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倉庫 & 女童軍楊惠敏
抗日名將孫元良訪問記
胡志偉 2005-10-6 17:24:00 www.guxiang.com
今年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我們中國最早投入這場戰爭，經歷時間最長，國土大半淪為戰場，犧牲最為慘烈。為了重溫六十七年前中國軍隊英勇抗日的可歌可泣史實，五月廿七日筆者專程飛臺北訪問了一百零二歲的抗日名將孫元良。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黃埔一期畢業生，唯一參加過對日抗戰的正規軍軍長，也是如今健在的唯一參加過國共內戰的兵團司令。
孫將軍年逾百齡，仍然容光煥發，精神矍鑠。我說明來意後，話題從他兒女的娛樂新聞切入。
胡：
老將軍，昨天上午我在華航班機上看到臺灣報紙以半版的彩色篇幅報導令嬡（二女孫祥娟）在中山北路開設港式料理“新葡苑”的盛況，也見到令郎（五兒孫祥鐘，藝名秦漢）和令孫（孫國豪）的玉照。您真是福祿壽三全呀！
孫：
我七個孩子都很爭氣，福壽二字當之無愧，祿字便談不上了。卅八年十二月我經香港來台後，眼看臺灣人稠地窄，不忍同幾十萬同袍爭飯碗，即時辦了退役。那時國庫拮据，將官退役金為數極微，不象現在每月有十幾萬退休俸。所以我這下半生靠自己做生意，老了靠兒女贍養。在兩位蔣總統時代逢年過節都送禮上門，這十幾年便門前冷落車馬稀了，偶爾還有軍校學生從南部上來探望我。難得您從香港遠道來看我……
胡：
孫將軍，我在上海長大，您的抗日功勳是上海家喻戶曉的。一·二八淞滬血戰您率領國軍二五九旅堅守廟行鎮十一天，是中國軍隊第一次擊敗日寇於陣地戰；八·一三淞滬會戰，您率八十八師死守閘北七十六天，有力地粉粹了日寇“三月亡華”的妄想。上海人、中國人世世代代都會牢記您的不朽功勳。我家就住在膠州路，離八百壯士退守的孤軍營房才幾百米遠。小時候每年由老師帶領去拜謁謝晉元墓，可惜文革初烈士墓被紅衛兵暴徒搗毀，但是謝晉元團副及所有抗戰陣亡的國軍將士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女童軍楊惠敏沖過火線泅水到四行倉庫向謝晉元團敬獻國旗早就拍攝了新聞片。大陸開放後，影片《八百壯士》的錄像帶也深入大陸城鄉。人們崇拜以謝晉元為首的八百壯士，對指揮、栽培這些勇士的國軍勁旅八十八師長長更是心醉神迷。今天我有幸親睹您的丰采，聆聽您的教誨，真是無尚的榮光。
孫（眼圈微紅）：
“死守上海最後陣地”的命令是我親手交給五二四團團副謝晉元中校的。他率領八百壯士，在國軍主力撤離上海後，仍在原來陣地抵抗十倍之眾的日軍，擊退六次圍攻，斃敵二百多，然後完整地撤入上海公共租界。他們在租界居留四年，每天舉行升旗典禮，極大地振奮了鐵蹄蹂躪下的上海市民。為了捍衛國旗的尊嚴，有五名忠勇官兵被租界白俄警衛用機槍射死。謝晉元被漢奸刺殺後，有廿五萬上海市民擁入孤軍營房向他遺體致敬。珍珠港事變爆發後，日軍突入孤軍營，將手無寸鐵的孤軍分別押到南京、杭州和南洋群島做不堪忍受、無休無止的苦工。他們中間一部份人乘隙越獄，在蘇南加入抗日遊擊隊，一部份繞道浙贛湘黔回到陪都重慶。
抗戰勝利後，從全國各地回到上海的有一百多名倖存者，被日寇押到新畿內亞作苦役的五十八人有卅六人由澳洲政府派軍艦送回上海。我們讀古今中外的歷史，委實還沒有發現象我四行孤軍這樣壯烈的史跡，他們身雖辱而志不屈，表現了中華民族堅貞壯烈的英雄氣概。
胡：
孫將軍，抗戰勝利一個甲子了。在大陸，中共長期對年青一代說“抗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近幾年改口說是“國共兩党共同領導的”，然而大陸官方編印的大中小學教科書仍在不斷重複“國民黨消極抗戰妥協退讓”等論調。孫將軍您的看法如何呢？
孫：
在八年抗戰中，光是雙方投入兵力超過十萬人的會戰就有廿二次。其中八·一三淞滬會戰雙方投入一百零七萬軍隊，是二次大戰中最大的會戰，規模與傷亡都甚於諾曼地、硫磺島之戰；還有台兒莊大戰、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會戰、常德之戰、衡陽戰役、緬甸戰役，殺得屍橫遍野、鬼哭神號。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均無一兵一卒參加。在全部廿二次大戰中，十八集團軍僅參加了太原會戰，也只是打側面，並未受到正面攻擊，其損失甚微。
在八年抗戰中，國軍將官陣亡有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團軍總司令兩名（張自忠、李家鈺）、軍長八名（郝夢齡、吳克仁、馮安邦、陳安寶、唐譽源、武士敏、王甲本、王銘章）、副軍長兩名（佟齡閣、鄭作民）、師長廿名（饒國華、戴安瀾、孫明瑾、趙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劉家麒、許國璋、鐘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闞維雍、劉桂五、王鳳山、洪行、呂公良）、副師長十三人、旅長十七人。以上殉國二百零六名國軍將領全部是國民黨黨員，多數是黃埔畢業生。與此比較，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連一個團長都沒有陣亡，只是十八集團軍副參謀長左權與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彭雪楓死於病榻與轟炸，並非死於戰場。請問他們抗戰是怎麼抗的？難道自朱德至陳賡、自陳毅至葉飛都是銅頭鐵骨——刀槍不入？
就以我親歷的一·二八淞滬血戰來說，我指揮的二五九旅傷亡軍官八十九人，占全旅軍官的四份之一；士兵傷亡一千四百廿四人，占全旅士兵的三份之一。在八·一三淞滬會戰中，我指揮的八十八師傷亡慘重，曾經補充過五次，每次都補充幾個後備團，士兵全系未曆戰陣的新兵。在南京保衛戰中，我指揮的八十八師，三個旅長陣亡了兩個，六個團長陣亡了三個，營長陣亡十一個，連排長傷亡占全員的十份之八。各級軍官的犧牲這麼多，士兵傷亡數字就可想而知了。
現在編寫歷史教科書的人胡謅什麼“國民黨消極抗戰”；臺灣也有人去日本慶賀日本奪占臺灣一百周年，還鸚鵡學舌說什麼“終戰”長“終戰”短，壓根兒不承認抗日勝利的事實。這是有愧於長眠地下的三百多萬抗日將士的！
胡：
不僅在大陸，臺灣也有人（對您）使用“黃馬褂”與“天子門生”那樣的貶義辭彙，尊意如何呢？
孫：
