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0日一名中國籍男子搭乘橡皮艇於台中港搶灘上岸，另一次是在8月9日於台中大安海域沿海發現一艘明顯為中國來的快艇（上有簡體字救生衣、食物及水），然人已不見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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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9.19.日.蘋果 洪宇威】今年4月30日一名中國籍男子搭乘橡皮艇於台中港搶灘上岸，另一次是在8月9日於台中大安海域沿海發現一艘明顯為中國來的快艇（上有簡體字救生衣、食物及水），然人已不見蹤跡。

兩次的偷渡成功，造成民眾對海巡的檢討聲浪源源不絕，不難理解在疫情如此嚴峻下，老百姓自然有權也應該感到憤怒，然而當海巡高層針對此事對基層開鍘砍人、頻頻督導及檢討之時，就顯得極度不可理喻且呈現出嫁禍於人的奇景，因為現在台灣海防如此鬆散，完全就是海巡高層的政策面出現極大問題。

錯誤政策一：荒謬的「三道監偵」之雷達  「三道監偵」（雷達、守望、巡邏）是主委在任署長時所定調的反走私、偷渡之指導作為（其實就只是把原有的勤務拉三個一起說），然而暗藏諸多問題在內。

先說「雷達」，原本海巡操作雷達的人員（雷操手）是由各地岸巡隊派員擔任，不管是在人員流通、經歷、素質程度都還能做適當管控，然而3年前的組改主委大筆一揮，將所有雷操手納編進遠在署部的「通資作業隊」管轄，衍生出分散全國各地的雷操手直接卡死在這小單位，造成其不僅因單位過小幾近無升遷希望，亦因不再由各地岸巡隊派員輪調，使得各岸巡隊先將多數認為不適任之人員踢至雷達一勞永逸，演變成海巡的雷達是由許多無士氣、有問題之人員操作。

同時組改又設限人數，造成所有海巡雷達每個時段僅由1人操作、判斷螢幕光點是否為可疑船或自然現象，今天只要某時某區剛好有走私偷渡船，碰上就一個打混或能力不足的雷操手，「雷達」直接等同無效勤務。

錯誤政策二：回頭路的勤務  三道監偵的「守望」是絕對的回頭路！其是古早戒嚴且科技不發達、兵源又多時期的產物，以大量軍人行「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方式禁海，先不說人員短缺的現今只能執行彼此老遠的守望，根本難以達到其原始目的，站過守望的人都知道夜間就算戴上夜視鏡，還是啥都看不到；在如有紅外線熱像儀等科技設備的今天，更顯得格外無效而大量裁撤；

然而時任署長的主委卻全面恢復守望，導致許多基層只能一人當多人用，如一人同時進行安檢兼值班、同時兼港巡及安檢，就為了挪出人力進行無效的守望，造成本就很少的人力再行浪費。

錯誤政策三：過長的巡邏轄區   巡邏本是極為有效的勤務，但同樣被改的幾近無效。全國海岸線原是由分散各處的安檢所包辦，卻改為僅由各少數「巡邏站」執行。以這次出事的台中海岸為例，從中彰交界處的烏溪海口到通霄漁港近50公里的海岸線（概如下方示意圖之紅線）原由7個安檢所分配負責（等同每個時段皆有7組人同時於這50公里的海岸線上巡邏），卻改為單由1個巡邏站負責巡如此長距之海線（安檢所則取消巡邏退為守港），試問其巡邏嚇阻性何在？

錯誤政策四：藐視專業   海巡署長幾乎為空降來的，但各署長還是會尊重專業任用原海巡人員擔任要職，然主委任內卻大量由海軍抽調國王人馬至署內佔據原海巡軍職的高階將校官缺，這些空降的海軍高官牽連原海巡軍職多人無法升遷而飲恨退伍，海軍官員究竟對「治安維護」能有多專業？

以這次轄區出事的「海巡署中部分署」為例，其副分署長即是上述的其中一名佔據原海巡軍職少將缺的海軍人馬。若一個專業毫不相干的海軍軍官都能出任陸地執法機關的副首長，是否海巡軍官亦能至海軍艦隊指揮部或海軍司令部擔任副指揮官或處長等職務？

