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不景氣，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上班族薪水不漲，錢不夠用怎麼

靠領薪水，一輩子想買一間房子安身立命，都很困難。

疫情肆虐，經營環境不佳，獲利減少面臨虧損，小老關該如何自處?

遇到環境不佳，老閱的風險比員工大很多，不成功便成仁。

根據調查，有八成的人有創業夢想，但實際上，創業是件不容易的事，

要有資金、要有專業、還要有全力以赴的工作態度，和全職投入的時間付出

而且創業初期不但沒有固定收入，還需要固定的管銷支出

通常創業一年後，只有20%得公司能存活，創業五年後能存活的公司不到

5%所以很多人選擇採用加盟的方式，透過專業的協助，讓自己更容易在市場存活

但事實上成功的比例跟自己創業差不多，並沒有提升成功率，因為傳統的加盟方式，在現今的社會已經失去優勢，反而經營成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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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懂得求新求變，下班後兼差，人生才會有更寛廣的未來!

小老闆本業得意時找退路，懂得多角化經，本業不如意時才有出路。

幫自己的事業買一份保險，讓自己不畏懼任何環境的危機和挑戰!

人生健康需要免疫力，個人財富也需要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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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深知想在網路做生意，最容易遇到以下這4大問題：

1.沒有完善購物網站~煩惱要去哪找人買、沒有廣告宣傳費、沒有人代言

2.缺少客服團隊~小本經營沒錢請人、沒資源學習、平臺系統操作困難、沒錢請員工

3.找不到好商品~選不到適合的產品、沒空間囤貨、押貨成本和運費都要自己擔

4.不會設計拍照~缺乏美感怎麼拍都醜、沒錢請專業攝影和模特、不會打造品牌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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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富新竹說明會-康樂富收益是固定的嗎從零開始，如何創業？九個白手起家的創業原則！送給不甘平庸的你，一旦掌握，沒錢、沒資源、沒人脈，創業照樣能成功。

原則一、先搞清楚自己是否適合創業。 臺北團隊-康利富能掙多少錢

創業是可以從零開始、白手起家的，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它需要極高的綜合素質，比如超人的膽量，開闊的視野，廣大的格局，等等，有的人就只適合打工上班，即便給他錢、人脈和資源，他也是不適合創業的。

原則二、一定要有遠大的夢想。 臺北團隊-康利富安全靠譜嗎

最初踏上創業路，很多人或許是為生活所迫，或者是為了自己那顆不安分的心，想要突破和改變，但必須儘快為自己樹立起遠大的夢想，因為如果沒有夢想，在創業維艱的這條路上，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原則三、保持超強的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行。 康樂富投資速度快嗎?平臺信譽有保障嗎?

自信是一個人力量的源泉，也是創業者從零開始、白手起家的前提，如果失去自信，像網上很多人一樣，不相信真的存在白手起家，更不相信自己能白手起家，那你就絕不可能創業成功。

原則四、有強烈的創業意願。

創業是一件與艱難險阻為伍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是“九死一生”，如果你的意願，包括賺錢的意願，成功的意願，不夠強烈。那麼，即便踏上了創業路，也是很難堅持下去的，很容易就會半途而廢。

原則五、有持久的創業激情。 康利富彰化說明會-康利富公司在哪

創業肯定是需要激情的，尤其是對白手起家的創業者而言，激情能激發出無限潛能，幫助自己熬過無數難熬的時刻。不過，創業者不能只有短暫的激情，因為短暫的激情是不值錢的，只有持久的激情才能幫你賺錢，助你成功。

原則六、有合作精神，能將團隊凝聚在一起。

對創業者而言，前期或許可以暫時靠自己一個人，但必須儘快建立起自己的創業團隊，包括尋找志同道合的合夥人，更為關鍵的是，尋找優秀的人才來輔助自己，不能長時間單打獨鬥。

原則七、能屈能伸，能進能退。

臺南團隊-康樂富平臺信譽好嗎對白手起家者而言，要有一種勇猛精進的創業精神，在需要放開手腳大幹一場的時候，不能畏畏縮縮、猶豫不決，但在需要隱忍和退讓的時候，也要能不爭一時，要放眼長遠和全域，否則，也是容易失敗的。

原則八、培養創新精神，將與眾不同當作一種本能。

康樂富臺北說明會-康樂富加入有什麼好處創業與創新幾乎是天生就聯繫在一起的兩個詞，凡是能創業成功、尤其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者，無不具備創新精神，敢於與眾不同。創新不一定就是顛覆式的，哪怕只是細節方面非常小的創新，也能給創業者製造出巨大的商機。

顧城：不是再見　　我們告別了兩年　　告別的結果　　總是再見　　今夜，你真要走了　　真的走了，不是再見　　還需要什么？　　手涼涼的，沒有手絹　　是信么？信？　　在那個紙疊的世界里　　有一座我們的花園　　我們曾在花園里游玩　　在干凈的臺階上畫著圖案　　我們和圖案一起跳舞　　跳著，忘記了天是黑的　　巨大的火星還在緩慢旋轉　　現在，還是讓火焰讀完吧　　它明亮地微笑著　　多么溫暖　　我多想你再看我一下　　然而，沒有，煙在飄散　　你走吧，愛還沒有燒完　　路還可以看見　　走吧，越走越遠　　當一切在蟲鳴中消失　　你就會看見黎明的柵欄　　請打開那柵(www.lz13.cn)欄的門扇　　靜靜地站著，站著　　象花朵那樣安眠　　你將在靜默中得到太陽　　得到太陽，這就是我的祝愿　　1981年10月　　 顧城作品_顧城詩集 顧城經典語錄 顧城的詩分頁：123