那是惡意誹謗！我不滿廿歲投筆從戎進入黃埔軍校，發誓要跟隨中山先生救國救民。那時經常聽到蔣校長的訓詞就是“不怕死”，要為救國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險犯難不惜犧牲，當時哪有什麼“裙帶風”、什麼“黑金”？我每升一級都是冒著敵人的炮火衝鋒陷陣所取得的。
民國十四年東征討伐叛逆陳炯明時，我高舉軍旗率先沖上惠州城樓才升任炮兵營長，此役黃埔學生軍共死傷官兵六百余人。校長三令五申“發揚黃埔精神，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並嚴令總司令以下各高級軍官親臨第一線指揮督戰，違則軍法從事，所以當時我們都置個人生死於度外。
東征初期，我任職排長。在興寧城根下，我左臂中彈，還是忍住傷疼不下火線。民國卅三年冬，日軍陷貴州獨山，欲深入貴陽直搗陪都重慶。我當時在湯恩伯的第卅一集團軍任副總司令兼第廿九軍軍長，奉令星夜馳援，指揮先頭部隊九百多人抵禦日軍第三師團的兩個聯隊之眾，拼死奮戰，終於收復南丹獨山等要地，扭轉危局，並啟國軍反攻勝利之機，因而榮獲青天白日勳章。
當時運輸車輛匱乏，廿九軍新兵一萬三千人從河南內鄉縣冒著炎日徒步廿二天，行軍一千五百里到達陝西漢陰縣；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漢中出發徒步卅九天，急行軍兩千六百里到達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緊急命令在廿天內，走完兩千五百里趕到貴州馬場坪。這麼一支大部隊徒步行軍三千三百公里，其艱難險阻非筆墨所能言狀。
現在寫歷史的人，從未上過戰場，卻信口胡說國軍“消極抗戰”，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黃埔一期六百四十五名畢業生來說，犧牲在東征（包括討伐陳炯明、劉震寰、楊希閔、鄧本殷）、北伐、抗日諸役的有一百卅五員，占21%。這樣的黃馬褂不穿也罷！
胡：
中共的教科書及李敖的出版物，都說是中共領導抗日救亡運動逼得國民黨走上抗日戰場，是這樣的麼？
孫：
當然不是！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戰全面爆發，國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沒有正式宣戰而已。廿一年調精兵第五軍至上海參加一·二八血戰，斃敵近萬，迫使日軍三易主帥；翌年三月調關麟征部參加長城抗戰；廿四年調十三軍入綏遠收復百靈廟，都是蔣委員長親臨前線指揮的。他還計畫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肅清綏遠敵氛，進而鞏固整個西北之門戶。
不幸西安事變將整個計畫破壞無遺，一切國防大計、經濟建設等均因此變亂或延緩或停頓。鑒於濟南慘案之痛，中樞曾有訓練卅六個師國防軍的計畫，冀以此新軍作為抗日基本力量。當時訓練計畫由德國顧問法肯豪森將軍協助進行，裝備彈藥也向德國採購。西安事變爆發時，整訓的軍隊只完成了一半，訂購的軍事設備大部份未運回，甚至連囤積起來準備打半年仗的糧秣彈藥也只儲下不足三份之一數量。
假如抗戰的爆發再延遲五年，徵召的新兵已經練成，工業建設與備戰工作初具規模，到那時才對日抗戰，配合太平洋戰爭。那麼中國絕不至於單獨對法西斯作戰，斷不會損失公私財產一千多億美元，十億畝耕地被破壞六億畝，沿海區工業設備全部毀滅！
胡：
現在臺灣有一批年青的留美歷史學博士鼓吹一種論調，說對日抗戰的決策是錯誤的。倘若對日媾和，讓日軍西進，與納粹德國夾擊蘇聯，那麼二十世紀下半葉歷史勢必重寫。中國象泰國一樣不傷筋骨，何致於有中共坐大，何至於有三年災荒餓死四千萬同胞，何致於有六·四慘案？中國的固有領土外蒙古與唐努烏梁海、雲南的江心坡以及新疆北部都不至於喪失。您以為如何呢？
孫：
當時抗日宣傳運動如火如荼，民氣到了沸騰的地步。南京上海兩千多青年學生冒雨到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請願，還打傷了外交部部長王正廷；一·二八停戰談判期間，上海民眾四十人痛毆出席談判的我國首席代表郭泰祺。在那樣衝動的氛圍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時隔六、七十年有人講風涼話，那是對歷史的褻瀆。
胡：
不過據我們瞭解：毆打王正廷郭泰祺的人，不久就當了漢奸，到汪偽政府做官；在西安事變中動手捉蔣委員長的張學良警衛團長孫銘九，投敵當了日偽山東省保安副司令；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銘，到日寇敗象畢露之民國卅二年猶投靠日偽出任偽軍事委員會委員。當時言論最露鋒芒、行動最激烈跋扈者，其實有些人根本就是日寇的第五縱隊……
孫：
所以，在激忿的民氣下，未經充份準備就投入戰爭，我們付出的代價是極為慘痛的：在淞滬一·二八血戰中，我軍民犧牲共達十萬人；日軍死傷合計僅兩千四百十三人，加上僑民也僅兩千四百卅人。在淞滬會戰時，有一支部隊從外地開到江灣火線後面，預定休息幾天再去前線接防。他們擠在幾個村莊舉火造飯，炊煙四起，空地上曬滿了換洗的衣服，隨風飄舞。於是引來敵機，它飛得幾乎要觸碰屋頂，機槍亂射，炸彈濫擲。這麼一來，這支還未上過火線的部隊又要調回後方去補充整訓了。還有一支在剿共時戰績彪炳的部隊，被日寇炮兵猛轟了幾個小時，就七零八落潰不成軍，他們根本沒看見敵人的影蹤，便被調下火線了。再說後勤方面，上海戰區本來有鐵路、公路和河道可資利用，那時敵機也未能切斷我方的供應線路，但是前線的官兵因糧食供應困難，竟還有挨餓上陣的！
胡：
現在李敖老是引用《李宗仁回憶錄》的字句，在書本、電視上指責蔣委員長不會打仗、沒當過連排長，所以讓軍民同胞受到不應有的損失。即便是大陸上號稱思想開放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楊天石教授，也口口聲聲說蔣委員長犯了戰略上的錯誤，因此連連打敗仗云云。您的看法如何呢？
孫：
今日中共擁有八百枚原子彈、兩千支戰略導彈，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復彈丸之地釣魚臺列嶼。可當時中日兩國軍力的對比猶如一名羽量級拳手與一名重量級拳師對陣：敵人是頭等強國，有配備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有配備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有四百五十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而我們這個衰老的大國，海軍僅五萬噸兵船，空軍僅三百架舊式飛機，陸軍僅有二百萬未受教育的士兵與不懂現代戰術的指揮官。
