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朋間諜案是否不冤枉 ?

    李朋間諜案牽扯到汪聲和夫婦及廖鳳娥等十六人。
在台灣保安司令部偵破此案時，將其稱為「國際間諜及電台李朋、汪聲和案」、「李朋特務案」、「李朋、汪聲和為首的蘇聯間諜案」、「 李朋案」、「李朋俄諜案」、「李朋國際電台案」、「共諜李朋案」。

台灣公布的資料稱: 李朋，32歲，天津人，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抗戰時任美軍翻譯，紐約時報記者，來台後任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秘書。1949年5月情治單位探測到廈門街166巷附近有強力無線電波，1950年3月在台北市廈門街166巷9 號逮捕汪聲和夫婦後，循供逮捕李朋，因此案牽連者有黃珏、黃正姊妹等共16人。

汪聲和與妻子裴俊，李朋及女朋友廖鳳娥4人被公開槍決，潘申慶、廖乾元、李光國、黃珏、黃正等5人分別判刑10年。

據説，廖鳳娥的家中也發現有電台一部。廖鳳娥死時只有27歲，是台北省立醫院的護理長。 “案犯”中還有3位是廖鳳娥朋友，因為和廖鳳娥通過信被捕。

讓人覺得很意外的是，承辦該案的保安司令部人員吿訴他們：“為了擴大向國際宣傳破獲了蘇俄電台，所以將你們也算了進去。” 而他們3人在監獄中很受優待，起先坐辦公室，後來派他們管理福利社（如洗衣部等）及附設紗廠，經常可以出來辦事。

而關於黃正等人的被牽連，台灣版《孫立人傳》説：李朋在南京工作時是金陵女大校花黃珏眾多追慕者之一。1950年初到台北中央社總社工作，獲悉黃珏也來到台灣，並在屏東女青年大隊服務，就以採訪鳳山新軍訓練為名，持中央社社長蕭同茲的介紹函，去見孫立人將軍，要求參觀新軍訓練及女青年大隊。孫將軍派隨從祕書潘申慶陪同，不久，李朋即因“匪諜”案被捕，黃氏姐妹及潘祕書三人，受此牽連而失去自由達10年之久。

 黃正相信她們姐妹倆蒙冤是因為蔣經國報復孫立人，有台灣孫立人研究專家也認為，在當年那種防共、恐共的極端氛圍下，“株連”是尋常事，如果李朋是真“匪諜”，為何當年中央社社長蕭同茲會沒事，反倒是因為配合中央社而安排接待採訪事宜的人員潘申慶，硬被無端牽扯？合理的解釋，就是孤立孫立人，讓人不敢幫孫立人做事，否則有遭禍之慮，進而達到整肅的目的。

得罪李宗仁

事實上，關於李朋是否為“間諜”，不少人存有疑問。

在台灣，黃正曾接待過李朋，她回憶：“李朋有個壞習慣，開口就罵人，就批評人。後來我曉得，李朋不是匪諜，因為我坐牢時看到真正的匪諜，人家好穩重哦，不像李朋，開口就罵人，就批評人，哪裏是個匪諜！後來有人説，他有個發報機，（其實）不是發報機，是他同學的電動打字機。”

李朋一案，事後有人分析：近因是認識了不該認識的人——汪聲和，遠因是得罪了不該得罪的軍政大員——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

名記者龔選舞的回憶錄中對李朋印象深刻：

「我從張家口回來，路過北平，禮貌上去拜訪北平行轅主任（代表蔣介石管整個北方）李宗仁，當時李宗仁的聲勢僅次於蔣，是全中國的第二號人物。李宗仁説他眼睛生病，不能見我們，和我在傅作義那裏同坐上席的中央社記者李朋脾氣壞透了，李朋説，哼！擺什麼架子！我們走！李朋帶我們十幾個記者就走。

我當時就覺得此舉絕對不對，李宗仁是有義務見記者，我們記者只是禮貌性拜訪，當時記者氣焰太盛，我心裏大不以為然，但是我是小記者，大家都説要走，我不能不走。

後來，李宗仁的參謀長和祕書長準備請我們吃飯，要解釋一下，李朋當着送請帖來的人面，撕掉請柬。」

有論者説，或許，得罪後來的副總統李宗仁，這也是李朋罪該至死的一個原因。

這一點，沒有足夠的證據。

不過，我們也可以推斷，當時李朋的知名度和心氣該有多高，竟可以對國家二號人物拂袖而去，甚至撕掉請柬。

李朋死後，有人曾作詩悼念他，題為《偽證》，詩曰：

折獄明刑貴得均，胡為奸宄妄前陳。

李朋孰識真君子，牛黨誰知偽小人。

戰塞勛勞虧大將，朝廷賞罰誤權臣。

可憐證據多虛假，埋沒英雄志莫伸。

 知名導演洪維健認為:

「李朋(1919-1950)罪不該死，或許汪聲和確實有設立電台，可是，李朋應該並不相關，而從李朋牽扯出來的黃玨跟黃正這對姊妹花，那就更是蔣經國的借刀殺人了，根據幾份回憶錄，簡單整理出事情經過如下。