錯誤政策五：毫不重視近海巡邏  海巡的海域轄區相較陸域有著級數般的差距，但對於走私、偷渡者而言最終還是得上岸才算成功，因此海巡的近海（24海浬內）轄區相較遠海其實重要性更高，然而負責近海轄區的地方海巡隊通常卻無能量派遣1艘以上之船艇進行巡弋。

同樣再以這次出事的中部地區作範例，其近海為第三海巡隊之轄區，廣大到由中港溪口至濁水溪口向外延伸24海浬，近6800平方公里的水域（概如下圖紅線範圍內），卻可能僅有1艇於此範圍內巡邏。

會如此派勤極可能是地區海巡隊之人員及船艇無法負擔更多的勤務派遣，然目前高層在有資源時卻不斷地以新聞性更高、巡弋遠海轄區的巡防艦建造及人員撥補為主，對於有待加強近海能量幾近無動於衷之態度完全本末倒置。（雖亦有新建巡防艇，但亦有大量船艇持續汰除。）

由上文的政策可知我國海防被輕鬆突破事出有因，甚至原本可有的層層防護被嚴重削弱。若以海上巡邏、雷達、守望及岸際巡邏共4道防線而論，在錯誤的政策指導之下僅剩0.5道。（僅雷達尚屬有效，但因前文雷達問題使效力減半。）

 

可分解塑膠2困境 反傷循環經濟【摘要2021.9.19.日.聯合報】環保署約在2007年起，透過限塑政策鼓勵使用可分解塑膠，特別是當年公告要求量販店、超市應逐年減少塑膠類蛋盒、托盤及包裝盒的用量，訂下一年減塑15~25%目標。但是，基於食品安全衛生考量，如果包裝減量有困難，業者可改用塑膠以外的替代容器，包括紙類和ＰＬＡ。

不過，十幾年來，PLA等可分解塑膠用後的回收體系等配套闕如，連生產的原料材質也沒有強制認證，要求最後分解後不得有塑膠微粒殘留，問題叢生。大同大學生物工程學系教授陳志成認為，現在最麻煩的是如何有效率地回收可分解塑膠，目前國內各家業者宣稱自家塑膠產品可分解，但不像歐盟有可分解塑膠標章打印在產品上，供消費者辨別。

他說，環保署早就訂定「生物可分解塑膠產品」環保標章規格，可惜相關配套都沒建立，才讓摻雜塑料的製品魚目混珠，也打擊末端再利用的意願。消基會五年前曾抽查市售標榜「可分解」的塑膠袋，14件只有4件是百分百可分解，十件的成分添加玉米澱粉或碳酸鈣等生物材質，都只能稱為可「裂解」而不是「分解」，遭消基會質疑涉嫌標示及廣告不實。

銘安科技負責人黃建銘指出，在美國，可分解塑膠要上市須取得認證，有業者沒認證遭重罰一百萬美元，但在台灣沒人管，「很糟糕，真的可分解塑膠就這樣被汙名化！」

他說，美夏威夷州最早立法使用可分解塑膠，已有一半的州跟進，這些州的家戶會有專門裝可分解塑膠的回收桶，有人會收去堆肥或掩埋。但台灣連拿去堆肥種菜都不行，呼籲政府趕快面對問題、訂出辦法。

「ＰＬＡ應該要退出容器市場！」看守台灣協會祕書長謝和霖則認為ＰＬＡ有回收困難、再利用不易等困境，仍屬一次性使用的包裝材，和可回收的塑膠相比，生命周期更短；真要用，只能選擇一次性的用途，例如用來裝廚餘，可與廚餘一同丟棄分解。

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郭昭吟說，目前全台沒有可分解塑膠的回收機制，石化業龍頭台塑還要跳進來擴大產量，環保署、經濟部要審慎面對，建議要做只做百分百生物可分解的塑膠，不必再添加塑料，同時配套做好分類標示、回收。

綠色和平研究發現，全球號稱可以分解的塑膠超過20種，每一種的材料來源、化學結構和物理特性都不盡相同，有的是以動植物為原料和細菌合成，也有以石化原料化學合成，分解所需的環境和時間也都不一樣。市場上另有許多以動植物為原料的塑膠，其中近半數無法生物分解。

 

