青少年代表也呼吁“不要让一张试卷决定未来”。既得利益者这样做的确是普世问题，我一直觉得如果习近平要改革的话这些所谓的代表里面的诸多既得利益者肯定是一大阻挠，也许也是他决定连任的原因之一。习近平上任大力整顿了官僚的纪律，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开始着手整顿人大代表里的如资本家马化腾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博主之前提到了美国黄金时期资本是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但是现在中国资方压榨劳动者996的事情是年轻人中非常热门的话题，请问996 的问题是否短期内没有办法妥善解决只能等到中长期中国产业升级成功开拓新兴市场才能得到有效缓解？
谢谢王博这么精细的回复 ，私以为高等教育腐败的这个问题 ，影响深远，但是改革难度却相对较小 ，牵连的利益相关方较少并且能量不大，实在是应该排到改革第一优先 ，之所以拖到今天不动手，纯粹是高层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真心希望看到这条建议的国内知识分子 ，能大声疾呼上达天听 ， 毕竟在国内能清晰看到这一点的知识分子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