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閔: 司法要有脊梁，不為權勢附庸。大家不相信司法，原因就出在檢察官與法官的斷案一致性，太差。■教育，不是要教會一堆很會（純）理論的天才，而是要啟發更多實務（務實）的精英！

Q:當初為什麼要去考法律系？

(台灣號稱民主，但卻是--恐龍法官和暴龍檢察官最多、冤判最多、人民80%不信任司法人員--惡行位居全球排行最前幾名的國家或地區；2026年仰賴有良心、正義感、有道德勇氣之"立法諸公"&"法律人"，能致力於修繕"不良法令"，在"健全"的完善法律下，還人民--免於被"冤判"的恐懼、免於被法檢"霸凌"的恐懼、免於被濫訴者"恣意誣陷"的恐懼、免於成為司法人員"升官發財"的工具、免於"政黨惡鬥"的犧牲品...)

    針對當今的亂世，筆者與學院全體師生，共同建言: 修繕法律，是立委之神聖使命，也是造福人間，行功德、福及子孫的偉大事業。懇請 諸公，矢志完成對劣法之修繕。 無限感禱! ＊這人間多苦災，莫讓＂惡法、劣法＂再折磨善良冤屈者。依據多年民調顯示，台灣人民高達近80%不相信司法，究其原因，資深法務工作者認為:乃因循苟且的司法官僚習性使然---

兹舉例其一: 二審刑事庭抄襲、剪貼一審刑事判決內文，一審民事庭抄襲剪貼一審刑事判決內文，一審刑事庭引用剪貼檢察官偵查筆錄內容，一審檢察官引用剪貼調查局偵訊濫訴原告者"放大不實"的說辭和經蓄意"剪輯編造"的偽證形成筆錄，成為偵辦與起訴被告的依據。(一審，很多法檢志在升遷；二審，許多法官志在結案；至於"意見領袖"熟悉的政黨惡鬥、指揮和影響判決，此不贅言)  

主題

    敬呈 (修廢落伍法規)，盼利國利民，無限感禱!

    基於，「法規落伍」（時代背景不同），以致恐龍法官越來越多，相對冤案錯判也每年成遞增趨勢。倘要仰賴法官各個都是「包青天」，戛戛乎難哉。但遭受苦難的是普羅大眾生命財產，持續在法曹操作下「成冤」。(台灣冤案有增無減，劣法不修，加上恐龍法官，讓善良冤屈者墮入"弱肉強食"的荒野中)

    諸多不公不義之法規，應迫切給予修正。例如；刑法124條（枉法裁判）從立法迄今根本無從執行、再審之訴及非常上訴均虛有其表、認罪協商、甚至銀行惡法的 29-1條、125條，及所謂之三級三審制，暨所謂不法所得應發還被害人、暨刑事訴訟法之認定與司法實務執行為混淆，及如何正確執行判決（監督、審核、汰換不適認之法官）均應深切檢討，修立法令。

★重點：

(一)、先談「審判之確立」在於「以人作認定」，要期待毎案件不偏差及正確是高難度，且益生弊端。

    ●筆者淺見；「考量善用高科技AI作審判參酌，以杜爭議」。蓋；走在時代"領航"的地位，才能重塑黨的「價值」和「聲譽」(2028想執政，必須如此)。

(二)、而冤案錯判主因一直是「自由心證」！以致造成被冤者難以平復，此點必須修法為「證據最優先」，不准「自由心證」凌駕在「證據」之上。

(三)、落實三審制度，在未判決確定前不准「強制執行」、「查封過度」及「扣押」。蓋；一旦執行上開措施，勢必影響被冤者權益及生機。可透過行政限制登記就能處理，我國既是三審制，為何起訴即可執行強制執行？

(四)、「發還不法所得」，應「訂立程序」發還標準，避免盲目大眾藉詞濫訴，造成誣告（受害者都無識別能力，易受蠱惑盲目跟從有心人士不法誣告）

(五)、法官是「人」，並無法保證終身清廉，在司法審判時恐龍法官或檢察官之出現，益徵。揆其原因，是沒落實「查證被告抗辯之證據」卻採有罪推定，使然。

(六)、甚麼是「行政簽結」？定義不清為混淆，竟可規避上級監督而結案，老百姓受害「無從申訴」。既無行政簽結之規定，即屬不合法（大部分是以「告發」及「告訴」）；不論是告訴或告發，一律送上級審，此應立法以昭慎重。

~~~~~~~~~~~~~(以下，彙整學者、資深法檢言論，懇請立法諸公參酌)

壹、關於銀行法29條之1規定，有違憲法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之重大法律瑕疵

    請參閱最高檢察署辦事檢察官許祥珍刊登於 2024年9月出版之『月旦裁判時報』第147期--「犯罪事實認定方法論--由銀行法第29條之1構成要件談起」；學者莊永丞著「從實質構成要件之明確性檢視銀行法第29條之1之合憲性」--台灣法學雜誌第391期,2020年5月；張冠群著-從「投資」的本質，簡評銀行法29條之1的謬誤--台灣法學雜誌第407期,2021年1月。

    銀行法29條之1，將非銀行以「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擬制為「收受存款」論。此規定，構成上訴人被判處七年以上重刑(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基礎，然該規定之構成要件與刑罰配置，有下列違憲之慮:

一、「顯不相當之報酬」，標準浮動，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1.構成要件模糊不清:司法實務通說，包括原判決在內，皆認定「顯不相當」係指「顯然超過一般銀行之定期存款之利率」達數倍以上者即足當之。

2.認定標準缺凡合理性:銀行法此一標準是預設所有投資報酬率，應與銀行存款水準相似，但「投資」與「存款」，在性質、交易目的和風險上，存有本質之差異。將其一概“類比”，並以“存款利率”的「絕對值」作為認定門檻，欠缺合理性，此乃延續對於--存款/投資差異不辨之“立法餘毒”!

3.違反準確性原則:該標準至今，仍無統一見解，且其「輕浮之人罪化標準」，使得判斷標準過於抽象且浮動。依憲法治國原則，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應為一般受規範者所能預見；然銀行法第29條之1，如此抽象且浮動的構成要件，恐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之意旨。

二、侵犯人民基本權利及法律體系紊亂

1.侵犯財產及契約自由:銀行法第29條之1，不問吸金行為人是否以合法管道為之，即將一般約定顯不相當對價之「投資契約」關係入罪! 此舉嚴重限制人民訂立契約之自由，構成對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及第22條“保障之契約自由”原則之傷害。

2.法體系之衝突:學理上指出，保護投資人之「特別法」應屬「證券交易法」而非「銀行法」! 被告之投資行為，在經濟實質上，符合證券交易法「投資契約」之概念，與銀行「收受存款」的行為無涉。銀行法將其擬制為收受存款，缺乏「金融法」之理論基礎，其立法目的終究並非保護投資大眾。此種不當擴大適用範圍的立法方式，恐使自由資本市場中可貴的新創投資行為或管道，概括性入罪，殺經濟發展。

3.重罰之妥適性: 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法定刑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此重刑系連動於第29條之1，廣泛且不當擬制之構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