雙方裝備之懸殊更令人吃驚：日軍一個師有五千多匹馬、五百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支；但國軍每師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槍，既無坦克，又無陸空協同，多數師沒有大炮。我們的士兵往往在戰場上遭遇到敵軍坦克時，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種新式武器。戰事一開始即發現傷兵無醫無藥。全國動員兵力三百萬至五百萬，可是只有步槍一百萬支。而兵工廠每月用來造兵器子彈的原料三百噸還要靠美國飛機空運輸入；製成的子彈，平均每個兵分得四發，包括機關槍子彈在內。
史迪威將軍任美國駐華武官時，曾親見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個團，全團只有輕機槍四挺（按編制應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彈二百發，十分鐘就射完了。這個團與日軍激戰兩晝夜，死六百人，傷五百人，剩餘四百人奉命後撤。
韓戰爆發後，我在日本經商多年，看遍了日本軍部檔與戰史。他們記載說國軍遺棄在陣地上的屍體往往是日軍的廿倍以上，這真使人傷心難過，然而事實正是如此——在我親歷的八·一三淞滬會戰中，國軍傷亡十八萬人，日軍傷亡僅五萬人。從整個抗戰八年來算，國軍傷亡官兵三百廿一萬；加上平民被空襲、被屠殺、逃難途中饑病力竭而斃者，共計傷亡三千二百萬人。而日軍因武器精良，死傷僅五十二萬人。它在我國領土作戰，加上其本土平民傷亡亦僅二百四十六萬人。與中國軍民傷亡相比，十三比一確系事實。
胡：
現在有人說國軍投入淞滬會戰八十五個師共九十萬人，日軍僅九個師團兩個支隊共卅萬人。蔣委員長沒有集中優勢兵力圍殲日軍，而是使用古典小說上的車輪戰法；又好象《封神榜演義》中，眾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黃河陣，神仙們是個別進入陣地的，不是集體進入的。所以被日軍各個擊破，來一個師打一個師，以少勝多。
孫：
八十五個師是累計，八月下旬國軍在淞滬戰場只有十四個師。即使後期（十一月上旬）也沒有九十萬兵力，有些部隊調來，另有些調走。正因為備戰並不充份就急忙開戰，後勤運輸脫節，所以很難在短期內一次集中兩倍於敵軍的兵力。事實上在日軍炮火殺害成千上萬我國民眾時，那沸騰的民氣根本不允許有一支部隊停留在上海週邊陣地兩個月等候友軍到齊了再打，也沒有一位主帥能對敵人的殘暴行徑無動於衷。所以只好以總兵力來補救品質上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來換取敵軍的消耗，以官兵們的血肉之軀來抵擋暴敵的槍口炮口，以達到持久抗戰的目的。
在淞滬會戰中，一個師被擊潰了就用另一個師頂上去，我的八十八師自始至終沒有換下去。但是蔣委員長耗十年心血訓練的廿個德械師全都喪送在黃浦江畔，我們雛型的空軍也折損了逾半戰機，海軍艦隻幾乎全部在馬當自沈以封鎖長江航道。
抗戰初期庫存的彈藥裝備全部耗用在八·一三滬戰、台兒莊會戰、徐州會戰、長沙會戰以及豫南會戰，到衡陽巷戰時，國軍官兵只能用舊式的刀矛來對抗日軍的機槍大炮，這怎能不傷亡巨大呢？
在我們單獨對抗國際法西斯時，法國政府封閉滇越鐵路，英國政府封閉滇緬公路，使我國對外交通完全斷絕。法國還讓六萬日軍假道越北進攻滇桂。德意日簽訂同盟，蘇日互不侵犯，美國則運廢鐵支援日本的軍火工業。然而國軍有錢買不到武器，買到了又運不回來。
在長沙會戰、衡陽之戰中，國軍官兵士氣高昂。可是當日軍違反日內瓦公約施放毒氣彈時，即使國軍士兵個個勇如“蘭博”都無濟於事。日寇若非使用糜爛性毒氣，絕不可能強渡耒河。戰後在衡陽地區撿拾到國軍頭骨逾萬。這還能說蔣委員長“消極不抵抗”嗎？
胡：
這種種都是客觀上的因素，我們本身主觀上是否有所失誤呢？
孫：
當然有。我們實行“焦土抗戰”，鼓勵撤退疏散，然而對忠義的同胞沒有作妥善的安置，對流離失所的難民沒有稍加援手，任其亂跑亂竄，自生自滅，這也許是我們在大陸失卻民心的開始吧！
我從漢中長途行軍回援貴州時，發覺漫山遍野都是難民大軍——鐵路公路員工及其眷屬、流亡學生與教師、工礦職工和家眷，近百萬的軍眷、潰散的散兵游勇以及不願作奴隸的熱血青年。男女老幼匯成一股洶湧人流，隨著淪陷區的擴大，愈裹愈多。他們對敵軍並無殺傷力，對自己的軍隊卻礙手礙腳。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敵軍的前面，其前鋒卻老是阻塞住國軍的進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樣的車輛——從手推車到汽車應有盡有。道路兩旁的農田也擠滿了人，踐踏得寸草不留成為一片泥濘。車輛不是拋了錨，就是被壞車堵住動彈不得。難民大軍所到之處，食物馬上一空，當地人民也驚慌地加入逃難行列。入夜天寒，人們燒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夾雜著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與兒童啼饑號寒的悲聲。沿途到處是倒斃的腫脹屍體，極目遠望不見一幢完整的房屋，頓生人間何世之感；不由得墮入悲痛驚愕的心境，剛勁之氣隨之消沉，對軍心士氣的打擊是不可低估的。
胡：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所藏張發奎口述自傳的英文謄本中，見到他埋怨淞滬會戰撤退時，他身為中央地區總司令，竟不知前線部隊已奉命撤退。當十七軍團胡宗南麾下俞濟時部經過中央司令部門前時，還驚奇他長官（胡）的長官（張）不知前敵總司令下達了撤退令。事後才經由胡宗南轉來書面命令。結果是張發奎下轄各部隊因先知上峰企圖，未等張總司令指示就先行撤退。這種傳達命令的方式和下達時間計算上的錯誤，可見上級指揮官之慌亂。尤令人不解的是，退卻所選定的青浦、白鶴港一線離原陣地僅五十公里，卻要容納一百多萬軍隊與難民。象這一類的失誤，總不能全部推諉最高統帥喲！
孫：
