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代史學家而言，約翰甘迺迪最令人難解之謎，不是誰殺了他，而是如何對他蓋棺論定。

著有《甘迺迪最後百日》（暫譯）的名作家克拉克（Thurston Clarke）日前在《華盛頓郵報》撰文，透露他動筆時，已閱讀 40 本相關書籍，但最後累積到 300 多本，加上無數文件、甘迺迪最後百日每天的談話紀錄等，只因他執迷於描繪出這位史上最複雜、神秘、難以捉摸的美國總統之確切輪廓。

克拉克稱甘迺迪嚴格劃分和家人、幕僚、朋友的相處模式，親友對他的印象和回憶常互相牴觸。

與他在智識上最接近的文膽索羅森，從未獲邀參加他的家庭聚會，《華郵》前總編輯布萊德利常和他家人聚餐，卻對他性好漁色一無所知，他的女秘書林肯對他和女人幽會知之甚詳，甘迺迪死後數月，其內閣成員李比科夫和其弟羅伯出遊，訝異發現很多甘迺迪的事，羅伯都不知情，確認甘迺迪「向不同的人展現不同面向」。

女史家柯伊特 1953 年和甘迺迪會面，她在口述歷史中透露，甘迺迪可以「機械式」轉換面貌，上一分鐘還在談知識，下一分鐘就「像 14 歲高中美式足球員般」勾引她。

甘迺迪在祖國的評價褒貶互見，但在歐洲的明星光芒仍閃耀至今，50 年前蘇聯在柏林豎起圍牆，區隔共產鐵幕與自由世界後的 2 年，他在西柏林演講時用德語說出的「我是柏林人」，展現民主世界領袖對抗蘇聯的決心，歐洲人迄今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