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國共內戰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李煜，〈虞美人〉

 

以上這闕詞不啻是國民黨在大陸垮台的最佳寫照。1946至1949年的國共內戰，可以說是繼開啟中國千古未有變局的鴉片戰爭以來，另一場影響中國往後歷史發展的重大關鍵。

 

山雨欲來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民黨主政的國民政府暫停追剿中共，展開國共第二次合作，欲為抗日而努力。實際上雙方相互猜忌，國府欲收編共軍削弱中共實力，中共欲趁抗日合作擴大勢力，所以當1945年抗日戰爭一結束，國共衝突遂不可免。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在佔領區內設立附日政府[1]供其驅策，但佔領區人民多心向國府。當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在八月十五日傳到上海時，市民紛將報紙刊出的日本天皇投降詔書搶購一空。當國府將領率領軍隊進入上海市時，受到數十萬民眾的熱烈歡迎。有的行業甚至還拿抗戰勝利作廣告拉攏顧客，上海麗園餐廳的菜單上有「和平大菜」、「勝利快餐」，而揚子舞廳則以「慶祝勝利、世界和平、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的理由，打出「茶資一律半價」的廣告！至於在台灣方面，根據記者吳濁流描述，台北市「全市像沸騰似的，為了祝賀而長年匿跡的花燈、花籃、鏽彩拿出來裝飾，大放鞭炮，全市已化為歡呼的漩渦。有些無賴流氓利用放鞭炮時故意把爆竹扔向日本人的腳邊惡作劇」。就在舉國歡騰之際，國府面對的卻是戰後各項艱難的建設工作，首當其衝的就是接收與復員問題。

 

日本投降後，國府考慮到日本佔領區範圍廣大，又要嚴防中共接收，便下令給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說：「軍事行動停止後，日軍可暫保有其武裝及裝備，保其現有態勢，並維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希望藉此拉攏日軍軍心。此外還要求日軍可對共軍的「攻擊」採取「自衛行動」，以便國府人員順利進行接收工作。此舉自然引起中共反對，主張中共也有接收之權，於是國共雙方兵分兩路，各自進行接收工作。

 

不過，國府的接收工作並未明確畫分接收機構的職責及詳盡的接收辦法，導致亂象叢生，怨聲載道。軍政部接收組在徐州竟可以接收菸草公司和醬油廠等企業！他們強調紙菸、醬瓜屬於軍用品，因為當兵的人也需要這些物資！在上海，湯恩伯的軍隊與上海警備司令部為爭奪一處俱樂部，相互開槍射擊，死傷多人，釀成流血事件！接收的亂象使蔣介石不得不承認，接收工作「系統紊亂，權責不明，有利相爭，遇事相諉，形成無組織狀態」。而且大批國府官員趁機官商勾結，中飽私囊，就有報紙譏諷接收為「劫收」，並稱那些大發接收財的人為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車子、女子、票子全都接收到了）。接收工作顯露出國府貪污腐敗的一面，讓不少民眾失望。

 

戰後的復原工作也狀況百出。以教育復原為例，戰時大專院校多遷往西南各省，戰爭結束後本應將人員、設備、圖書儘速遷回原校，但是因為時局不安與運輸不便，返校工作拖延甚久。甚至有的學校早己遭戰時砲火破壞或被挪用，例如天津的南開大學校舍遭到轟炸，清華大學的校舍被日本人佔用，設備早已為之一空，就算搬回原校，上課環境仍舊不佳。所以北大校長傅斯年曾痛心指出：「淪陷期間各學校管理欠善，學習風氣不若戰前，該地（指北京大學）戰前學生程度為各地之冠，今已一落千丈」！

 

軍事復員的失敗更間接促使中共兵力壯大。1945年底國軍數量有四百五十萬人、附日政府的軍隊有六七十萬人，共軍約七十餘萬，共計六百餘萬人，基於戰爭結束及財政考量，裁軍復員勢所必行。可是中共對共軍裁編有意見，國府只得延宕對共軍的裁編，但仍對其餘部隊實施。國府所採取的作法是重視正規軍，尤其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至於附日政府軍及其他各地游雜部隊則是採保留力量較強、較有影響力的部隊，其餘解散的辦法，由於作法頗為不公，導致部份被解散的官兵轉而投靠中共。另外，在轉導官兵轉業上，大多令其退役返鄉，這些返鄉的士兵在殘破的家園中無法立足，有些人只好改投中共以求溫飽。