是啊，我也有此遭遇。我奉命在安亭等待，看見左側的友軍紛紛後移，經聯絡才知全線繼續向昆山以西退卻。我很驚異，何以前敵總司令不及時下令，以致我措手不及，沒時間部署一切。三天后我退到青陽港附近，同追擊的日軍隔河而戰，鏖戰六個小時擋住敵軍的前進，才遵命緩緩向南京轉進。
在昆山，我發現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這才知道緊要關頭未接到行動命令的原因——前敵總司令（按：陳誠）帶了幾個勤務兵，藏在一座遠離公路的寶塔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正搬著手指頭數著“第一師、第二師……”計算忘掉了什麼部隊。大軍轉進途中，士氣不振，人馬雜遝，敵軍進逼，指揮上百萬大軍的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竟象連排長一樣搬手指頭來決定近百萬部屬的命運，整個前敵總司令部百多名參謀人員養了何用？
原來前敵總司令部和參謀人員纖毫未損，只因此人害怕人多會招惹日機轟炸，便只帶幾個勤務兵躲在孤零零的寶塔裏搬著手指頭指揮千軍萬馬。這麼亂搞，弄到張發奎部和我的八十八師吃盡了苦頭。幾十個師退卻，前敵總司令卻忘了指派掩護部隊，我師在青陽港堵擊日軍，是這位大將軍臨時抓了個差。更可恨者，他自己的心腹部隊羅卓英、霍揆彰部就在他手邊，他不拿來使用，卻讓八十八師單獨作戰。
這種自私自利的惡劣作風，實為敗壞與分裂國軍的始作俑者！蘇州本應是大軍休整的要津，然大將軍事先全無佈置。大軍還未轉進蘇州，地方秩序已紊亂不可收拾，給予全局極壞的影響！
胡：
據日本方面的文獻紀錄說，南京大屠殺的根由是日寇要報復您在光華門狙殺了幾千個鬼子兵。
孫：
是啊！南京保衛戰中首當敵鋒的是桂永清的教導總隊、王敬久的七十一軍及我的七十二軍。敵人從首都東南面發動攻勢，我的部隊據守著安德門、雨花臺、中華門一帶南郊最重要的陣地，日軍幾次攀上城頭都被我部下擊斃。
後來唐生智下令撤守，我輾轉經蘇北、徐州，到了武漢。蔣委員長見了我道：“有人說你在上海軍紀不好，發通行證向老百姓要錢。你到軍法處去辯明好了。”我氣極了，於是自動向武昌銀元局街軍法執行總監部報到。後由戴笠、康澤派人到上海調查，證明前述指控全屬捏造，我白白坐了四十二天牢，以“完全無罪”四字開釋。
過了很久才知道，陷害我坐牢的是宋子文。原來八·一三淞滬會戰後，宋子文曾向我追問稅警總團的下落，他埋怨我沒有照顧好他的“親兵”。我當時年少氣盛，率直說稅警總團不歸我指揮，我管不了他們；黃傑部給養困難時，我曾送去大批乾糧，我已經盡了友軍的義務了。他跟我喋喋不休，我勃然大怒，沖出了他的門。
國家不幸出了那些佞臣內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宋子文對大陸陷共負有不可推託的罪責，遷台後蔣總統不再起用他，那可是明智之舉！
胡：
我想問一個敏感的問題，您對先總統蔣公的評價如何？
孫：
我以一個抗日老兵的親身經歷表達我的肺腑之言：總統蔣公是偉大的民族英雄！他領導億萬民眾拖垮、打敗日本侵略軍，重光國土，這一萬古奇勳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潔、樸素、勤勉、自律，不抽煙、不喝酒，住陋室，對朋友肝膽相照，對敵人豁達大度、慈悲為懷。象閻錫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陳濟棠等一再搗亂，他從未施以報復，反而給他們節節升官。近代中國的政治領袖很少能象他那樣德厚流光。
然他也是凡人，而非聖人。他一生的錯誤無過於輕信小人佞臣，象陳誠張群宋子文那幫奸臣，葬送了他帶領我們黃埔學生辛辛苦苦北伐抗日打下的江山，歷史老人是無情的……
駁中共香港文匯報周奕副社長
胡：
很抱歉，再次上門驚擾。
孫：
我知道你的來意。有關周奕在七·七蘆溝橋事變六十八周年時發表於明報的文章，我早由旅港親友傳達。我雖老朽，但尚能跟上時代的潮流。從電腦搜索網頁查悉，周某系中共港澳工委機關報文匯報副社長，他的思想觀念仍然停留在十年文革的“造反有理”時代，通篇盡皆耳食之言。所以我也不感到意外。
胡：
難得老將軍如此明察秋毫。周某在兩年前寫了一本《香港左派鬥爭史》，念念不忘中共在港“反英抗暴”的崢嶸歲月。早在卅七年前周恩來就對香港左派暴動不以為然；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將六七暴動定性為極左思潮的產物。可是周某至今毫無悔意，依然為放鳳梨（炸彈）、殺害無辜市民的恐怖主義行徑評功擺好，其洋洋得意之情充溢於該書字裏行間。
蔣介石是千年難遇的民族英雄
孫：
有關抗日戰爭是誰領導的問題，我已在上次講透徹了，明白人聽一遍便茅塞頓開，唯被極左意識型態蒙蔽心竅的人會絮絮叨叨糾纏不休。民國二十一年淞滬血戰時，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一三淞滬會戰，他也只是個四歲幼童。他憑什麼向我叫板呢？《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說，孫臏謂齊將田忌：“以君之下駟與彼之上駟……臣能令君勝”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會屈尊同二段稚子對奕的……
胡：
貴臺灣的李敖最近在鳳凰電視上說：他囊無孔方時，每天為朋友代改小學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來愈臭。但周某人口口聲聲“向孫將軍討教”，從情理上講，您不能不答。何況，我所撰訪問記八千多字被《明報》刪掉一半，而中共挑戰的文章卻能在《明報》登載兩天，粵語謂“大小超”。倘您不答，便是對一連串的耳食之言示弱。
孫：
好！既然他要討教，我以抗戰健在唯一軍長的身份諄諄教誨他一番。
周文的要害是對蔣公的評價問題以及所謂“不抵抗主義”。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說過：“蔣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難得一遇之曠世豪傑、民族英雄也——五千年來，率全民，禦強寇，生死無悔，百折不撓，終將頑敵驅除，國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無第二人也！”最高國防會議推舉蔣委員長為陸海空軍大元帥，以軍委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羅斯福總統提議組織中國戰區，邀請蔣出任盟軍中國戰區統帥，以及勝利後何應欽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主持日本投降簽字典禮。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胡：