菡子：閻純德　　一　　可是要小心，不要模仿你們的前輩。尊重傳統，把傳統所包含永遠富有生命力的東西區別出來——對“自然”的愛好和真摯，這是天才作家的兩種強烈的渴望。他們都崇拜自然，從沒有說過謊。所以傳統把鑰匙交給你們，而靠了這把鑰匙，你們會躲開陳舊的因襲。也就是傳統本身，告誡你們要不斷地探求真實，和阻止你們盲從任何一位大師。　　——《羅丹藝術論·遺囑》　　每每讀到法國藝術家奧古斯特·羅丹的《遺囑》，這段話總使我想到中國新文學史上不少卓有成就的作家，——他們對生活、現實的忠誠，對理想對自然的熱愛，對傳統的崇拜，對創造的執著，我也想到菡子……生命的價值在于耕耘。如果，把文學比作大地，菡子則是這塊百花爭艷的土地上的一位勤勞的主人。　　我多次訪問她，和她通信也歷時近二十年之久。她衣著之樸素，待人之親切，談吐之真誠，是令人難忘的。在北京，我們每次相聚，都見她身上染著江南水鄉的風韻，眼睛里閃耀著祖國建設工地的光輝，感情里涌流著創作的興奮。她總是風塵仆仆，行色匆匆，像一位又要舉步開拔的戰士……自1939年，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發表處女作《群像》，迄今她已經走過了五十多年的創作歷程，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糾紛》（1946年，華中新華書店淮南分店）、《群象》（1948年，東北光華書店），散文集《和平博物館》（1954年，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幼雛集》（1958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前線的頌歌》（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初晴集》（196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素花集》（197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鄉村集》（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記憶之珠》（1994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玉樹臨風》（1994年，陜西教育出版社），短篇小說散文集《萬妞》（1978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前方》（1984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電影文學劇本《江南一葉》（與李納合作；1979年《鐘山》第一期），長篇傳記文學《鄉村的童年》（1982年，《鐘山》第六期；1984年，新蕾出版社編入《作家的童年》）等。這是她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艱苦掙扎、跋涉，嘔心瀝血奉獻給社會的赤誠，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素潔而熱烈的花朵。　　菡子不僅在小說創作上有如《糾紛》、《萬妞》、《媽媽的故事》那樣有著深厚生活根抵，表現廣闊的社會風雨、深刻動人的短篇，更有《幼雛集》、《鄉村集》等散文集中那些情采并茂、時代感極強的優美散文。菡子，她是小說作家，也是當代中國的散文大家。　　二　　一個人，生命或長或短，道路或曲折或平坦，就像大地上縱橫交織、形形色色的路徑，每條路都有自己的特點。菡子，在苦難中降生，在戰火中成長，在磨難中前進！　　1921年3月11日子時，一個黑漆漆，冷冰冰的暗夜，菡子以洪亮的聲音呼喊著來到人間。但她還不知這是一個無情的可憎的社會——男尊女卑，是人們不可違抗的法律，禁錮著愚昧的靈魂。那時，中國已經看到了曙光；不久，大地上雖然有了紅旗、火炬，但那只是星星之火，遠沒有照到人們的心里。母親長達十個月的夢，變幻了顏色，她的淚水已經把想生男孩子的希望澆滅。剛剛生下的菡子，哇哇地哭叫著，也許是要向天下證實自己的存在吧；但女人之命薄如紙，苦似黃連，母親的哭泣，是為自己，也為女兒。房里沒有暖烘烘的炭火，房外沒有丈夫的慰藉，而要換菡子的男孩（一個私生子），已經抱在自己的懷里，三個人的命運，熔鑄成共同的抗議。但那被抱來的不足滿月的男孩，因傷風立即夭亡，菡子也因此得以留在母親身邊，沒有重復母親的命運——從小就當童養媳。　　菡子十四歲時，母親曾憂傷地指著一個在街上挑擔賣柴的女孩說：“那天夜里，如果把你抱走，她就是你呀！我是叫到后面把你認了女兒好呢？還是多給你一點米和油？”這出人間悲劇沒有演成，但它始終痛苦地保留在菡子的心中：“以后的幾十年中，我多次想起出生的厄運，要是我被搶了去，到現在我又會是怎么樣的一個人呢？”她為這個家庭出身，背了多年的包袱，心中充滿了矛盾。　　江蘇省溧陽汕頭村是菡子的出生地，那里風光秀麗，跟村子一樣長的大水塘，像一面幻境，里面搖曳著村影和山(土侖)背上蔥郁的樹林。這個坐落在山口上的村子，曾是太平軍攻打僳城、定都天京的后方，也是菡子的第一個課堂。　　在汕頭村，幼小的菡子也有過一般孩子的樂趣和頑皮：她愛爬樹，有時藏在稠密的樹葉里，一呆就是半晌；她也像鵝鴨一樣把頭悶在水里去游水，愛憐她的爺爺叫她“野丫頭”。菡子童年玩耍的地方，還有爺爺保留的供本村子弟讀書之用的書房——“百草園”式的后院，從那里獲得不少知識。那村北的竹園和村西南的樹園，是她生活的另一個天地。那時，她愛竹園的秀密，但怕青蛇；只有寬大而荒蕪的樹園，才是她經常拾柴樵草、聽各種蟲聲、逮蟈蟈、葬麻雀的地方。　　一個家庭，就是一個社會。那時，菡子的家已經危機四伏，一切全靠和顏悅色的爺爺來撐持。爺爺被人尊稱為渭西先生，一生善良、仁慈、正直、助人為樂，譽滿四方，與本村異姓和睦為鄰。他夢想著把家庭經營成書香門弟，但終成泡影。　　菡子雖小，心里卻能準確地分辨善惡。她愛爺爺，晚上強睜著打噸的眼睛，用兩只胖胖的小手，小心地為爺爺搓點煙的火媒子，捶打爺爺奔波一天的雙腿。而當伯娘指桑罵槐地罵小菡子的時候，她總是不聲不響地望望爺爺，爺爺也望望她。這時，一顆童心與一顆慈愛之心相遇了。菡子說，爺爺眼里看到的是水塘，是田攏，“我也從他的眼中看到了他望到的一切。