 

美蘇亂舞

戰後國共衝突可視為美蘇兩國在中國的角力戰，為冷戰的先聲之一。國府在抗戰初期與蘇聯往來密切，當時唯一的軍事援助即來自蘇聯。後來歐洲戰事緊繃，蘇聯自顧不暇。接著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正式介入戰爭，才與國府互動頻繁。戰爭末期國共之間已出現明顯爭執，美國希望中國局勢穩定，指派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調停國共糾紛，他在重慶與延安兩地穿梭來回，終於促成雙方展開會談，結果在諸多問題上意見紛歧，赫爾利也不滿美國國務院親共人士的掣肘，於1945年11月辭去駐華大使職務。

 

赫爾利辭職，美國另派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為駐華大使，繼續調停國共糾紛。他於1946年成立三人小組–國民黨代表張群、中共代表周恩來與美國代表馬歇爾共同處理國共問題，並發表國共停戰的命令。不久就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參與的代表有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民盟及無黨派等人士，會中達成軍隊國家化等五項協議。可是沒想到馬歇爾回國述職後，因為對日宣戰出兵佔據東北的蘇聯，這時開始從東北撤兵，不僅劫掠工業設備，又資助中共武器裝備，國共雙方在東北重啟戰端，加上中共不滿政治協商會議中的部份協議使得國共衝突竟又加劇。局勢至此，馬歇爾已無力制止國共衝突。中共除持續進佔各地之外，同時宣傳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1946年底，北京發生美國軍人企圖性侵害女學生沈崇的案件，舉國譁然，反美運動大起，讓駐華美軍陸續撤返回國。此時，馬歇爾仍寄望於不屬於國共兩黨的第三勢力[2]可以居中調停，但成效甚微，1947年元月，美國總統杜魯門正式宣告馬歇爾調停任務失敗。

 

馬歇爾調停失敗，使美國對介入中國事務感到失望，除逐漸斷絕美援國府外，亦採消極態度應付中國事務。馬歇爾回國後改任國務卿，執行重歐輕亞政策，援助希臘、土耳其等國，阻止蘇聯勢力擴張。但許多美國官員認為，為避免蘇聯在遠東地區坐大，威脅美國安全，不能放棄對中國的援助，因此解除對華軍火禁運，並派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到中國調查，結果魏德邁對中國局勢極感失望，在給馬歇爾的報告中指出國民黨官員貪污腐敗，國民政府即將崩潰。當時適逢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魏德邁就認為這都是因為國府官員貪污，以征服姿態入主台灣之故，主張台灣應由美國接管、或由聯合國託管。不過該報告被美國政府列入機密，束之高閣。1947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已預測中共將獲得最後勝利。1949年，美國不希望蔣介石勢力進入台灣，導致中共攻台，乃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3]，欲讓蔣介石不能「合法」入台，另一方面也下令給駐華大使館，考慮是否應提出承認中共的條件。更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指出係因國民黨政府本身的無能與領導錯誤才讓中共有機可乘。此舉讓中美關係降至冰點。

 

蘇聯亦在國共衝突中佔有重要角色。中共也不諱言須靠蘇聯協助以竟全功。1945年中共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即公開表明：「中國革命不能單獨勝利，中國革命必須有蘇聯的幫助」。戰爭末期，蘇聯已經在考慮是否應撕毀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入侵東北地區。後來美國為促使蘇聯儘速加入戰局，與之簽訂雅爾達密約，喪失中國權益甚鉅，蘇聯乃對日宣戰，出兵進佔東北。戰爭結束後，中國與蘇聯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藉以挽回喪失的權益。當時蘇聯支持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希望中共能與國民黨共組聯合政府，並未想到中共可以完全取代國府，所以常在國共衝突時約束中共行動。

 