以文化交流札根新南向【摘要2021.9.19.日.自由 蕭新煌 楊昊 陳定良】新南向政策自2016年推出以來，台灣便積極深耕與十八個新南向國家之間的互惠協力，也成功拓展了藝文交流在內的多元領域。可惜不少輿論仍僅聚焦過去五年的經貿表現，比較少看見新南向政策已逐步凝聚台灣與亞洲地區的共同體意識，以及文化交流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台亞基金會近來推動「文化藝術交流計畫」呼籲新南向政策應進一步扎根文化交流，才能消弭不同文化之間的嫌隙，藉此深化亞洲文化圈的認同感。在疫後新局的此時，我們也認為不應只著眼於經濟復甦，更應把握時機打造文化交流的韌性基礎，並發展制度化的交流機制。

雖然台灣有不少民間單位已長期致力與東南亞的文化交流，如成大越南研究中心歷年所推動的台越文化學術交流。各單位之間卻少有機會進行橫向連結，更難以將第一線的交流經驗匯集成具體的政策建議，提供給政府作為施政參考。

為創建更具制度性的對話平台，台亞基金會開始促成與湄公河文化中心（Mekong Cultural Hub）以及文化台灣基金會之間的雙邊合作，發掘新南向文化交流中具有發展潛能的議題，包括亞洲表演藝術及東南亞攝影史等面向。台亞基金會也藉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國際網絡，建立與越南國家文化藝術研究院（VICAS）的長期合作，推動台越藝文互訪計畫。

此外，近日擴展南島文化交流的關懷，在國藝會的協助下，攜手印尼日惹雙年展基金會及越南國家文化藝術研究院，在高雄市立美術館舉辦「泛‧南‧島藝術祭」，展期間可強化國際串連夥伴，更可倡議南島文化交流對深化新南向政策的重要性。

國際藝文交流自2020年開始遭受全球疫情的嚴重衝擊，台亞基金會旋即投入輿情蒐集與調查研究，並串聯湄公河文化中心與《台灣光華雜誌》進行「後疫情的東南亞藝文調查計畫」，涵蓋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寮國、緬甸、菲律賓、泰國、越南及台灣等九國。儘管國情狀況有所差異，不少藝文工作者都認為，盤點藝文資源分配、拓展公共參與空間、推動數位轉型，並發展新型態的藝文交流模式，才能在後疫情時代中形塑更能抵禦風險的藝文環境。台灣也應藉此構思可能協助的著力點。

該調查計畫不僅在《台灣光華雜誌》刊出專題報導，更在今年以國際論壇方式繼續討論。台亞基金會與湄公河文化中心再次合作，並攜手文化部、美國梅隆基金會（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亞洲中心（Asia Center, Japan Foundation）及亞洲藝術管理會議（Asia Arts Management）等重要夥伴，辦理「後疫情時代的亞洲藝術與社會行動」線上論壇，邀請台灣、菲律賓及印尼重要藝文工作者與學者進行跨國對談，展現亞洲藝文圈如何透過網路科技、藝術創作及青年運動凝聚團結能量，共同打造區域文化韌性的基礎。

東南亞和南亞各國歷經近兩年來的抗疫已逐漸體認到，適應「疫後新常態」將是未來的挑戰。換言之，在展望疫後藝文發展的同時，我們更必須思考如何調整既有的交流機制，打造更具堅韌的合作願景。

首先，盤點藝文資源並積極布局，將是當務之急。為了掌握疫後國際交流的具體挑戰、需求及利基，文化部應帶頭盤點藝文資源的分配現況，以及既存的交流機制（如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會），以便在國際交流恢復時，讓台灣以更積極態度進行國際藝文政策的布局，並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工具協助拓展新南向文化交流。

第二，推動亞洲藝文交流倡議平台，活絡政府與民間的雙向對話。早在新南向政策推出之前，個別民間單位已累積一些交流經驗，可惜未有效轉化成具體的政策建議。台亞基金會有意推動彼此的橫向連結，凝聚民間集體經驗與形成共同政策建言。

第三，拓展新南向藝文研究與長期考察，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對新南向國家的研究調查中，藝術與文化一直是薄弱的一環，長久而言將不利於深耕雙邊與多邊的多元交流。未來若能有更多研究者及研究機構投入新南向藝文研究與長期考察，將能協助有志人士及組織更迅速地銜接當地重點藝文潮流、機構與工作者，順利促成台灣與對方國的長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