從歷史上看確實如此。北宋靖康之難，宋徽宗、欽宗父子與後妃、親王、宗室三千多人是被金兵擄至吉林五國城幽禁至死的；南宋恭帝和謝太后被元兵押往北方，末帝是逃避元兵投海死節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兵俘殺，永曆帝被絞死。連美國共產黨記者白修德都坦承“蔣介石動員五百萬兵力同強敵不斷地作八年苦戰，為中國歷史向來之所無！”
孫：
說“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陸官修的史書中鋪天蓋地。其實，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委員長正在南昌指揮剿共軍事，聞訊即於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黨政軍首長會議，決定“一面訴諸國聯以求和平解決，一面準備自衛以謀抵抗……到忍無可忍時必須領導全體國民甯為玉碎……”可見蔣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東北軍不抵抗的是張學良及其軍事廳廳長榮臻；日軍緊迫錦州時，蔣令張學良部積極抵抗，張卻不戰而逃。
再者中共中央，於九一八後兩日——九月廿日就下達決議，號召“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消滅國民黨統治，武裝保衛蘇聯”。不是將九·一八看作日寇侵華，而看作“反蘇戰爭的序幕”，究竟誰在賣國呢？
所謂“銑電”是李敖偽造的
胡：
是的。去年我編注《張學良口述自傳》時，見到張學良多次重申：“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們衝突。”長期以來外界都傳說張學良的不抵抗日軍，是奉了蔣介石的“銑電”。
最先提出所謂銑電的是臺灣作家李敖，原載於其編著之《張學良研究續集》，這一論調延續于李敖其他有關《蔣介石研究》系列叢書以及他與汪榮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李敖原稱“銑電”發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經輾轉摘抄，已訛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見於百多種史學著作。
然據當代中國大陸史學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楊天石教授等斷言：無人見過此一銑電。而李敖也始終未明示該銑電典出何處。張學良則斬釘截鐵地表示：“沒這回事，外頭瞎說！”
《張學良口述自傳》出版後，洛陽紙貴，於是極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喪權辱國”。
孫：
這三個協定是暫時性的停戰協定，是處置緊急事件的方法，與外交無關。冀察政務委員會直屬於國民政府管轄，從該會成立至七·七抗戰爆發，北平完全受命于南京國民政府。倘周某所述這三個協定導致“半壁江山淪入日寇手中”，那麼還會有以後的“張北事件”、“香河事件”、“豐台事件”以及蘆溝橋事變的發生嗎？
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這五年零九個多月的時間，是蔣介石一生對祖國最有貢獻的一段時間——聘用德國顧問，將陸軍典範令修訂公佈，任用俞大維使步兵兵器標準化；設立軍用化學工廠，使最基本之軍械彈藥自足；空軍擴充至飛機六百架；又積極督導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粵漢與浙贛兩線。共軍西竄後，中央軍因進剿而將力量推移至雲南、四川、貴州三省，使之成為抗戰後期之大後方。又改革幣制、推行法幣、白銀國有，實施兵役法，才為全民抗戰打下堅實基礎。”
當時國家政令不能統一，在中央有寧粵分裂，胡漢民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個軍閥割據自雄，諸如山東韓複渠、四川劉文輝、貴州周西城、甘肅馬家軍、新疆金樹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贛湘鄂皖等省建立蘇維埃政權，用盡方法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他們在鄉間任意沒收鄉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且將有產者捆綁，遊街示眾，濫用私刑，殺人無數，甚至連中共高層李立三的父親亦慘遭殺害。試問當前線官兵聞悉鄉間的父老兄弟慘被清算鬥爭，姐妹遭受淩辱，家中屋宇被燒財物沒收，他們怎能安心投入抗戰？所以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是正確的。以上三項協定的簽訂只是個苦肉緩兵計而已。
胡：
是啊。兩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時，聽到華南師大歷史系左雙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後南京國民政府一味忍讓，是為了爭取國際同情，“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之下，以當時中國的實力，面對日本那樣兇狠狡詐的強盜，不可能有什麼天才豪傑，不可能有什麼錦囊妙計，能夠在短時間內使中國立刻擺脫屈辱揚眉吐氣。它只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劫難逃的中華民族，只有經過煉獄般的磨煉，才有可能重獲生機……如果是為了整合內部力量，調整對外關係，加緊國防建設，有一些暫時的妥協，作出一些局部的犧牲，儘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鋒，特別是避免大規模軍事衝突，不給無事還要生事的日本強盜以擴大侵略的口實，也是無可厚非的……當國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動不動就破釜沉舟，在準備很不充份的情況下輕易決策，舉一國之生命財產投入於戰爭之中，而沒有絲毫的遲疑、猶豫。如果是這樣，反而是不可想像的。”