不過，由於美國政府極力援助國民黨政府，蘇聯就採兩面手法因應。一方面履行條約義務，把東北鐵路及沿線的大城市移交給國府，另一方面暗中將日軍武器裝備轉交中共，錦州以南至山海關的沿海地區交由中共控制，又讓東北抗日聯軍深入東北各地，私下協助中共活動。起初林彪僅率十餘萬人進入東北，因為蘇聯的協助，不到三年的時間就發展成號稱百萬的第四野戰軍，亦使中共能在東北站穩腳跟。由於中共在東北時時聽命於蘇聯，而且在內戰中漸佔上風，終於使蘇聯積極支持中共，甚至與之簽訂貿易合同，加強雙方的經濟交流。美、蘇兩國各自支持國、共，暗中亦相互較勁，例如蘇聯後來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撤回東北駐軍，但眼看美國卻可以派兵協助中國，便一面讓中共鼓吹反美運動，一面訴諸聯合國，要求美國須從中國領土撤兵，才迫使美軍撤離中國。

 

國共內戰

內戰初期，國軍無論在數量或是在武器精良程度上均超越共軍。一九四七年六月，國軍在經過整編復員後，人數仍有三百八十萬，而共軍僅約一百九十五萬左右。在武器裝備方面，因為國府有美援，又接收許多日軍及附日政府軍的裝備，而中共的武器裝備就算有蘇聯的援助，初期仍落後國軍不少。

 

為方便論述，一般將戰後國共內戰的起點定為1946年，其實早在1945年八月中旬日本剛宣佈無條件投降，國共就在八月下旬爆發軍事衝突。只不過受美蘇兩國影響，戰爭時打時停，也多限於局部地區，未擴大戰事。至馬歇爾調停失敗後才擴大為全面戰爭，1947年七月後，國府更發佈一系列有關「動員戡亂」的綱要及辦法，正式與中共決裂。

 

從1945年八月起，國共之間發生不少戰爭，國軍就已是敗多勝少，1948年更是戰局逆轉的關鍵，從1948年八月至1949年二月期間發生的國共「三大決戰」：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國民黨稱徐蚌會戰）與平津戰役，國軍竟全部敗北！奠下日後兩岸分治的先聲。

 

國軍雖在東北地區佔有許多大城市，但中共勢力頗大，經過幾番爭奪戰後，1948年夏季，國軍在東北的據點只剩下長春、瀋陽和錦州三處，由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負責，兵力約四十餘萬人。中共最初主攻瀋陽，後來因錦州是東北通往華北的門戶，戰略地位重要，又轉而集中兵力，攻打錦州。而蔣介石也相當重視錦州，但他眼見東北局勢糜爛，希望能堅守錦州至少兩個月，以利東北國軍順利撤退，因此錦州成為國共矚目之地。後來錦州被共軍合圍攻克，全殲十餘萬國軍。錦州的陷落切斷長春、瀋陽兩地向關內的聯繫，東北易主已是遲早之事！長春從八月起即被共軍包圍，糧食補給全賴少量空投，因此軍民饑餓，「每日餓死者不下百人」。由於城中蔣介石嫡系部隊能優先分配補給，引起其他部隊不滿，促成第六十軍「起義」投靠共軍，長春大勢已去，守軍只得全部投降。至於瀋陽，情況亦類似長春，部份非蔣嫡系部隊紛紛投降，十一月初，瀋陽終於被攻陷。遼瀋戰役國軍損失四十餘萬，美式裝備也多為中共所得，東北完全落入中共之手。

 

遼瀋戰役結束後，雙方重心轉往華北及徐州一帶，這裡先敘述較早發生及結束的淮海戰役。徐州位於隴海及津浦兩條鐵路的交會點，戰略地位重要，蔣介石就曾在給黃百韜的親筆信中表示：「徐淮會戰是我革命成敗，國家存亡之最大關鍵」， 1948年設徐州剿匪總司令部，以劉峙任司令，但平庸無能，蔣又以杜聿明為副司令，實際指揮徐蚌戰事。當時黃百韜的第七兵團奉命向徐州集中，結果十一月中旬於碾莊被共軍所圍，適逢拱衛徐州東北方一帶的第三綏靖區兩名副司令張克俠、何基灃為中共地下黨員，因不屬蔣嫡系部隊而受歧視，結果「起義」投靠共軍，此舉不僅使國軍防線洞開，也阻斷第七兵團與後方的聯絡。

 

