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克山頂上的雪終年不化，我們必須搭乘直昇機，飛過陡峭的山脊，在層疊的山峰間爬升。當時，我想起臺灣的空拍家齊柏林先生，試著掌握我手中那台顫抖的錄影相機，才曉得，人是飛上天沒錯，但視角上是受挫的。也難怪專家是把攝影鏡頭架於機身外，以旋轉的方式取景。

　　當時機上，機長是紐西蘭人，另有六名乘客。我手右邊坐日本人，他十分拘謹，並沒有積極拍攝眼下的壯麗；另兩名印度夫妻就顯得自在多了，並不像我如此把握短短的三十分鐘行程，拚命拍攝，手指是凍僵冰的，所有的血液都輸向食指按快門。

　　在十分鐘的飛行後，我們在一處較為平緩的山棕停駐，能活動的位置有限，兩側是深谷，風速讓我不敢趨近邊緣，以直昇機為中心行走。

　　回程時，貼近湖口下降的飛行，讓孩子的耳道產生壓力並且疼痛，我親愛的孩子開始哭泣，流下我擦拭不完的眼淚。印度夫妻不斷問他：你好多了嗎？好多了嗎？

　　原本，印度太太在峰頂上，用手絹包了一球冰塊帶下山給她三歲的孩子看。那塊冰已經化得只剩下一塊橡皮擦的大小，顯然，在看不見媽媽的這三十分鐘裡，稚幼的他十分難熬。

　　為什麼山上的雪終年不化，可是，讓人帶下山一樣溶成水。那不只是溫差問題。大自然有些東西是存在於沒有人的所在。而情感的溫度則煎熬於距離之間。庫克山依然沉默，卻似乎在我耳邊說了些呢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