這是我最早的美學觀點，他與包容萬物的大塘、老屋的青磚白墻，特別是春天田野里紫盈盈的紅花草，最為和諧。”對菡子來說，伯娘有派不完的野外的差使，雖然也挨她的罵，但菡子卻認定她是自己幼年生活的老師：她幫助菡子認識了許多江南事物和生活，學習了富有魅力的生動語言。　　菡子的父親在江陰讀過江南頗富盛名的南菩公學，后來棄教經商開店，爺爺為此氣惱萬分，宣布與他斷絕關系。　　農村的苦難，是舊社會的罪惡；農村的美麗，那是大自然的饋贈。小菡子的同伴是六畜家禽，那羊、牛、花貓、黃狗，都是她的朋友，因為它們視她為主人。她喜歡那些小動物，最喜歡的是蜜蜂、蝴蝶，還有最早報春的喜鵲、親切呼喚的鵓鴣，以及云雀、貓頭鷹、排著“人”形隊伍的大雁。至今，不忘那些與她一起爬樹摘吃桑果、在麥垅里仰天而睡、摘吃豌豆和蠶豆的小伙伴。她們嬉笑著，相對而坐，參差擊掌，唱那女孩兒們都會哼、歷數名花的鄉下小調《十二月》，也曾乘大木盆，在含苞待放的荷花里、紅菱的綠葉下采菱。小時，她做過許多夢：小魚從手中滑過，在池塘里摸到了鴨蛋，呵，還有那“六月六”下水的歡樂夏夜，她躺在場院的曬席上，數天上的星星，口里不住唱著“天上的星，地上的釘”不大連貫的兒歌。秋天，她與“稻草人”為伍；冬天，菡子的手背像一張皺皮的春餅，腳跟滿是張著嘴的血口。冬夜是難熬的，她聽見不眠的歌手，在唱幽怨的《孟姜女》，或《十二月長工》，遠處的山峰也有激憤的悲歌……“在家里，我幾乎沒有屬于自己的東西，只有父親的打罵。但在田里我覺得富裕、自由。大自然雖然也向我放出風雪雨霜，有時驕陽似火，有時雷聲震耳，但它同時給我帶來膽識，它寵愛我，卻不容我做一個驕客。它的博大感動了我。一年四季，大自然把我栽培成泥手泥足的孩子，仿佛天地間蕓蕓眾生中的一棵小草，在露水和陽光中生長。春天睡在紅花草的田里，戴著花冠，我又是一棵生花的小樹。我是掐不碎的小花，折不斷的樹枝……那時我幾乎什么都愛，恨的種子還未萌芽。”　　病著的弟弟在她照看的時候死了，更大的災難便落到了小菡子的頭上：她被視為下凡的掃帚星，家中一切不幸的禍首。七八歲那兩年，是她一生中最昏暗的時期，在家里，人人可以隨意責罰她；要她干最累、甚至力不能及的活，而不能乞求任何愛護和享受，有時連母親也不給她一點溫暖。父親向她宣布：“你端我的碗，就受我的管！我們家沒有丫頭使女，你就是丫頭使女！”其實，她的待遇比丫頭使女還不如。這一切，傷透了她的心。那時，母親還下了狠心，要在三五天內把這個“野丫頭”的腳裹成小腳粽子。小菡子疼得在床上打滾，但不求饒，淚珠里閃著粗野的光。她也橫了一條心：“我要活下去，逃出去，作強盜也不在乎。”她無聲地呼喚著：“生養我的天地呵，你們聽到沒有？給我力量吧！”她的反抗性格似乎是此時在心里生了根：母親在家里裹，她到地里放；母親白天裹，她在夜里放。她寧可不穿鞋，也要保全那雙能爬山涉水的天足。　　菡子的母親，從小就當童養媳，苦難重重。她的聰明、能干、勤勞、賢惠并沒有贏得幸福。她養兒育女，過著忍辱負重的牛馬生活。夜夜孤燈照著她，淚水泡著她，機抒聲，打罵聲，是家里永不完結的悲歌。小菡子生活在母親左右，不止一次看到母親的身體折斷了父親無情的竹鞭，而她雖然年幼，卻也在受著父親同樣的待遇。這痛苦的烙印，沒有伴隨歲月的流逝而消失，在菡子的記憶里，它是一種生命……三到了上學的年齡，菡子還在看雞。對于讀書，她十分向往。每當她聽到村里小學上課的鈴聲，以及那“打倒列強”的歌聲，她眼里便浸出羨慕的淚水，幼小的心靈激動不已。菡子說：“那歌聲，是我最初的愛國教育。我不懂音樂，也沒有這方面的任何才能，但各種藝術形式中，最早也經常使我流淚的就是音樂。”　　生活，使菡子的母親悟到了一個頗為堅定的啟示：只有讀書，才能自立！否則就是永世的牛馬。于是，母親悄悄為女兒算了命，算卦的說，女兒要做教書先生。母親回到家里，泣不成聲地向女兒重復著那些不堪回憶的傷心話。菡子回憶說：　　歸納起來，我們母女那時只有三條路——　　一、讀完師范，做小學教師，母女相依為命；　　二、讀書不成，進尼姑庵，修修來世；　　三、再不成、母女雙雙跳井。　　滿八足歲，母親毅然拉著女兒的手到小學報了名。菡子回憶說：“在路上，母親才教我認了一個‘一’字。因為我上學晚，個子大，老師把我插入二年級。母親擔心我跟不上，她與我一起學習，把一年級課本上認得的字，都搬給了我。我就像吞飯團似的咽下了它們。二年級第一篇作文《我的家庭》，也是母親代作的。那些認得我的同學，都罵我‘看雞婆’，指著鼻子羞我。歧視使我產生了志氣，以后的作文就都是我自己做的。”（《鄉村的童年》，1982年《鐘山》第六期）上學的同時，家里那些雜務，還屬于她。不過母親給了她較多的愛憐，從“弟弟來，妹妹來，來唱歌”的課本中，朦朧中看到了女兒的前程，感到了欣慰，作為母親，悲苦的心也算有了寄托。　　借助于母親的撫愛，從1929年起，菡子得以在本村初級小學讀書三年。其間，她學了不少歌曲，而《可憐的秋香》及《船夫曲》是她印象最深的。她說：“那引頸高歌的音樂教員，好像是我的啟蒙老師。我看見他在河道上等著我，臂上套著背纖的繩子。《船夫曲》在激流中回響，人生的道路，似乎是從這里開始的！”這也是她聽到的最早的國際歌聲。　　綠林好漢歷來是人民群眾心目中崇敬的英雄。幼小的菡子，不僅愛看戲，也愛聽說書，常被《水滸》、《三國》的好漢所傾倒。　　平時，她愛邏思幻想，把西邊黑壓壓的伍牙山視為英雄豪杰神出鬼沒的世界；每當晚上看見遠處的火把，她便心馳神往。菡子未滿八歲時，她終于看到了溧陽鄉下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們持刀攻城的壯舉，他們呼喊著：“窮人打天下，愿干的跟著走！”小菡子奔跑著，跟在隊伍后面跟了六七里，最后跑不動了，才趴在山背上，一直看到躍動的紅旗在遠方消失。而她的心確實跟那威武的隊伍走了……那威武不屈、死得悲壯、流芳迄今的“大刀會”英雄“小妹妹”，給她留下的是敬意和榜樣的力量。1931年冬天，只有十歲的菡子，自己作主也參加了有著迷信色彩的“大刀會”。這個舉動，是她對父權挑戰的一次嘗試。她在“大刀會”里呆了二十一天，師父教的是“坐攻”，即“上神”——就是請神上身，神來了就力大無邊，可以刀槍不入。當時她神往真正能有所謂“竹葉金刀”——在深山老林，七年不食煙火，天天念咒，到第七年成功：采下竹葉，一念咒，竹葉就會變成一把鋒利無比、砍向敵人的金刀……這種荒唐絕頂的愚昧，曾給不少在黑暗中尋路的人一些短暫的安慰和精神寄托。小菡子并沒有進山，沒有把念咒的“功夫”堅持下去；讀書，終于使她大徹大悟，從蒙昧狀態中覺醒過來。　　