為解黃百韜之圍，蔣曾派軍隊增援，都被共軍阻擊。後來黃百韜見彈盡援絕，在共軍進攻，突圍無望之下自殺而亡。第七兵團共十二萬人全部覆滅。至於其他國軍將領則陸續被共軍圍困，如黃維兵團被圍於雙堆集、撤出徐州的杜聿明（劉峙早已南逃）帶著大批難民，隨同邱清泉、李彌兵團被圍於青龍集、陳官莊一帶。十二月十五日，黃維兵團瓦解。而陳官莊包圍圈的情況更慘，少量的空投糧食補給被不肖官兵貪污，出現以物易物的黑市交易，沒有配給的難民只得拿貴重物品交換，最可憐的就是女學生和其他婦女，被迫「為娼」或作軍官的「臨時太太」以求活命！在這種情況下當然無法提振民心士氣，結果1949年元月十日國軍突圍失敗，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自戕，李彌僅以身免。淮海戰役中，國軍出動的將領及部隊，均為中央嫡系精銳，仍難逃戰敗命運，五十餘萬名國軍全部被殲。

 

淮海戰役結束前，平津戰役已在進行。蔣介石以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兵力約五十餘萬人。傅作義本人為起家於綏遠、察哈爾一帶的地方實力派，與中央關係不深，對於內戰則認為「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此時尚願為蔣介石與共產黨一戰。可是國軍在平津戰場上只保有北平、天津、張家口及承德等城市，其餘多落入共軍控制。1948年十一月底共軍採取攻勢，至十二月中旬，北平、天津等城已被包圍。隔年元月中旬天津被共軍佔領。而北平從被圍困開始，城內各界人士紛紛主張和平解決北平問題，避免生靈塗炭及破壞文物古蹟，傅作義權衡之下，終於決定與中共談判，元月二十一日宣佈投降，部隊接受中共整編。國軍在此役中喪失五十餘萬兵力，「華北半壁從茲失守」。

 

綜觀這三大戰役，國軍損失一百五十萬的精銳部隊，此後國軍已沒有足夠實力阻止共軍渡江南下及進行反擊，只能採被動防禦。從軍事上來說，國軍兵敗如山倒的原因不外乎將領們各自為政，蔣介石又動輒干涉戰略、戰術，指揮紊亂；而國軍將領不是腐敗無能，就是與中共關係密切。淮海戰役初起，國軍欲從海州（連雲港）撤退至徐州之際，劉峙竟洩漏軍機給替他作鹽生意的經紀人，讓其隨軍返回徐州！而國防部第三廳中將廳長郭汝瑰，常參與許多軍事密議，私下卻與中共往來頻繁，至於其他陣前倒戈的將領則不待言。國民黨情報不實也是原因之一。許多地區的人民常以真假難辨的情報迷惑國軍，中共又在國軍後方佈置許多監察電台偵察其動向，但國軍的電台卻無法打入共軍控制區。由此觀之，國軍若不失敗才是怪事！

 

無力回天

國府除了軍事失敗外，經濟、政治上亦混亂不堪。經濟上無法解決通貨膨脹以及貨幣改革失敗。抗戰結束之初，正值百廢待舉，但人民對抗日勝利的政府期望頗高，經濟一度好轉。不久後國共隨即開戰，許多社會、經濟問題紛紛顯露，亦加速通貨膨脹，導致民眾貧窮，更是反戰的原因之一。1946年中國躉售物價平均總指數與抗戰前相比上漲了三千七百十九餘倍，隔年即飛速漲至二萬七千一百餘倍！一百元的法幣在1943年可以買一隻雞，1946年只能買一個雞蛋，而到了1947年卻只可買三分之一盒火柴！到後來商家必須每隔兩三小時就要更改商品標價。所以有官員批評：「若不設法挽救，恐將因經濟的破產使政治崩潰」。

 

