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

 

從這污穢的陰溝裡泛出了人類最偉大的工業溪流，肥沃了整個世界；從這骯髒的下水道中流出純正的金子。人性在這裡獲得了最為充分的發展，也達到了最為野蠻的狀態；文明在這兒創造了奇蹟，而文明人在這兒卻幾乎變成了野蠻人。

                                                –A. de Tocqueville, Journeys to England and Ireland

 

前一陣子，一部日本電影《蒸汽男孩》，背景設定在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劇中主要是探討到底科學是為了讓人類過得更幸福？還是只為了滿足人類的野心？十八世紀末爆發的工業革命，其出現改變了人類過往的生活發展，我們甚至可以說，現在仍是處於工業革命的影響之下。所以，探討工業革命的發展與傳播，或許能讓大家進一步了解現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起  源

歷史的發展是連綿不斷的，因此某一重大事件的發生總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有歷史軌跡可尋。工業革命的出現亦復如是。首先，必須要探討的是為什麼工業革命會先出現於歐洲？其次，既然先發生於歐洲，為什麼先大行其道於英國呢？凡此種種，都是我們能夠去深入探究的。關於歐洲為何率先出現工業革命，其原因可分為遠因與近因兩大類。

 

就其遠因來說，中古時期以莊園經濟為主，較講求自給自足。但約從十三世紀開始，農業上因為技術的改良，使得農產品產量大增。適逢十字軍東征時期，促進東西交流，雙方之間的貿易也逐漸頻繁。在農產剩餘與東西貿易交流的影響下，商業逐漸復甦，城市開始興盛，也逐漸形成一批有錢有閒或有知識的中產階級，而這些新興城市裡的中產階級後來就成為推動歐洲文化的主要推手，文藝復興的興起即與此有關。

 

另外，十五、六世紀的海外探險活動，進一步開闊歐洲人的視野以及擴張商業活動。十六世紀時有一位學習自然哲學與醫學的學者達歐塔（Garcia d'Orta），他原先在歐洲時，從來不敢質疑古希臘與羅馬學者的權威。但當他到達葡屬印度群島後，他覺得眼界大開，興奮地寫道：「對我而言，開一次眼界勝過所有醫學之父和醫師的作品的總和」。甚至還誇讚說：「你從葡萄牙人身上學習一天的知識，就勝過跟羅馬人學上一百年」。[1]由此可知，歐洲人的視野隨著海外探險活動而大開。而西班牙、葡萄牙人的向海外探索，開拓了美洲、亞洲的通路，大批商人為了獲取東方的香料、蔗糖、茶、瓷器等物品紛至海外貿易，經濟活動大為風行。歐洲國家還攻佔許多海外殖民地，使歐洲能輕易得到殖民地豐富的原料與廉價的人力，壓低產品的成本，讓商業往來更熱絡。

 

宗教改革則削弱傳統天主教對思想的控制，有助於思想的解放。天主教自中世紀以來就自詡為上帝在人世間的代理人，以神學權威掌控歐洲人的思想，反對不符天主教神學思想的行為或想法。後來因為天主教會內部弊端叢生，引起有識之士的不滿，於是就有1517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年正式展開反抗天主教的活動，從此以後，天主教就分裂為新教與舊教。新教主要是減弱教會作為人與神之間溝通管道的代表性，認為人可憑自身直接與上帝溝通，而且新教重視人在世間的行為，只要認真過活，努力工作，便可受到上帝的眷顧，一反從前天主教輕視工商業的態度，因而提高工商業活動的發展；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科學家們提出新的天文學說，也動搖天主教傳統的權威觀點，也促使歐洲各國政府成立專門機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使科學風氣大開。

 