1932年，菡子改入城內女子小學讀書。那時她接觸了孫中山“天下為公”的主張，也聽說過方志敏領導的皖南紅軍“打富濟貧”，含糊地把兩者合而為一，借給父親寫第一封家信之機，第一次發表了自己的政治見解。不料父親從此同她結下死仇，斷定她不可救藥，從小就是共產黨的胚子，如果在太平天國造反時代，她一定是個女長毛。　　能深深感受世態炎涼的孩子并不多，但飲著生活苦酒長大的菡子，從父親的打罵中、母親的苦難中、殘酷的社會里感受到了。反抗，是壓迫壓成的；性格，是生活、現實賜予的。逆境給了菡子意志和毅力，她像黑夜里的閃電，硬是要索取光明。上進心使她從一個中等生，一躍而名列前茅；1934年全縣小學會考，雖然她得了“頭暈眩”，仍考了個第三。同年秋，她考取蘇州女子師范學校，7月25日的《申報》上公布了被錄取的新生名單。這張報，作為一種榮譽，在村里傳遞著，那“丫頭使女”、“看雞婆”的菡子，在人們眼里成了“女秀才”。但父親在鄉人的督促下，雖不得不讓菡子上學，但他要她發誓將來不拿家中一根稻草，假期中還加倍用她的勞動力。最終，還是母親為菡子籌劃路費，并淚流滿面地送她上路。　　中學時代，在人生的意義上，像大地四季的春天，未來的路程往往由這里起步，那金色秋天的收獲，不過是春天的延續。菡子，從這里開始寫作的嘗試，從這里初步認識了革命。　　蘇州女師，窮學生多，進步勢力大。由于菡子苦多樂少，地位低下，在學校很快接受了進步老師和同學的啟發與影響。她參加了課外的“文學組”，組內決定要寫揭露社會黑暗的作品，她對此心領神會。1935年夏，學潮失敗，十個同學被開除，這使大家明白了一個道理：“舊的社會制度沒有摧毀，我們（學生）不可能單獨取得勝利！”這一閃光的思想震動了菡子，這是促使她思想轉變、深化的一個關鍵。　　從小學時代起，菡子就有一種藝術感受能力；在中學，她愛好文學。雖然，魯迅、巴金等作家的作品在這個學校是被禁止的，但像地火一樣，并沒有停上燃燒，潛流在奔涌……在圖書館一位進步工友的幫助下，她讀得最多的是魯迅的書。魯迅的如匕首投槍般的雜文，“狂人”的吶喊，阿Q和祥林嫂的悲劇，都感動過她，教育過她，寫作上啟發過她。她還讀了巴金的一些作品，以及蘇聯作家的《五年計劃的故事》等；還有不少進步書報。這些，都是她認識社會的透鏡，也是尋找黎明的路標……“一二·九”學生運動，像春風吹到了江南，菡子受到很大的教育，開始參加抗日活動。有一次，語文老師大約是要考察她們，在黑板上寫了“無題”二字，任她們自己愛寫什么，就寫什么。菡子寫了一篇表現一個女學生因犯“抗日罪”而被開除做了女工的小說。至今，她還記得小說的結尾：“她愛她的母親，但更愛她的工作。”她因此犧牲了與母親的團聚，也果真因這篇小說而獲罪。校方終以“品行丁等”——受共產黨影響、思想有問題和扇動校工的罪名，秘密將她開除。父親跑到學校，與校方訂下三條可以讓她重返學校“悔過自新”的條文。而菡子，怒火中燒，卻在開學那天，以索回保證金為名，大大奚落了總務主任一場，即憤然離去。不久，菡子以同等學力考入無錫競志女校。魯迅，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如黑暗中的燈塔，給她的是光明、信心和力量。1936年10月9日，這位文學巨人在上海逝世，這噩耗給革命者帶來的感情是共同的，菡子終于因此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她們一起悄悄參加了進步的“讀書會”，經常分析形勢，討論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西安事變”后，她們還秘密印發“八一”宣言。　　翌年7月，盧溝橋的炮聲給屈辱中的祖國揭開了新的紀元。那炮聲召喚著她，她在抗日的隊伍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四　　1937年10月，正在無錫重傷醫院為抗日將士服務的菡子，被母親以病危的電報騙到家中。但那個家，就是母親的溫情也不能拴住她的心了。她要把生命交給國家，要在國難家仇中沉浮，在抗日的烽火中奮進！　　僅僅十六歲的菡子，對家庭一無所求。菡子身上沒有分文，是一個徹底的“無產者”，但她大膽地走自己的路。　　江南，秋風秋雨愁煞人；菡子，背井離鄉，像一去不復返的小溪，無牽無掛，自自然然流向前方，匯入洪流。她一路泥水，直奔蘇皖邊境的同城鎮——那里云集著從上海、南京下來的進步文化人和抗日團體。在那里，她每天迎接曾參加過農民暴動的四鄉來人，把他們登記入冊。組織交給她的任務是神秘的、光榮的，她的心情是激動的，她覺得工作就是考驗，自己的生命就要從這里開始。　　不久，菡子赴江西南昌，投奔正在集中的新四軍。在一千四百多里、一個月的跋涉途中，敵機跟蹤轟炸，使她看到中華民族的鮮血，想到國家的仇恨，也自我鼓勵：“生活正在開始，不能無所作為地死掉……”她想到的是貢獻。在沿江而行的隊伍中，她年齡最小，但卻是打前站的一個，一路寫示標，使他們贏得了時間。菡子的吃苦、勇敢精神，得到大家的稱贊，昵稱她“小八”（即“小八路”之意）。那次泥水的洗禮，艱難的歷程，第一次給了菡子鍛煉；每每想起，都興奮不已，并說那仿佛是她一生征塵的縮影。　　南昌，光榮的城！就在那里，由新四軍辦事處決定，菡子參加了江西省青年服務團，到贛東老蘇區從事宣傳工作，這是她頭一次到群眾中去，像一只試飛的小鷹，第一次去搏擊風雨。1938年6月，軍事形勢惡化，她回到南昌，通過新四軍辦事處正式入伍。與三十個同伴到達皖南云嶺軍部，成為新四軍第一代“三八式”女兵，開始了真正的戰士生活。　　在皖南山水的懷抱里，跳動著菡子的心。在戰士的鐵腳踩成的山道上，有她奔忙的腳印；載著歷史的記憶流瀉的山溪里，有著她年輕的身影。那里孕育了多少愛情啊，——初戀、友情、真摯的同志之愛，還有與鄉親、房東的生死之交。她挨門串戶，做著發動群眾、宣傳群眾的工作。1939年2月29日，周恩來到皖南視察工作，在軍部禮堂講演，傳播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思想，傳達中央的決定和開辟大江南北抗日根據地的決心。那精神鼓舞了“八省健兒”匯成的浩蕩隊伍，也振奮了菡子；那宏亮的、激動人心的聲音，猶如不息的戰鼓，一直響在她的耳畔。　　新四軍是一支鐵軍，也是一支文化軍隊，在各部門的領導中，有不少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菡子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創作組里學習過寫作，而她的老師就是該組指導者、著名作家聶紺弩和詩人（長詩《捧血者》的作者）辛勞；稍后，又有作家丘東平。