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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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篇藏書家寫的文章。這類文章，似乎常遵循某種套路，敘寫書籍與家人之間形成的張力。一方面，這是很可理解的。藏書而成家，不僅花費不貲，而且所藏勢必侵占居家空間，引起家人抱怨。雖然耳聞怨言，無奈購藏成癖、心手相通，買書仍舊無度，從而在隱隱的緊張關係中，練就種種瞞天過海的招數。

另一方面，很可探究的是，文章提及的家人，大抵就是妻子。換言之，購書者為夫，怨懟者為妻，藏書於是成了夫與妻的諜對諜。在這齣性別角色固定的戲碼裡，妻子其實多數時候是無聲的，頂多是不可明辨的背景雜音。近乎唯一主角的丈夫，呶呶述說如何一次又一次逃過妻子法眼，將第一配角－一本又一本新舊書籍－偷渡進家裡。述說的時候，丈夫會擺出愧疚的神色，不過愧疚顯然不足以掩蓋嘴角的自得。

女性藏書家還是有的。董橋先生在《記憶的腳註》寫Anne Fadiman和丈夫同遊書肆，「在書堆裡渡過了七個小時的書香生日，扛著十九磅重的舊書回家……那些書比一整磅的新鮮魚子醬好吃十九倍」。Fadiman的散文集Ex Libris，便大大方方以書名指涉濃濃的書緣人緣。開卷第一篇寫她和丈夫將各自藏書合而為一，汰除複本，英國文學照出版時序排列，美國文學按作者姓名分類，親友贈書另闢專區擺設。結尾說：My books and his books had become our books. We were really married 。這讓人想起「珠聯璧合」一類的話來。

可是我必須強調，Fadiman的丈夫也是愛書的。一個家庭中，如果丈夫並不特別喜愛讀書，妻子是否有自發的藏書渴望？是否有折衝藏書空間的餘裕？會否想將藏書經驗付諸書寫？這樣的提問到最後就是：在女性的社會教養中，藏書是不是被視為女性一種可行/可欲/可容忍的舉措？

可能是我讀的不夠廣，前述藏書文章套路，我一時還真想不起性別角色對調的情況。讀過妻子賤賣丈夫藏書的例子或故事。但角色交換後，印象最深的一篇小說寫的則是，丈夫在妻子死後，把她所謂的「假」珠寶賣掉，結果賣得高價。忘了小說是誰寫的，多半是十九世紀俄、法寫實主義一路。

畢恆達教授有本書叫《空間就是性別》。或許，藏書也即是性別，畢竟藏書和空間的使用權息息相關。性別的概念著意的，不是男性、女性固有的生理差別，而是透過社會的形塑，男性、女性能有怎樣的自覺與發展。女性主義先驅吳爾芙寫過《自己的房間》。如今女性有了自主的房間，羅列其中的又會是什麼？當男女決定共享家這個空間之後，又能創造/協調出何等體驗？我期盼能多讀到女性寫自己的藏書。

---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於嘉義
    刊於《中華日報》副刊「鵲廬有光」專欄(20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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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著作：
《南鵲是我，我是南鵲》。台南：台南市文化局，2013年。(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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