近因則是由於棉紡織產業的革新。歐洲原本因天氣較寒，是以毛紡織產業為主，當時的英國從中世紀以來就是西歐主要的羊毛產區。可是當歐洲人大肆進行海外探險與貿易活動時，英國人發現印度有品質優良的紗線與紡織品，便想以印度棉布突破歐洲市場。結果棉紡織品與毛料相較，棉比較輕而便宜，又容易清洗、染色、修改，穿在身上也令人感到舒適，用途也比較廣泛，所以棉紡織品遂在歐洲流行。為了改善棉紡織品的生產速度，就必須要改良紡紗機，但一直要到瓦特（James Watt）改良蒸汽機，將之用於紡紗機上之後，才有後來的工業革命。此外，起初商人是將棉布製造外包給工人，這些工人主要是在家生產棉布，是屬家庭式手工業。但因為工人的要求增多，還常偷工減料或不專心於工作，一種新式生產方式–工廠制度於焉產生，就是將工人集中一地，在固定時間內與嚴密的監視下工作。不過，迨至動力機械的興起才使工廠制度順利開展，因為龐大、昂貴、有效率的機械，只有工廠主才買得起，而且工廠的大規模生產也使家庭手工業的產量顯得微不足道。

 

英國為何會成為工業革命最早發生的國家。當時的法國無論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上都比英國先進，但英國在其他較具「實務」的層面上有較革新的表現。農業上，十六、七世紀時英國仍保有許多莊園式土地，大多零碎分散，地主不能任意處置，因為農民有權使用這些土地；而農民也無法佔為己有，因為沒有土地所有權。這種現象造成土地的荒廢，英國國會遂通過一連串「圈地法案」（enclosure acts），允許地主、商人可以圈有這些土地，許多原本擁有土地的人也被大地主併吞，這些土地後來多成為私有的大牧場、大農場。加上農業技術的改良，可大規模生產作物。由於圈地運動與農業改良的關係，大地主累積大量資本可投於工商生產，而因圈地運動受害的農村多餘勞力也轉用於工商業上。

 

工商業上，無論資本、勞力、資源、市場與技術上都有充份發展。除此，英國的政治、社會環境也較歐陸為優。十八世紀的英國政府距離民主制度尚遠，但與歐陸其他國家相比，卻是比較自由的。國會取消壟斷或妨害自由競爭的法案；大批具企業精神的新教徒從法國流亡至英國，使英國社會注入一股新的活動；而英國的貴族也不再以血統繼承為重，只要有鉅額財富的人就有機會封爵，間接鼓舞工商業的發展。

 

散  播

工業革命最先產生於英國，到一八五○年左右大致上已完成工業化。至於美國、西歐和中歐的大部份地區，則大約到一八四○年代，都已經開始或正在進行工業革命。何謂工業革命，簡單地說，就是人類社會從手工業走向動力機械的過程。工業革命以前，人類生產動力幾乎來自人力、獸力，但自從瓦特改良蒸汽機後，許多從前依賴手工完成的工作都由機械化設備取代。首先必須要提到的就是棉紡織業的機械化，傳統的觀點最初一直是根據棉紡織業來看待英國工業革命的歷史 因為它在英國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重相當大，甚至於可以支配英國經濟的運作。英國原棉進口量從一七八五年的一千一百萬磅，上升到一八五○年的五億八千八百萬磅。棉布產量從四千萬碼增長到二十億二千五百萬碼。從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英國棉紡織品的年出口額佔總出口額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所以英國左派史家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才說：「棉紡織業的興衰關係到整個英國經濟的興衰。棉紡織品的價格變動決定了全國貿易的平衡」。[2]

 

工業革命初期，最大的特色就是蒸汽機運用於工業生產上，象徵著蒸汽動力時代的來臨。蒸汽機除了應用於棉紡織業外，還應用於開採煤鐵礦、交通運輸等方面。在開採煤鐵礦時，礦坑的積水常提高開採的困難度，於是便出現以蒸汽引擎為動力的抽水機，促進煤鐵產量的增加，導致原料價格變得較低廉。因為煤鐵產量的增加，連帶地也使鋼鐵業興起與運輸業的革新。為了要將大量生產的煤鐵順利地從產區運往工廠或港口，快速安全的道路運輸應運而生。早期雖有鐵路，但仍是以馬拉車。蒸汽機改良成功後，有人便想將蒸汽動力運用於鐵路運輸上。最先使用蒸汽引擎推動火車在鐵路上行駛的人是史蒂文生（George Stephenson），他於一八二五年成功完成使用火車運煤的任務。從此以後，鐵路開始在各地興建，它大大提高以陸路運送人員、貨物的速度與數量，這是它最重要的意義所在。而隨著鐵路的大量修建，自然也提昇工業發展。