當時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是詩人，也寫小說，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軍部秘書長兼文委書記李一氓，是創造社的文藝理論家。他們都很重視文藝和宣傳。那時李一氓曾以筆名德謨在《抗敵·文藝專號》上發表社論《我們的藝術和我們的藝術家》，號召在意識、決心、生活、習慣、經歷、觀念或行動上都是前進的、向上的、集體的、有力量的新生的作家藝術家們，為了革命事業，從無名而成名起來，從不成熟而成熟起來。這種環境和條件，加之領導的提倡與重視，就成了作家成長的土壤和因素。　　在硝煙迷漫的戰斗歲月里，菡子一直堅持業余文學創作。她“長期深入群眾，與群眾同甘共苦，建立了親密的血肉聯系，同時領會了民間語言的美妙之處，學會了掌握語言藝術，從而用文學描寫的藝術語言來反映群眾的生活、思想、感情和斗爭，在文學創作的基本功上下了苦功。”（黃源《前方·序》，載1984年《收獲》第一期）這條艱苦的路，使她的文學創作最終取得了成就。　　1939年初，菡子到軍隊里寫的第一篇小說《干部地方化——幾個人物的描寫》，經聶紺弩過目，改名為《群像》，發表在黃源編輯的新四軍的《抗敵》雜志上。在寫作上，作家丘東平曾給她不少指教：“寫戰場，要避開槍炮之聲，主要寫場面、氣氛和情緒；創作要有自己的藝術個性，人家寫過的，你就不要寫……”這些經驗之談，一直是她藝術上的苦苦追求。　　菡子轉戰淮南后，擔任戰地服務隊隊長，隨戰斗部隊出入槍林彈雨之中，積極參與開辟新區，建立人民政權。1942年至1943年，是根據地最艱苦的時期。但她作為新四軍的一名女戰士，堅持參加游擊隊的活動，與戰士同生死，共患難，她編過《前鋒》報，擔任《淮南大眾》社長兼總編、淮南婦聯宣傳部長等職。　　戰爭是殘酷的，但是人民和正義以戰爭奪得新生。戰爭的歲月，如同一條長河，一直在她心里奔騰、閃耀。她多次自豪地說：“我是一個小兵。埋在我心里最寶貴的東西是兵的生活，是戰士生活的回憶，部隊是我最早的革命學校，偉大的革命戰爭賦予我們藝術生命，在那最艱苦而光榮的時期，我們在黨和部隊的扶持下，拿起了筆的武器。”每當她想起當兵的日子，她就仿佛年輕了許多，思想就又像大戰前夕，充滿了求戰的激情，希望在全體的勝利中，也有自己一份戰果。　　戰爭，鍛煉戰士。菡子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戰士。她愛讀書，即使在戰后短短的間歇，也不曾放松。在敵后游擊區，她有幸借到一位愛國人士的《魯迅全集》，從此她走南闖北，背包里總有幾本魯迅的著作相伴。她不僅讀，還做札記。菡子說，由于魯迅的作品，“兩三年中使我的生活有了充實感，帶著它就像戰士帶著武器一樣。”魯迅，影響著她的一切，成了她永生的導師。　　大文豪高爾基也是菡子的崇拜者。她把《童年》里的外祖母當作自己的親人，同時把自己的苦難經歷視為“有意識地生活”，堅信只有勇敢迎接暴風雨的人，生活才有意義，也才能創作。　　1943年至1944年，她還在中共淮南區委黨校參加整風學習，這是她接受考驗、認識社會、觀察生活的良機。那時，她流著淚躲在被單里默寫高爾基的旅伴和丹柯的故事，從中汲取經受考驗的力量。　　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并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夢寐以求的和平。中國又被推進血泊之中。菡子，在這場歷時三年的戰爭中，冒著炮火，隨大軍轉戰于蘇北、山東各戰場。最終，于1949年，在上海歡呼的人群中，她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五　　菡子，是烽火中鍛煉、成長起來的女作家。1946年她加入華中文協。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她不僅為《抗敵》報、《前鋒》報、《淮南日報》、《淮南大眾》、《新華日報》寫過大量有情節、有人物的通訊報道，還寫了一些風格樸實、思想藝術上有一定成就的小說，而當時她的文名也主要表現在她的小說創作上。　　1984年2月，春節期間，我兩次訪問菡子，在談到小說時，她說：“我的小說創作還沒有開始……”這話自然是她的謙虛，也是她壯志“未酬”的表達——我知道，她心里醞釀、構思多年的長篇小說，還沒有開始創作。　　菡子是從小說創作轉而走上(www.lz13.cn)散文寫作的。在她走上業余文學創作最初的二十年里，先后寫作短篇小說三十余篇，編入《群像》、《糾紛》、《和平博物館》、《萬妞》和《前方》等短篇小說集或小說散文集。　　兩萬多字的《糾紛》，是她創作的第一篇成功之作，寫于1945年12月淮南黃花塘。這篇小說曾在1946年半年內出版了兩個版本（其中一種由她自己題寫書名，封面是她最喜歡搭配的顏色——淺灰和深紅，由呂蒙設計；另一種六十四開本，由主管華中新華書店的葉籟士重印），延安、上海的報紙轉載過，其他解放區也出過單行本。1948年，這篇佳作與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二十六篇，一同編入延安“人民文藝叢書”，并獲二等獎。菡子在《小書——〈糾紛〉》（1982年1月25日上海《書訊》第50期）一文中說：　　對于《糾紛》的聯想是有趣的。1945年8月10日，在淮南抗日根據地，是我第一個從譯電員手里拿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接著我還把朱總司令的命令轉領導。……當時還很年輕的我，舉著話筒，盡量嚴肅地傳達：“我命令——”……于是一切都變了，不久我就出現在新四軍二師進軍蚌埠的隊伍中。哪知形勢急轉直下，由于蔣介石的阻撓，我們又退回原地。我到了古城一帶。同時聽到類似《糾紛》的故事。回到師部，整整下了四天的雨，我圍居斗室（一個土炮樓），這大約是我入伍后最閑散的幾天，我一口氣寫完了《糾紛》，作為無事可做的補償。我的兩個好友到我的住處躲雨，我給她們念了半宿。很明顯，我接受的是趙樹理的影響。　　 菡子散文集選 菡子：獨立小屋 菡子：黃山小記分頁：123