1949年3月8日，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在中國各地招募女青年300餘人，分批來臺，在屏東阿猴寮營區(屏東機場)成立「女青年訓練大隊」，進行訓練(直到1950年10月才組訓完成)，1949年5月17日，蔣介石與蔣經國搭機從定海逃到馬公，5月25日，蔣介石自馬公飛抵高雄岡山，落腳壽山。這時候的蔣家父子，只能算是一介平民，但是，黨政軍卻還是聽他差遣，早先，1945年年底，我母親朱瑜(1926-1996)，才19歲就考進長官公署，在人事室當約聘的低階「助理員」，隨後，我母親調職教育處，副處長就是228失蹤的台灣菁英宋斐如，1947年228事件後，長官公署改制台灣省政府，教育處改成教育廳，我母親仍在教育廳服務，這時候，李朋來到省政府服務，所以，我母親很早就認識這個著名的大記者，抗日時期李朋擔任美軍翻譯，同時擔任紐約時報記者，1945年，二戰後，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中央社採訪部主任，在南京的時候，嘗試追過金陵女大的校花黃玨，這是昔日的短暫因緣，後來李朋轉為蘇聯塔斯社記者。

當時，李朋除了是省府外事室秘書，還是中央社記者，兼任美國合眾社記者，他出差到鳳山訪問女青年大隊的大隊長黃玨，李朋請黃玨供應新聞資料，因為兩人是舊識，加上女青年大隊歸孫立人統領，所以，黃玨就要妹妹黃正具函，寄出若干普通新聞資料，畢竟，黃正是孫立人的私人秘書，就在這時候，1950年2月，國府特務透過電訊監察，發現台北廈門街133巷9號附近，有一電波很強的秘密電台。

 屋主是民航局的電台台長汪聲和，汪聲和比李朋小1歲，1920年生於北京，1943年加入共產黨，1949年，汪聲和與妻子裴俊，來到台灣。

1950年2月電波露餡後，3月1日，蔣介石復行視事，重新當上總統，3月18日，汪聲和夫婦落網，3月20日蔣經國出任總政治部主任，直接領導5大特務系統，3月22日，「政治行動委員會」改成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蔣經國擔任主任，指揮所有情報業務。

這下，黃玨跟妹妹黃正慘了，黃正的「我的申訴」說，
3月23日，孫立人在家中，接獲蔣經國親自打的電話，指名要黃正到台北，訊問跟李朋的關係，(可以想像，當時蔣經國猙獰偷笑的得意表情)，孫立人的桌上早就有一張保安司令部的公文，要孫立人的隨行秘書潘申慶，還有女青年工作大隊兒童福利組少校組長黃玨，一起到台北，接受調查，眼前，因為，黃玨的妹妹黃正，也有必要問清楚，所以，蔣經國親自打電話給孫立人，要請孫立人私人秘書黃正，也到台北問話。

接下來，黃玨跟妹妹黃正，就被加進『蘇俄國家政治保安部(GPU)潛台間諜汪聲和、李朋等案』，這個案子牽連人犯共16人，根據龔德柏的「蔣介石黑獄親歷記」，下獄的軍法局長包啟黃(1955年1月18日遭到槍決)說，當初因為罪證並不重，所以只處兩年徒刑，可是，送到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蔣經國提醒蔣介石批回重判，第2次判刑5年，機要室資料組蔣經國還是不滿意，又被退回再判，第3次判10年，才獲核准，1950年9月6日，李朋、汪聲和等4人遭到槍決，這個案子，從抓人到槍決，前後不到6個月，快得離譜，顯然是蔣經國要給孫立人下馬威。

回過頭來說，那個『說黃笑話』的事情，應該是發生在1949年6月蔣家父子來台，到1950年3月蔣家父子重新掌權之間的9個月裡面，當時蔣經國還沒當上總政治部主任，孫立人當場給他難看，所以，種下黃玨跟妹妹黃正先後入獄，判刑10年，隔了5年，1955年，孫立人也被抓起來，軟禁33年，蔣經國的陰險狠毒，絕對不是後代用『經國先生』來歌功頌德，可以掩飾唬弄的。」

「老外交官曾任駐南非大使的陸以正也認為李朋案是受到株連入罪。

現在依據中共方面解密的「李朋特務案」檔案資料:

    指證李朋是第三共產國際和中共潛伏在台灣的地下工作者，直接受共產國際（或是蘇聯共產黨）的領導。
一九五○年九月六日在台北槍斃，去世時年僅卅二歲。
李朋曾任中央社採訪部主任
李朋天津出生，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抗日時期擔任美軍翻譯，同時擔任紐約時報記者，國共內戰時期擔任國民黨中央社記者，曾任職中央社採訪部主任。

中央社從大陸撤退來台時，把李朋裁撤掉了，他就改當俄國塔斯社的記者，跟著塔斯社到台灣，來台後任省政府新聞處秘書。

李朋何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資料說他是國際間諜；蘇聯間諜；第三國際間諜等等。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成員，凡是加入共產國際的均是中國共產黨員。
與李朋一起槍決的還有他在台灣的女友廖鳳娥（一說是李朋的妻子）；又有一說是李朋的密友。
總之在台灣與李朋同居的是廖鳳娥。

廖鳳娥是江西吉水人，一九五○年「受刑」時廿七歲。
李朋案件中，廖鳳娥是台北省立醫院護士，臨刑前，已經停

止她擔任護理外役工作。槍斃當天，只見鐵門處遺有一支她的木屐，令人睹物心驚……。
廖鳳娥是否是共產黨員，沒有確切的記載，但是我們可以確認廖鳳娥確實為共產黨工作。」 

   2013年10月，由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建設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是為了紀念犧牲於臺灣的大批隱蔽戰線的無名英雄。這是官方第一次以紀念廣場的形式公開紀念那段塵封的歷史。

　　在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花崗岩烈士名錄牆上，可以看到鑲刻著到目前為止、經各方查找發現的846位當年犧牲於臺灣的烈士英名，李朋、廖鳳娥、汪聲和及裴俊，四人都在烈士名錄中，並沒有冤枉的情形。

李朋間諜案總算真相大白於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