由此可見，香港的極左派土共，其見識落後於他們的大陸同行整整半個世紀！他們腦海中仍舊充滿了“分化瓦解”那一套餿主意。
竄改歷史者愧對為國捐軀的數百萬官兵
孫：
蔣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撥離間我們的師生關係。他說一·二八的總決策是不抵抗，事實上九·一八事變之初，蔣公就計畫在淞滬抵禦日軍。九月廿二日他複電淞滬衛戍司令熊式輝：“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十月六日，日艦大舉來滬，蔣公電示上海市長張群：“俟其進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變發生時，十九路軍是奉蔣公命令奮起應戰的。
現在大陸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戰全部歸功於十九路軍，其實中央軍第五軍與軍校教導總隊防守江灣，承受的壓力遠較左翼十九路軍沉重。我率領的二五九旅單獨在婁塘鎮、朱家橋一帶狙擊日軍第十一師團，以久戰之兵抗新銳之敵，且日寇兵力數倍於我，我旅官兵傷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護國軍安全撤退。然而蔣委員長訓令第五軍，要把一切戰功記在十九路軍的賬上，這種功成不居的作法是為了提高非嫡系部隊的士氣。誰知大陸變色後，陳銘樞、蔣光鼐等將淞滬抗戰功勞竊為十九路軍獨有，甚無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後者文革時被紅衛兵批鬥致死，是為老天有眼。
周某所言“十九路軍有三師十六團……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須受抗命處分”系抄襲自《政協文史資料選輯》中蔣光鼐、蔡廷鍇所著《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然而《蔡廷鍇自傳》無此敍述。且十九路軍本有十八個團，連同配屬指揮之稅警三個團、憲兵兩個團，共有廿三個團，絕非十六個團；還有，當時有權調動部隊的是軍委會與參謀總長，絕非軍政部，可見那篇所謂回憶是旁人閉門造車之作。
周文又說中央“按兵不動”、“援兵不繼”，又是欺人之談。淞滬戰況緊急時，蔣公急電第一師胡宗南、第七師王均增援，惟長江被日海空軍封鎖，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蔣公在江西剿共前線抽調第十師衛立煌、第八十三師蔣伏生部入浙增援。蔣鼎文之第九師因共軍跟蹤追擊，由贛沿閩邊入浙，且戰且走，及至開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史實。
反觀中共，在淞滬抗戰時發佈《上海事件鬥爭綱領》，號召國軍“士兵、巡捕、員警倒轉槍來向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瞄準……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以“武裝擁護蘇聯”。這究竟是抗日還是賣國呢？
淞滬停戰是在英美法三國領事與國聯調停下達成的。當時以中國的國防力量而言，未具與日本繼續纏戰之實力，而日軍各師團則可以源源不絕登陸，何況我們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蘇維埃政權，所以停戰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國不曾戰敗，日本不曾戰勝，雙方互不賠償。這是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國官兵傷亡三萬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軍傷亡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這也正說明了一個沒有準備的弱國，在遇到強敵時，究竟先跟敵人虛與委蛇好呢？還是立即宣戰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為歪纏的是稱國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戰，故八年抗戰應叫做“三年零八個月的抗戰”云云。事實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蔣公親自部署長城抗戰與濼東戰鬥，投入卅六個師的兵力，喇嘛河之繆－流、冷口之黃光華、喜峰口之馮治安大刀隊、羅文峪之劉汝明、界嶺口之沉克、古北口之王以哲關麟征徐庭瑤、南天門之黃傑，皆以血肉之軀同日寇之飛機坦克重炮作殊死戰，經月苦鬥，傷亡逾六萬五千人。倘若這些為國捐軀的官兵都不是抗戰，我想他們在黃泉之下都不會暝目的。
另一例子是韓戰，雙方共投入四百多萬兵力，造成二百四十多萬傷亡，系二戰結束後最為慘烈之一場局部戰爭。然而交戰雙方均未向對方正式宣戰，那又如何解釋呢？
所謂“抗日反蔣”盡皆聯日叛國
胡：
周某又在軍餉上面借題發揮，說什麼嫡系呀雜牌呀！
孫：
比起二次大戰中英軍和法軍的表現，國軍可說是貢獻卓著。因為國軍在中國本土牽制大量日軍，方便盟軍順利開展太平洋地區的反攻。國軍中約五分之一為中央軍，其餘為地方部隊，後者對國家的效忠是有條件的。自淞滬會戰至武漢會戰，中央軍精銳喪失大半，其後只得依賴地方部隊作戰。
地方部隊有時陽奉陰違，山西閻錫山與雲南龍雲還私下與日寇款曲，醞釀單獨媾和，這一點日酋看得很清楚。戰後從敵方檔案查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甯村於一九三九年曾說：“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三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