余秋雨：上海人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跡沒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領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內心規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說得響亮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里，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被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語言，而是這種上海文明。　　同樣，幾個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目，即使他們并不一定講上海話。　　一來二去，外地人惱怒了。幾乎全國各地，對上海人都沒有太好的評價。精明、驕傲、會盤算、能說會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領導、缺少政治熱情、沒有集體觀念、對人冷淡、吝嗇、自私、趕時髦、浮滑、好標新立異、瑣碎，世俗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門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輕工業產品用起來也不錯，上海向國家上繳的資金也極為可觀，可是交朋友卻千萬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會桌上喝不了幾杯酒，與他們洽談點什么卻要多動幾分腦筋，到他們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擁擠不堪又處處講究。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　　這些年，外地人富起來了，上海人精明到頭還是十分窮困。這很讓人泄氣。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輛電車上，一個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擾了一位上海婦女，象平時每天發生的一樣，上海婦女皺一下眉，輕輕嘟囔一句：“外地人！”這位外地人一觸即發，把歷來在上海所受的怨氣全都傾泄出來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錢嗎？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個零頭；要比文化嗎？我的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畢業生！”是啊，上海人還有什么可驕傲的呢？聽他講罷，全車的上海人都發出酸澀的笑聲。　　上海人可以被罵的由頭比上面所說的還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個擾亂了全國的政治惡棍是從上海發跡的，你上海還有什么話說？不太關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語，偶爾只在私底下嘀咕一聲：“他們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來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尷尬。這種尷尬遠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　　剖視上海人的尷尬，是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沉重課題。榮格說，文化賦予了一切社會命題以人格意義。透過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們或許能看到一些屬于全民族的歷史課題。　　我們這個民族，遇到過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種什么契機，撞擊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緊纏著我們走了好一程，會不會繼續連結著我們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匯附近造了一家豪華的國際賓館，叫華亭賓館，這個名字起得不錯，因為上海古名華亭。明代弘治年間的《上海縣志》稱：　　“上海縣舊名華亭，在宋時，番商輻續，乃以鎮名，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華亭東北五鄉，立縣于鎮，隸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華亭人。但是，這與我們所說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認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進士徐光啟，他可算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他的墓，離華亭賓館很近。兩相對應，首尾提摯，概括著無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種素質，可在徐光啟身上找到一些蹤影。這位聰明的金山衛秀才，南北游逛，在廣東遇到了意大利傳教士郭居靜，一聊起來，十分融洽，徐光啟開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這年他34歲，對以儒學為主干的中國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剛剛聽說的西方宗教當作西洋鏡一笑了之，也不僅僅作為一種域外知識在哪篇著作中記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來。他并不想放棄科舉，4年后赴北京應試，路過南京時專門去拜訪更著名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詢問人生真諦。以后又與另一位傳教士羅如望交給，并接受他的洗禮。　　洗禮后第二年，徐光啟考上了進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這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已跨進了一道很榮耀的門坎，可以安安心心做個京官了。但這個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當時正在北京的利瑪竇，探討的話題已遠遠超出宗教，天文、歷法、數學、兵器、軍事、經濟、水利，無所不及。其中，他對數學興趣最大，穿著翰林院的官服，癡癡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數學思維。不久，他居然與利瑪竇一起譯出了一大套《幾何原本》，付諸刊行。當時還是明萬歷年間，離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有漫長的230多年光陰。　　這個上海人非常善于處世，并不整天拿著一整套數學思維向封建政治機構尋釁挑戰，而是左右逢源，不斷受到皇帝重用。《幾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禮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禮部尚書。獲得了那么大的官職，他就正兒八經地宣揚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學文明，延聘重用歐籍人士，忙乎了沒幾年，勞累而死。徐光啟死后，崇禎皇帝還“輟朝一日”，以示哀悼，靈柩運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匯居地，開始稱為“徐家匯”。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　　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著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并自然而然地匯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張居正那樣為興利除弊深謀遠慮，不像廣東人海瑞那樣拼死苦諫，不像江西人湯顯祖那樣摯情吟唱，這便是出現在明代的第一個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態度相當現實的徐光啟是不大考慮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細說起來，他的身后流澤實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匯成了傳播西方宗教和科學文明的重鎮。著名的交通大學從上一世紀末開始就出現在這里，復旦大學在遷往江灣之前也一度設在附近的李公祠內。從徐家匯一帶開始，向東延伸出一條淮海路，筆直地劃過上海灘，它曾經是充分呈現西方文明的一道動脈，老上海高層社會的風度，長久地由此散發。因此有人認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個等級，最高一個等級也可名之為徐家匯文明。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風格，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長數學。她所哺育的幾個女兒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巨大影響，可看作徐光啟發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這一包涵著必然歷史邏輯的傳承系脈，在今天常常被現實喧鬧湮沒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讀一本從英文轉譯過來的《宋美齡傳》，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遠祖寫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來是“文定公”，徐光啟的溢號。忘記了徐光啟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遠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爾在收音機里聽到宋慶齡女士講話，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連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點不習慣：一代偉人怎么會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個中國文人背負著古老文化破天荒地與一個歐洲人開始商談《幾何原本》時，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現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會看中上海。北京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京城：背靠長城，面南而坐，端肅安穩；上海正相反，它側臉向東，面對著一個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則是一條橫貫九域的萬里長江。對于一個自足的中國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為道；但對于開放的當代世界而言，它卻俯瞰廣遠、吞吐萬匯、處勢不凡。　　如果太平洋對中國沒有多大意義，那末上海對中國也沒有多大意義。一個關死了的門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會漏進來戶外的勁風，傳進門口的喧囂，擾亂了房主的寧靜。我們有兩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糧食，上海又遞繳不了多少稻米；我們有數不清的淡水河網，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們有三山五岳安駐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連個像樣的峰巒都找不到；我們有縱橫九州的寬闊官道，繞到上海還要兜點遠路；我們有許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連個縣的資格都年齡太輕……這個依附著黃河成長起來的民族，要一個躲在海邊的上海作甚？　　上海從根子上就與凜然的中華文明不太協調，不太和順。　　直到19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黎遜向政府投送了一份報告書，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上海便成為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國軍艦打開了上海。從此，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西方文明挾帶著惡濁一起席卷進來，破敗的中國也越來越把更多的賭注投入其間，結果，這兒以極快的速度出現了能被地球每個角落都聽得見的鬧騰。　　