面對如此危殆的經濟情勢，國府欲藉貨幣改革解決經濟問題。1948年八月發行金圓券以兌換金銀外幣與法幣，初期兌換踴躍，但因發行量過多等種種問題，通貨膨脹反而更加嚴重，四川《工商導報》還刊載了一闕詞〈虞美人．寄調金圓券〉譏諷政府：「法幣金圓貶價了，物價漲多少！小民日夜憂漲風，幣制不堪回首月明中。金圓標準應猶在，只是價格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簇亂箭鑽心頭」！ 1949年七月又再發行銀元券，可是已無法挽救經濟頹勢。除此，通貨膨脹也導致工廠倒閉及失業率攀高不下，1946年光偏遠的貴陽一地就倒閉工廠商家一千零九十五家，許多城市都有萬餘人以上的失業人潮！更有許多人乘機大發國難財，國府為挽回民心，打算經濟管制，曾派蔣經國到上海督導，他聲言「打老虎，不拍蒼蠅」，打擊不肖巨商大戶，也查封與蔣介石關係匪淺的孔、宋家族產業「揚子公司」，最後遭干預而未盡全功。蔣經國倍感挫折，只能喝酒澆愁，黯然離滬。至於農村的情況則令人不忍卒聞，大量耕地拋荒，又逢自然災害，「遍地有呼號啼饑之聲，到處有顛沛流離之狀」！

 

政治上則派系傾軋。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有西山會議派、改組派、政學系、CC系、馮系、閻系、桂系、西南諸省實力派等，而大派中又有小派，大系中有小系，派中有系，系中又有派，關係糾葛複雜。其中影響戰後時局主要為政學系、CC系與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4]這三個派系為了權位與利益，在戰後接收、行憲選舉、中共問題上意見歧異，內閣亦因此更迭頻繁，時間就在這派系爭吵中悄悄流逝，對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頗有影響，所以蔣經國才說：「我們過去在大陸上的失敗，吃派系分歧的虧是最大的」。

 

另外，蔣李紛爭也是政局動盪的因素之一。民初袁世凱去世後，軍閥四起，雖然國府北伐後號稱統一，實際上卻是中央與地方軍閥互相妥協合作，多屬利益的結合。抗戰後可與蔣相頡抗的地方軍閥實力派是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因為行事常不附和蔣而遭疑忌。起先蔣想以行憲鞏固統治，下令選舉國民大會代表，引發爭議，許多人認為值此民生凋敝之際，行憲不宜草率從事，蔣仍執意行憲。選舉過程中行賄、安插親信等醜聞漫天飛舞，光首都南京就有不法之徒「投票時利用中小學生，輪流投票，常有一人至十次以上者」！首都亂象已如此，其餘地區自不待言。國大選舉落幕後，接下來要由國代選舉正副總統，由於蔣被視為總統當然人選，造成副總統的選舉競爭激烈，最後竟由蔣不喜的李宗仁獲勝。

 

國共內戰至1948年底，國民黨已露頹象，桂系將領白崇禧突然通電表示民心軍心不能再戰，要求和平談判。各省官員、輿論與美國政府亦希望蔣能下野以求談判順利，中共適時宣傳「蔣不下野，中共不和談」，在內外交迫下蔣於1949年元月二十日作出辭去總統職務的決定，由李宗仁代行職權。李上台後願意就「隔長江而分治」與中共和談。但事實上蔣雖下野，仍是國民黨總裁，依舊掌控各地軍政消息，暗地指揮將領以及安排政府崩潰的後路，例如將政府儲備的黃金白銀轉移至台灣。名義上的總統李宗仁知情卻無可奈何。後來李與中共的談判破裂，四月底共軍大舉渡江，五月底湯恩伯的兵團於長江下游一敗塗地，喪師失地，此後「江南半壁…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局勢至此已無法挽救，白崇禧兵潰粵桂、胡宗南西北瓦解、陳誠潰離東南沿海。蔣了解到時不我予，早已祕密將人員、物資運往台灣。李宗仁因時時遭蔣多方牽制，萌生退意，八月以後即不理政事，十二月初就棄總統職位赴美「休養」。蔣在各界要求之下終於在1950年三月「復行視事」。而國府首都自共軍渡江後幾經搬遷，已於1949年十二月八日遷往台北，這等於整個中國大陸已在中共掌握之中。

 

望峽興嘆

1949年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對決以失敗告終，退居台灣島，展開國共隔台灣海峽而分治的新局面，蔣從此只能望著台灣海峽興嘆。國共內戰以後的歷史發展，標示著中國歷史從此進入新的一頁，亦造成日後海峽兩岸之間的種種問題。

 

 

參考書目：

杜聿明等人著，《國共內戰祕錄》，台北：巴比倫出版社，1991。

丁永隆、孫宅巍合著，《南京政府崩潰始末》，台北：巴比倫出版社，1992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1998。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1998。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台北：商務印書館，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