抗戰初期全國三百萬軍隊只是倚仗蘇浙皖贛湘五省財政收入的供養，其餘南北各省盡皆截留國稅，各自為政；其用途十有九以上養兵，而兵幾何、每兵每月所得幾何，中央概無過問之權。一旦疆場有事，中央責以防禦，則請餉之電，來若雪片，然財源平日均被一口吞盡涓滴無餘，中央何從得財以應其請？請而不遂，則一切責任歸於中央而舉土地以委諸敵人，尚稱非其罪矣！
胡：
是的，我在整理張學良口述自傳時發現：宋子文到北平督戰，要張學良出兵固守熱河。張學良獅子大開口，向中央勤索五百萬軍費，還要求行政院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當時民窮財盡，贛湘鄂皖等省疲於剿共，赤地千里，自顧尚且不暇，怎能津貼熱河？可見當時地方派系軍人一概藉抗日之名，以事聚斂。
孫：
所以周文所說八個月未發軍餉的事，原由便在此，這能責怪中央政府嗎？
熱河都統湯玉麟調用大批軍車搶運其家眷與金銀財寶往天津租界，置軍情於不顧；日寇僅以一百廿八名騎兵就一舉佔領了承德，東北軍五個旅、三個炮兵團竟望風披靡。這些都是張學良直接指揮的東北軍部隊，中央根本插不進手。湯玉麟是張作霖當土匪時的親信，張學良明知其不可靠而不敢撤換。九·一八後張學良的私產由其帳房寧承恩全數匯入關內，他本人是毫髮未損的！
事實上三十年代的許多所謂“抗日”反蔣事件，如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閩變、孫殿英西進、陳濟棠叛亂等等，都是拿日本人的槍炮來屠殺自己同胞的聯日叛國行徑！
胡：
是的，近年從解密的檔案知悉：民國廿年七月，汪精衛李宗仁組織的“廣州國民政府”派遣“外長”陳友仁赴日活動，欲在分裂的粵方與日本之間建立“中日同盟”，還允許以滿洲利權換取日本對粵方的援助；所以日本出兵發動九·一八事變，源于汪李賣國。民國廿四年初，日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南下廣州與李宗仁、陳濟棠密商兩廣出兵倒蔣；日本則出兵牽制國府兵力，使之無力南顧兩廣叛亂，從而使陳李叛軍順利從湖南經武漢而東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圖，如果南京中央政權易手於親日的兩廣實力派，日軍可輕易佔據黃河以北。這才有了兩廣獨立的“六一事變”，接著便有七·七蘆溝橋事變。當時老百姓是不知道這些密室陰謀的，所以反而在壞人挑唆下把鬥爭矛頭針對中央政府。
珍珠橋事件的魁首淪為汪偽漢奸
孫：
周文所述珍珠橋事件，所謂傷亡純系捏造。周某侈言軍警彈壓，偏偏不說十二月十五日職業學生持木棍搗毀外交部，有攜槍學生首先開槍尋釁，還將外交部官員多人毆成重傷；沖入中央黨部的職業學生，棍打中央委員陳銘樞頭顱當即昏蹶，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綁架半裏路，警衛救出時已頭部重傷。十七日，平滬學生千余人搗毀中央日報大門、經理部、編輯部、排字房、機器房，繼則縱火焚燒報館，檔帳冊傢俱材料悉行付丙；且強阻消防隊撲救，為此擊傷工友十余人。憲兵隊趕到將縱火、行兇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滬生因系脅從，經訊問即行釋放，餘廿五名北平學生交法院也從輕發落。事件中僅一名去排字房搗亂的學生，聞憲兵開到，越窗跳河溺斃。
如此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官吏、搶劫汽車、私逮刑訊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國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職業學生的背後有黑手操控，意圖擾亂首都治安，為日本尋釁製造機會。蔣委員長會晤示威學生時，答應讓他們開赴前線抗日，然志願參軍者僅百分之一，由此可見那些學生來歷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國，中國學生不敢上戰場，也不敢向日本使領館抗議，反而搗毀中國政府機關、毆打中國官吏，這不是漢奸行為又是什麼呢？這批騷動學生的總指揮等數人，日後都在汪偽漢奸政府充任要職。
胡：
是啊，西安事變爆發後，史達林對王明直指張學良是日本間諜，史達林是聰明的。我們至少能肯定，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銘是大漢奸，在日寇行將敗亡的民國卅三年猶投敵充任汪偽軍委會委員。
中共以政治鬥爭需要而誇張事實真相的又一例是：已往講“四·一二大屠殺”死傷逾萬，現在又悄悄改稱“四·一二反共事件”。事緣中共要員鄭振鐸、胡愈之以親歷者身份寫給國民黨中委吳稚暉的函件業已曝光，他們目擊閘北傷亡僅五十多人，且系白崇禧部下開槍。所以今日大陸學者稱：四·一二連大逮捕都夠不上，被捕者多數保釋了。據《政協文史資料》披露，四·一二的始作俑者、決策又堅決執行者是李宗仁白崇禧；而蔣介石本身只求禮送共產黨員出境，並無殺戮意願。正因為蔣介石這種“襄公之仁”，導致了他日後的戡亂失利。
孫：
馮玉祥敗部復活組織所謂“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就是一例。查該馮本系倒戈將軍，自中原大戰失敗後，即隱居山西汾陽。民廿二年六月他不甘寂寞舉抗日大纛反抗中央，圖東山再起。事值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率部參加喜峰口抗戰，馮乘虛發難，通令察省各縣徵發民兵、勒索銀錢，勾結偽軍劉桂堂進佔沽源大肆搶掠，縱放監犯，商民逃避一空。他封閉張垣黨部，捕押黨務大員，拘禁警務處長，佔據省府與各廳，將最有抗日歷史的陸軍九十一師宮旅及張垣駐軍六十三軍馮占海、劉翼飛各部包圍繳械；任用失意軍人、惡霸土豪為軍師旅長，以抗日為名，竭察省民眾血汗為彼個人擴充地盤進窺中央而啟戰端，勇於內爭，怯于公敵。他暗中透過漢奸李際春向日寇求援，日方則利用馮在北方搗亂，牽制中央。
所謂收復多倫事件，系馮與日方訂立密約，叫偽軍劉桂堂部暫時讓出多倫，使馮能以“抗日”為名對抗中央。多倫本無日軍，偽軍撤而複入。
馮玉祥兵敗後下野告退，他麾下的察哈爾警衛司令吉鴻昌與中共合組“討賊聯軍”，向冀北的國軍控制地區進攻，還決定十月四日攻打軍委會北平分會所在地。這支“討賊軍”不討伐日寇，卻專打國軍控制的城鎮。其烏合之眾不堪一擊，初敗於大青溝，後在小湯山被關麟征部擊潰。
象這樣起兵逮捕中央軍政人員嚴刑拷打、截留國稅的叛逆，是罪在不赦的。光是印製中央銀行假鈔這一擾亂金融重罪，就是古今中外任何國家都列為唯一死罪的。他在喜峰口作戰的宋哲元背後插了一刀，經五十一軍軍法處依法判處死刑，這是罪有應得。周文所謂“愛國要殺頭”雲乎哉，純系欺人之談！