徐光啟的后代既有心理準備，又仍然未免吃驚地一下子陷入了這種鬧騰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險家、暴發戶、流氓、地痞、妓女、幫會一起涌現；另一方面，大學、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也匯集其間。黃浦江汽笛聲聲，霓虹燈夜夜閃爍，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你來我往，此勝彼敗，以最迅捷的頻率日夜更替。這里是一個新興的怪異社會，但嚴格說來，這里更是一個進出要道，多種激流在這里撞合、喧嘩，卷成巨瀾。　　面對這樣一個地方，哪個歷史學家都會頭腦發脹，索解不出一個究竟。你可以說它是近代中華民族恥辱的淵藪，但是，一個已經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終抵拒現代沖撞，就不恥辱了嗎？你也可以說它是中國人走向現代的起點，但是，哪一個民族走向現代時的步履會像在上海那樣匆促、慌張、自怯、雜亂無章？你又可以說它是對抗著農業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種城市文明會像上海始終深受著弘廣無比的農村力量的覬覦、分解、包圍和籠罩？　　總之，它是一個巨大的悖論，當你注視它的惡濁，它會騰起耀眼的光亮，當你膜拜它的偉力，它會轉過身去讓你看一看瘡痍斑斑的后墻。　　但是，就在這種悖論結構中，一種與當時整個中國格格不入的生態環境和心理習慣漸漸形成了。本世紀初年，許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緝，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們的庇護地。特別重要的是，對于這種追緝和庇護，封建傳統和西方文明在上海發生了針鋒相對的沖突，上海人日日看報，細細辨析，開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國際眼光來看，中國歷代遵行的許多法律原則是多么顛倒是非、不講道理。就從這一個個轟傳于大街小巷間的實際案例，上海人已經隱隱約約地領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義，對于經不起對比的封建傳統產生了由衷的蔑視。這種蔑視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從實際體察中作出的常識性選擇，因此也就在這座城市中具有極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這一個個案例發生的同時，更具象征意義的是，上海的士紳、官員都紛紛主張拆去上海舊城城墻，因為它已明顯地阻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他們當時就在呈文中反復說明，拆去城墻，是“國民開化之氣”的實驗。當然有人反對，但幾經爭論，上海人終于把城墻拆除，成了封建傳統的心理框范特別少的一群。　　后來，一場來自農村的社會革命改變了上海的歷史，上海變得安靜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數上海人，他們被要求與內地取同一步伐，并對內地負起經濟責任。上海轉過臉來，平一平心旌，開始做起溫順的大兒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覺新，肩上擔子不輕，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鬧騰。陣陣海風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車間的機器在隆隆作響，上班的電車擁擠異常，大伙都累，夜上海變得寂靜冷清。為了更徹底地割斷那段惑人的繁華，大批內地農村的干部調入上海；為了防范或許會來自太平洋的戰爭，大批上海工廠遷向內地山區。越是冷僻險峻的山區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廠，淳樸的山民指著工人的背脊笑一聲：“嘿，上海人！”　　這些年，上海人又開始有點不安穩。廣州人、深圳人、溫州人起來了，腰囊鼓鼓地走進上海。上海人瞪眼看著他們，沒有緊緊跟隨。有點自慚形穢，又沒有完全失卻自尊，心想；要是我們上海人真正站起來，將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許是一種自慰吧，不妨姑妄聽之。　　也許上海人的自慰不無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種精神文化特征。單單是經濟流通，遠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并存。對上海人來說，寬容已不是一種政策和許諾，而是一種生命本能。　　在中國，與上海式的寬容相抵觸的是一種與封建統治長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態。即便封建時代過去了，這種心態的改良性遺傳依然散見處處。這種心態延伸到省城、縣城，構成一種幅度廣大的默契。不管過去是什么性質的洪流起的作用，這種心態在上海被沖刷得比較淡薄。只要不侵礙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別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與鄰居交往較少，萬不得已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或廁所，互相間的磨擦和爭吵卻很頻繁，因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獨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寬容并不表現為謙讓，而是表現為“各管各”。在道德意義上，謙讓是一種美質；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義上，“各管各”或許更貼近現代寬容觀。承認各種生態獨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認到可以互相不相聞問，比經過艱苦的道德訓練而達到的謙讓更有深層意義。為什么要謙讓？因為選擇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讓你就要與你爭奪。這是大一統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點。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為選擇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誰也不會吞沒誰。這是以承認多元世界為前提而派生出來的互容共生契約。　　上海下層社會中也有不少喜歡議論別人的婆婆媽媽。但即使她們也知道，“管閑事”是被廣泛厭棄的一種弊病。調到上海來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會苦惱于如何把“閑事”和“正事”區別開來。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與工作任務有關的個人事務，都屬于別人不該管的“閑事”范疇。　　上海人口語中有一句至高無上的反法語，曰“關依啥事體？”（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個姑娘的服飾受到同事的批評，她會就批評內容表述自己的觀點，如“裙子短一點有什么不好”、“牛仔褲穿著就是方便”之類，但一到上海姑娘這里，事情就顯得異常簡單：這是個人私事，即使難看透頂也與別人無關。因此，她只說一句“關依啥事體”，截斷全部爭執。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道理卻是一樣。　　在文化學術領域，深得上海心態的學者，大多是不愿意去與別人“商榷”，或去迎戰別人的“商榷”的。文化學術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著不同的路，互相遙望一下可以，干嗎要統一步伐？這些年來，文化學術界多次出現過所謂“南北之爭”、“海派京派之爭”，但這種爭論大多是北方假設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擊，他們固執地堅持著自己的觀點，對于反對者，他們心中回蕩著一個頑皮的聲音：“關依啥事體？”　　本于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的科學文化往往具有新鮮性和獨創性；但是，也正是這種觀念的低層次呈現，上海又常常構不成群體性合力，許多可喜的創造和觀念顯得比較單薄。　　本于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人有一種冷靜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靜。一位旅臺同胞回上海觀光后寫了一篇文章，說“上海人什么沒有見過”。誠然，見多識廣導向了冷靜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們習慣于事物的高頻率變更，因此也就領悟到某種相反相成的哲理，變成了逆反性的冷靜。他們求變，又進而把變當作一種自然，善于在急劇變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詫異別人在變更中所處的不同態勢。　　根據這種心理定勢，上海人很難在心底長久而又誠懇地服從一個號令，崇拜一個權威。一個外地的權威一到上海，常常會覺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個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著真正覺得舒心的人物。京劇好些名角的開始階段，都是在上海唱紅了的。并不是京劇重鎮的上海，以那么長的一個時間衛護住了一個奇特的周信芳，這在另一座城市也許有點難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講任何道理，一夜之間喜歡上了初出茅廬的越劇小生趙志剛、滬劇演員茅善玉，根本不管他還還沒有唱上幾回戲，或剛剛來自農村。那些想用資歷、排行、派頭來壓一壓上海人的老藝術家，剛到上海沒幾天就受到了報紙的連續批評。對于晉京獲獎之類，上海藝術家大多不感興趣。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要來上海演《茶館》等戲，作出這個決定時我正在北京參加全國文代會。北京戲劇界的朋友們十分擔心：如此蒼老的一個劇團，演幾臺老派戲，在上海這個流通碼頭能否成功？我和幾個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對真正的藝術表示了誠懇的熱忱，管它是舊是新。但是，在北京轟動萬分的“人體畫大展”，一搬到上海卻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靜。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許是徐光啟的《幾何原本》余脈尚存，也許是急速變化的周圍現實塑造成了一種本領，上海人歷來比較講究科學實效，看不慣慢吞木訥的傻樣子。　　搞科學研究，搞經營貿易，上海人膽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國各單位都會有一些費腦子的麻煩事，一般清上海人來辦較為稱職。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實上現在遞交給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腦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華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構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歡大請客，酒海內山；不喜歡“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歡連續幾天伴陪著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長篇發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么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么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往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面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　　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幾次換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讓人更覺悲哀。公共宿舍里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于貧困。但是，他們在爭執時嘴上叼著的一支外國香煙，已足可把爭執的費用雙倍抵回。　　我發現，上海人的這種計較，一大半出自對自身精明的衛護和表現。智慧會構成一種生命力，時時要求發泄，即便對象物是如此瑣屑，一發泄才會感到自身的強健。這些可憐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們沉重的累贅。沒有讓他們去鉆研微積分，沒有讓他們去畫設計圖，沒有讓他們去操縱流水線，沒有讓他們置身商業竟爭的第一線，他們怎么辦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太大；去參加賭博，聲名經濟皆受累。他們只能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也算一種消遣。　　