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第一次吃到水煮花生，是在辦公室。那天，特洛伊從他的午餐盒裡掏出一袋無殼花生，遞了一把給我，問：「你吃過這種只加鹽的水煮花生嗎？」
我漫不經心地接過來，回答說：「小時候常吃啊。」
當時，我在一家小型生物製藥公司，與美國癌症研究中心合作，研發抗癌藥物。年輕的同事特洛伊身材高大，金髮碧眼，五官稜角分明，像電影《第凡內早餐》裡的男主角喬治‧比柏，只是鼻尖微翹，顯出一點稚氣。他總是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談吐穩重，偶爾流露幽默。他初來公司那會兒，就被安排和我共用一間辦公室，日常多有交集。
那天看我一臉無動於衷，他倒是很認真地補了一句：「這可是南方黑人文化裡的靈魂食物之一。我媽雖不是黑人，但她的家族來自南方，所以我從小吃這個長大。」
我低頭看著那一把溼潤柔軟的花生，心中微微一震。記憶忽然倒帶，回到小時候的台灣，母親是金門人，親戚從她老家寄來的金門花生特別扎實，不論是否帶殼的水煮花生都非常香甜，還有著名的花生貢糖，都是我們這些滿臉青春痘的孩子最甜蜜的零嘴。
臺灣土產的花生，顆粒比較飽滿，更適合用慢火與油炒，撒一點鹽，搭配一盤滷豆乾。父親說，這樣一起吃，有牛肉的味道，配著金門高粱，是貧窮年代裡的一點奢華。
然而我從未想過，這樣一顆小小的豆子，竟在地球的另一端，扮演著截然不同、卻又同樣深刻的文化角色。
其實花生並非堅果，而是豆科植物，與黃豆、扁豆更為接近。根據植物學考證，花生最早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的南美洲安地斯山區，成為印加文明的重要蛋白質來源與祭祀作物。十六世紀西班牙與葡萄牙殖民者的擴張，把花生帶往非洲西岸，並迅速融入當地農業體系。花生在非洲被稱為地豆(groundnut)，由於耐旱、產量穩，成為沿海與沙漠邊緣地帶的主糧之一。
十八至十九世紀，數百萬非洲人被迫踏上跨越大西洋的奴隸之旅，他們帶來的不只是勞動力，還有知識與記憶，其中就包括對花生的種植與料理方式。在美國南方溫潤的土壤中，花生重新生根，也逐漸嵌入非裔美國人的文化血脈。
水煮花生的作法，其實來自西非。當地人習慣將新鮮未乾燥的花生連殼與鹽一同煮上數小時，使花生仁吸飽鹹香，柔軟濕潤。這樣的吃法在美國南方廣為流傳，尤其是喬治亞、阿拉巴馬、密西西比、南卡羅來納一帶的黑人社會之中，成為日常，也成為象徵。
對許多非裔家庭而言，水煮花生不只是零嘴，更是歷史的延續。奴隸時代，花生田是勞動場域，水煮花生則是營養來源；價格低廉、製作方便，能養活孩子，甚至成為地下販售換取自由的工具。進入二十世紀，許多南方黑人開始在街頭擺攤販賣水煮花生，從小本生意中累積微薄財富，也象徵文化尊嚴。
至今，美國南方的州際公路旁，仍常見手寫木牌「Hot Boiled Peanuts」。對當地人而言，那是童年與故鄉的味道；對外地遊客來說，原本以為是「普通的乾炒花生」，一旦他們發現果殼是濕的，裡面的堅果又軟又多，那是一口融合驚訝與驚喜的異鄉口感體驗。
對許多其他美國人來說，花生的記憶則多從經典的花生醬與果醬三明治(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andwich)開始，自二十世紀初進入學校午餐系統以來，便成為美式生活的標配，其它的零食如花生醬餅乾、巧克力棒、Reese’s Cups……，其實花生無所不在。
然而，它同時也是一種潛在威脅。花生過敏是北美最常見的食物過敏之一，尤其在兒童族群中，可能引發致命的過敏性休克。目前並無絕對治療法，只能靠口服脫敏治療部分緩解。有過敏兒的家庭必須時刻警覺，閱讀食物標籤，避開各種含花生成分的食品，這樣的緊張感，許多亞洲人比較難以想像。
因為在亞洲與非洲，花生過敏極為罕見。研究推測，嬰兒期的飲食習慣可能是關鍵。2020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建議：若嬰兒無過敏體質，應在四至六個月大時適量引入花生產品，以降低未來發病機率。這項指引，也迫使食品業者重新思考製程與標示，為安全與味覺之間尋求平衡。
花生，一顆貌不驚人的小豆，卻串聯起全球的食物鏈、亞洲、非洲與美洲的歷史脈絡、美式工業與家庭記憶，也挑戰著現代醫療與消費社會的界線。它既是慰藉，也可能成為危機；既是口腹之欲，更是身份、歷史與文化的象徵。
我還記得那年，開車南下佛羅里達，一個悶熱的夏日傍晚，途經喬治亞州的古城沙瓦納，轉角的街邊，一位非裔老奶奶坐在搖椅上，身旁一鍋水煮花生正冒著熱氣。她笑著剝開一顆遞給我，說：「這是我們南方的味道。」
我接過那顆柔軟鹹香的花生，忽然想起多年不見的特洛伊，也想起母親的貢糖、父親的炒花生配滷豆乾。此刻，花生不再只是味道，而是跨越語言、族裔與時間的記憶容器，是一個時代、一個家族，乃至一個人，在異地他鄉悄然發芽的歸屬感。(寄自馬里蘭州)
本文刋登在2025年8月9日世界日報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