 

另一項運輸的革新就是蒸汽船。早期蒸汽船究竟為何人所發明，已不易確定，因為當時不只一個人在從事蒸汽船的研發工作。目前已知約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時，蒸汽船就已經運用於航行上，日後逐漸風行。這是因為蒸汽船的出現改變以往的運輸行為。從前以帆船為主的年代裡，海洋航行的船隻常受氣候限制，會因風浪過小而無法啟程。但蒸汽船出現後大幅降低這種限制，船隻可以利用蒸汽動力順利航行，因此鼓勵水運業的發展。例如英國蒸汽船的數目，一八三○年不到三百艘，到一八七○年增為三千多艘。蒸汽船的出現，使水運成本低廉，讓各國可以將其貨物順利推銷至各地，亦使得原料與食糧的價格變得比較便宜。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工業革命踏入另一個新階段，就是電力與石油取代蒸汽成為主要的能源。蒸汽機使用時有一個大缺點，就是需要大量的燃料，從而提高成本，於是工程師與科學家就想找出能替代蒸汽燃料的辦法，其中一項就是電力。十九世紀中期以前，已有人闡述發電機的原理，但須至一八八二年時，美國科學家愛迪生（Thomas Edison）成功發展出中央傳遞系統與配電站後，電力才被廣泛運用於照明和公共運輸上，並成為主要動力。還有十九世紀末發明的內燃機與蒸汽渦輪，掀起另一波的動力革命，使石油成為動力的主要來源之一。

 

劇  變

工業革命的出現，顛覆過去以農業、手工業為主的經濟型態，改以工商業經濟、動力機械代工為主，所以對經濟、社會等方面產生巨大變化。經濟方面，資本主義制度成為主要特色。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存有資本主義的形式，不過主要是由貴族及少數富豪所操縱經營的，對一般人民的影響並不大。一直到工業革命出現後，唯有資金雄厚的資本家才能購置新型動力機械，加上工廠制度的興起，輕而易舉擊敗家庭式手工業。至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工廠規模擴大，其分工愈細，所使用的機械也日趨精密，因此需要的資本更加龐大，個人資本無法負荷，集合眾人資本的股份公司應運而生。十九世紀時，各國紛採自由貿易方式，方便流通各國貨品。十九世紀末期，一個世界性的市場終於形成，因為此時貨品、人物、金錢、資本、原料等都不再受國界的限制。

 

在社會上主要有三個影響–人口增加、城市發展與新社會階層的形成。人口增加的原因就是各類農、工、商品豐富，獲取又容易，與從前相比，生活較不虞匱乏。而且科學技術的進步也使死亡率降低，相對增加人口數。工業革命發生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式城市，多是受工礦業或鐵路的影響而興起，人口數破萬的城市比比皆是，這在十八世紀以前是很難想像的事情。由於工商業的發展，社會上逐漸形成兩大階級–資本家與勞工。其中勞工的生活情況簡直令人不忍聞問。因為工廠生產並不一定只需要技術純熟的勞工，有時只要有手有腳的人即可勝任，所以使勞工工資大為貶低。而且工作時間之長，令人難以想像。一八三○年代初期，英國國會在作調查時，其中一位名叫庫爾遜（Samuel Coulson）的工人證詞，指出工作時間的正常情況是從清晨六點到晚上八點半，而正常情況下的工資根本無法過活。工作環境也相當糟糕，工廠內部也沒有安全設備。在經濟不景氣時，還可能隨時遭到裁員。除了成年男工外，女工與童工為了貼補家用，也到工廠工作，其待遇比成年男工還差。為了改善勞工的困境，出現工會組織。但十九世紀中葉之前，工會屬非法團體，要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各國才慢慢承認工會的存在。後來又因成年男子普選權的推行，才讓勞工成為影響政府決策的群體。另外，社會問題叢生，較之從前農業社會時更加嚴重。酗酒是當時社會普遍行為，除此，暴力犯罪、殺嬰、賣淫、自殺與精神錯亂等光怪陸離的現象均與這場改變經濟、社會的大變動有關。