周某是一個攝影記者，然左權死時他才九歲，他自然不知道左權是怎麼死的：民卅一年五月日軍掃蕩晉東南，左權率八路軍總部與中共北方局倉惶逃離遼縣麻田鎮時，正值日機轟炸，彈片擊中左權頭部身亡。他下令“決不死打硬拼”才遭此後果，設若他堅守陣地，也許不至於身死。我部下八百孤軍死守四行倉庫，與余程萬部死守衡陽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戰例猶在。
周某自然也沒有攝到國軍蘇魯戰區政治部中將主任周複壯烈殉國的一幕。他是在山東安丘縣境被日寇包圍時，苦戰一晝夜後在白刃戰裏光榮犧牲的。周將軍的死是積極抗日的死，左權只能算消極逃跑的死。
據“人大副委員長”張治中統計：僅民國廿九至卅三年，國軍政工人員出生入死與敵搏鬥陣亡就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將官四十四人。未知周某又會作何種解釋？把歷史研究當成政治鬥爭的利器，其結果必然是指鹿為馬而貽笑天下人恥笑！
偽造歷史者早晚要被淘汰出局
胡：
今年七·七紀念日我在紐約領受一項新聞文化獎，是日美東世界日報刊出抗日老兵、名作家王鼎鈞的長文。他說：“有人塗改歷史，甚至偽造歷史。但是我們信任歷史，依賴歷史家。歷史家是一門行業，有他的‘格’，有他的標準。失格或不合標準，總是同行的恥辱，早晚要淘汰出局（按：郭沫若成為學術界“四大不要臉”之一，就是一例）。歷史學家發掘事實真相，維護事實真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歷史由一代代的歷史家不停地寫，上一代的錯誤下一代會糾正。歷史家的壽命最長久，就算是一代天驕，你終有一天伸腿鬆手。秦檜說嶽飛謀反，他又能說幾年？他到底不是一株檜樹，即使是檜樹也未必活到今天；即使他活到今天，今天的歷史家還會說嶽飛謀反嗎？（按：嶽飛死後廿一年，由宋高宗之侄孝宗下詔追複岳飛原官，追封鄂王，封贈遠及曾祖；明太祖追封岳飛為三界靖魔大帝；清高宗禦題“偉烈純忠”廟額。其死後殊榮為歷史所罕見。）如果還有人這麼說，他還有人格嗎？他還有學格嗎？他還能在這一行混下去嗎？歷史家的香火代代相傳。歷史家象竹子，風來了他彎一下腰，風過去後他又直起來。世界上只留下直起腰寫的歷史，淘汰掉彎下腰寫的歷史！”
孫：
偽造歷史的典型就是所謂“百團大戰”。
周某說：“八路軍出動了一零五個團，減輕了國軍的壓力。”然據《彭德懷自述》透露：參與破襲戰的八路軍只有廿二個團；日軍傷亡並非兩萬多人，而僅四百零九人。
戰後我旅居日本多年，遍閱日軍戰史，須知日軍可以隱瞞在華殺人數位，但他自己的傷亡是不敢不據實呈報的。這裏牽涉一個遺屬撫恤問題，不可造次。
另一場所謂平型關大捷，林彪謊報“殲敵精銳昄垣師團一萬餘人”，實際日軍傷亡僅七十七人，被誇大了一百幾十倍。
查所謂百團大戰本系蘇俄所策動。民廿九年日德意締結軸心同盟，蘇俄深恐日本關東軍由偽滿進入西伯利亞，與德軍夾擊紅軍，故策動中共攻擊日寇交通線；在中共方面，它受日軍“囚籠政策”壓迫，其華北敵後根據地大片被日偽軍佔領或封鎖，僅剩下太行山的平順和晉西北的偏關兩縣，迫使彭德懷感到“不能再退”了，這才發動此次破襲戰。
然而這一對戰局毫無影響的遊擊騷擾戰竟在中共“七大”與文革中受到嚴厲批判，被老毛說成“援助蔣介石”，導致彭德懷瘐死獄中。彭德懷是個天良未泯的共產黨員，他繞開了老毛“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戰略方針。
周文說共軍兵力不多，所以陣亡高級將領不多。他強調共軍到陝北不足三萬人；但絕口不提共軍在國軍背後偷襲，以滲透、策反手段大肆擴編。例如將山東省主席沈鴻烈轄下保安隊五萬人繳械，襲擊河北省保安司令張蔭梧麾下民軍萬餘人，策反閻錫山部下新軍抗敵決死隊兩萬多人，新四軍陳毅部在江蘇黃橋殲滅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部一萬一千人等等。所以民國廿九年共軍已擴展至四十萬人；到卅四年四月，擴充至九十一萬人，另民兵二百二十萬，控制人口近億。三百多萬官兵只是炸死左權、病死彭雪楓兩員將官，能說它“積極抗戰”嗎？
周某說我所舉例子都是“表面現象”，他以廣州失守來揶揄“南疆重臣毫髮未損”，他為什麼不提余程萬死守十日、一師人死剩數百的慘烈事實？為什麼不解釋一下：大陸電影家據實拍攝了《血戰昆侖關》卻被中共禁映呢？
我們看抗日戰爭，必須看到是蔣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戰勝了日本侵略者，是岡村甯次向國軍統帥屈膝投降獻刀，這是問題的根本。至於在抗戰過程中的局部失利，由於客觀環境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世上並無常勝將軍，史泰龍飾演的蘭博只不過是銀幕上的人物，並非真人真事。
周某以廣州保衛戰來羞辱我。你那時才五歲，你不知駐守廣東的第四路軍中五個精銳師以及幾乎全部廣西守軍調往武漢戰場，剩下七個師裝備窳劣；而日軍四萬餘人在大亞灣澳頭登陸時，出動了一百多架轟炸機，加上海陸軍大炮兩萬多門，澳頭守軍一個營是全部戰死的，南澳僅廿名官兵生還。當時日本海軍配置大量十六英寸大炮，而國軍海岸部隊炮兵只擁有八英寸大炮；海軍大炮非但口徑大、威力猛，且用海水抵消了陸上炮兵難以忍受的強烈後座力。這些都是未經戰陣者永遠難以知曉的軍事常識。
廣東省有一萬多裏長的海岸線，備多力分，七個師除去城鎮防衛部署，撒開來每一里海防線分不到一個兵。日寇數十架飛機轟炸增城時，李振師的炮兵陣地被炸得血肉模糊，這才失守增城。由於火力懸殊，加上日寇動輒使用毒氣，投擲細菌彈，散佈霍亂菌與結核桿菌，軍民同胞大批傷亡，元氣大喪一時難以恢復，所以惠陽、潮汕、花縣、淡水、增城、博羅抵抗了十三日後撤往粵北。
然而整個廣東抗戰並非始自廿七年十月，而是始自廿六年八月。日軍持續轟炸廣東十四個月，出動六千架次，幾乎無日無之，殺死無辜平民數以萬計。戰前廣州人口有一百廿一萬，淪陷後只剩下六十四萬人，減員的相當部份是被日本飛機炸死以及遭日軍屠殺或折磨致死的。設想國軍若不北撤，非但徒增平民傷亡，而且不會有日後兩次粵北大捷。時至今日，我們還忍心苛責那些為國犧牲的忠勇將士嗎？
日寇使用化學、細菌武器是廣州淪陷的主因
胡：
當時我們對日寇違反國際公法使用化學武器、細菌武器並未察覺，只是發覺廣州、海南守軍大批死於霍亂、結核疫症，直到近年才有完整的揭露。可是浙江的細菌戰受害倖存者赴日本索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