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琪之間也不是完全沒有矛盾的。小琪一心要留學美國,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的規劃卻是留在國內發展。但是我從來不把這矛盾當真。我深信只有兩人相愛最重要。在相愛的前提下,任何實際生活的矛盾都可以克服。

但是這矛盾將如何「克服」呢? 如果沒有人犧牲妥協, 如何克服呢?

也許我們一開始就不應該相愛?或者，我們應該先確定彼此的生活規劃是相配合的，沒有矛盾的，不須互相妥協的，然後才決定是否相愛? 但因為我們必須犧牲妥協，所以我們的相愛是錯誤的? 這是最讓我痛苦的一種想法。這種想法把「愛情」物化了，好像「愛情」只是人生的一段小插曲，所以也要好好選擇適合的、可以讓人生更美好的那一種。如果不是讓人生更美好的愛情，就是壞的愛情，就應該毫不珍惜的，像不合的鞋子，把它丟棄。

當時的中國的社會也存在很大的矛盾 。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要求改革開放。另外一股頑強的阻力要求秩序穩定。

那時陳理常常邀我去參加他在北大的討論會。有一次在會場討論到改革的步伐與未來。我發表了我的看法。我認為改革的步伐是沒有時間表的。矛盾的壓力在那裡,但是如果沒有催化劑,就無法產生結果。人世間事不是有因就有果。速配的一對男女,不見得遇見就會相愛。這些事件的發生,都需要催化劑。或如火藥和空氣混在一起,未必會爆炸,欠缺的就是一個火花。那天討論會結束時, 在場的一個不時低頭作筆記的斯文男子, 名叫「王丹」，特別走過來與我我握手, 表達對我言論與看法表示讚同。 

1989年春天某日,我和小琪一起用完晚餐 。 一路沿著湖邊散步至工字廳後門。走到那山林之間掩映著的玲瓏典雅的古亭。古亭正額“水木清華”四字，莊美挺秀。

忽然有一群學生從旁經過 ,形色匆匆。

「好像有什麼大事發生了。」  我警覺的告訴小琪。

 當晚回到宿舍,才知道是主張改革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猝逝。小琪認為這不是大事。到底胡耀邦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但我的內心隱隱不安。引爆民運的火花,恐怕就是這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