 

因為工業革命對經濟、社會造成巨大的影響，一群理想主義者紛紛提出改革人類社會的想法或口號，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又可分為溫和與激進兩派。溫和社會主義者想藉由逐步的改革解決當時面臨的社會問題。但後來馬克思（Karl Marx）提出的學說使社會主義的發展走向極端。他同情勞工困境，認為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才能推翻現行的社會制度。馬克思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極大，共產主義者即採用其說法，後來在二十世紀成為與資本主義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之一。但無論是溫和式還是激進式的社會主義，他們都希望最終可以建立一個理想的「烏托邦」（Utopia）世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值得一提的是，工業革命也間接促進新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十五、六世紀的海外探險活動，就已出現以國家力量控制重要的海外據點，只不過此時多重視商業活動，少有領土野心。但新帝國主義則不同，以政治力或經濟力介入他國或地區，進而全盤控制以為己用，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新帝國主義挾工業革命的強大力量入侵全世界，也讓歐洲人產生一股優越感，認為非歐民族都是蠻夷，必須用歐洲文明來「開化」蠻夷，謂之為「白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十八世紀初，英國人已控制印度，遲至一八五八年才正式納入英國殖民地。十八世紀末到印度傳教的英國牧師卡利（William Carey）與在印度的英國人都認為，如果沒有英國人，印度將是「搶奪、盜匪、流血、暴力」的國度。[3]

 

而白人在非洲進行的奴隸貿易、土地掠奪，令白人更瞧不起黑人，十九世紀末一名探險家果根（E. S. Grogan）就深信非洲是白人的天下，並批評「非洲人的心智發展與倫理修為（你不妨稱之為靈魂）相當低能；可是仍略勝動物一籌」。[4]但黑人其實也不滿白人，由於白人在與非洲人貿易時經常使用詐欺手段，以致於如果有個黑人被指責為騙子，他會反擊說：「你說什麼！你意思是說我是白人？」[5]總之，白人在世界各地的強勢侵略行動都引起當地人民的反感，遂發生手段激烈的反白人暴動，例如發生於中國的義和團之亂，這群拳民對付西洋人，或者是與西洋人有關係的中國人時，他們的手段毫不留情，「其殺人之法，一刀斃命者少，多用亂刀齊下，將屍剁碎，其殺戮之慘，較之凌遲處死為尤甚」。[6]

 

尾  聲

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說：「工業革命的確不是一段有始有終的插曲。要問工業革命『完成』於何時，那毫無意義，因為就其本質而言，從此以後，革命性的變化已成為常態」。[7]從工業革命以後，人類社會各層面的變動漸趨激烈，所謂安靜祥和的景況被緊湊繁忙的現象取代，直至今日，仍是如此。

 

 

 

 

參考書目：

王曾才編著，《西洋近代史》，台北：正中書局，1998。

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著，王章輝等人譯，《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台北：麥田出版，1998。

柯能（Victor G. Kiernan）著，陳正國譯，《人類的主人：歐洲帝國時期對其他文化的態度》(The Lords of Human Kind: European Attitudes to Other Cultures in the Imperial Age)，台北：麥田出版，2001。

大衛．藍迪斯（David S. Landes）著，汪仲譯，《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台北：時報出版，1999。

艾立克．沃爾夫（Eric R. Wolf）著，賈士蘅譯，《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台北：麥田出版，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