本來，這樣的頭腦，這一份口才，應出現在與外商談判的唇槍舌劍之間。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電車里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只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著敏捷和簡潔。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員、營業員，服務態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　　平心而論，這不是排外，而是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執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較現實的，不會對已逝的生活現象迷戀到執著的地步，總會釀發出一種突破意識和先鋒意識。他們文化素養不低，有足夠的能力涉足國內外高層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更多地顧及到現實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當傷痕斑斑、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喜歡長期處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形態。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學理融化于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毫無疑問，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繽密的理論懈弛，使奮發凌厲的思想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又會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實質性進展，獲得慷慨突進者所難于取得的效果。這很可稱之為文化演進的精明方式。　　特別能體現上海文明雅俗共賞特征的，是那張《新民晚報》。它始終保持著雅俗文化之間的巧妙平衡，結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讀《新民晚報》當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規程的，而教授學者也絕不會把它鄙棄。它開辟了一個頗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帶，大雅大俗均可隨腳出入，而一個上海城就座落其間。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上海的戲劇、繪畫、影視、小說，都有類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種心理品性，是發端于國際交往歷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國范圍內，上海人面對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態比較平衡。他們從來在內心沒有鄙視過外國人，因此也不會害怕外國人，或表示超乎常態的恭敬。他們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大會媚外。我的朋友沙葉新幽默地提出過他的人生態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過來概括上海人的心態。　　毫無疑問，這與這座城市的歷史密切有關。老一代人力車夫都會說幾句英語，但即使低微如他們，也敢于在“五卅”的風潮中與外國人一爭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國僑民住著，長年的鄰居，關系也就調節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營業員不會把一個外國顧客太當作一回事，他們常常還會估量外國顧客的經濟實力，幫他出點購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稱外國人為“老外”，這個不算尊稱也不算鄙稱的有趣說法，似乎挺密切，實則很生分，至今無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語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國人統稱為“外國人”，只要知道國籍，一般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這說明，連一般市民，與外國人也有一種心理趨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上海人對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國留學。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已經走投無路了的青年們自己的選擇；只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作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經到美國留學。這里普及著一種國際視野。　　其實，即使在沒有開放的時代，上海人在對子女的教育上也隱隱埋伏著一種國際性的文化要求，不管當時能不能實現。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比較重視，即使當時幾乎沒有用，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上海人總要求孩子在課余學一點鋼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們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一度在全國十分響亮的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歷來對上海的優秀考生構不成向往。在“文革”動亂中，好像一切都滅絕了，但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團悄悄來臨，報紙上也沒作什么宣傳，不知怎么立即會卷起搶購票子的熱潮，這么多外國音樂迷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衣服整潔，秩序和禮節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為上海人爭臉。前些年舉行貝多芬交響音樂會，難以計數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兩年前，我所在的學院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按一般標準，這出戲看起來十分枯燥乏味，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眾也不多。但是上海觀眾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也不歡呼，其間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應該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這批去了那批來，平靜而安詳。　　毋庸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并不具備國際性的文化追求，但長期置身在這么一個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養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過“讀書無用論”，但情況與外地略有不同，絕大多數家長都不能容忍一個能讀上去的子女自行輟學，只有對實在讀不好的子女，才用“讀書無用論”作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鄰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動亂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學畢業生始終是視點集中的求婚對象，哪怕他們當時薪水很低，前途無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這種對文化的景仰帶有非實利的盲目性，最講實利的上海人在這一點上不講實利，依我看，這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最大區別之一，盡管他們在其他不少方面頗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從這幾點已可看出一點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個構成極為復雜的群體，因此，這種文明并不體現為一個規定死了的群體，而是呈現為一種無形的心理秩序，吸納著和放逐著來來去去的過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還未能皈依這種文明，相反，有的人進入不久便神魂與共。這便產生了非戶籍意義上，而是心理文化意義上的上海人。　　無疑，上海人遠不是理想的現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歷史限制了他們，也塑造了他們；一個特殊的方位釋放了他們，又制約了他們。他們在全國顯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顯得有點怪異。　　在文化人格結構上，他們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傳統？靠新潮？靠內地？靠國際？靠經濟？靠文化？靠美譽？靠實力？靠人情？靠效率？他們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點依稀朦朧。他們最容易灑脫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種灑脫的孤獨。　　他們做過的，或能做的夢都太多太多。載著滿腦子的夢想，拖著踉蹌的腳步。好像有無數聲音在呼喚著他們，他們的才干也在渾身沖動，于是，他們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們也感覺到了自身的陋習，憬悟到了自己的窩囊，卻不知挽什么風，捧什么水，將自己洗滌。　　他們已經傾聽過來自黃土高原的悲愴壯歌，也已經領略過來自南疆海濱的輕快步履，他們欽羨過，但又本能地懂得，欽羨過分了，我將不是我。我究竟是誰？該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聽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說：“我作了認真調查，敢于斷言，上海人的素質和潛力，絕不比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城市差！”這種激勵的話語，上海人已聽了不止一次，越聽，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還在市場上討價還價，還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不斷吵架。晚上，回到家，靜靜心，教訓孩子把英文學好。孩子畢業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嘆息一聲，撫摸一下自己斑白的頭發。　　一部怪異的上海史，落到這一代人手上繼續書寫。　　續寫上海新歷史，關鍵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義，是人格結構的調整。對此請允許我說幾句重話。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結構，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濃度繁榮和動亂的遺留。在本世紀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見了一番世面，但無可否認，那時的上海人在總體上不是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長期處于仆從、職員、助手的地位，是外國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線，承受著創業的樂趣和風險。眾多的上海人處于第二線，觀看著，比較著，追隨著，參謀著，擔心著，慶幸著，來反復品嘗第二線的樂趣和風險。也有少數上海人沖到了第一線，如果成功了，后來也都離開了上海。這種整體角色，即使上海人見聞廣遠，很能適應現代競爭社會，又缺少自主氣魄，不敢讓個體生命燦爛展現。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適的崗位仍是某家跨國大企業的高級職員，而很難成為氣吞山河的第一總裁。上海人的眼界遠遠超過闖勁，適應力遠遠超過開創力。有大家風度，卻沒有大將風范。有鳥瞰世界的視野，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　　因此，上海人總在期待。他們眼界高，來什么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期待，只好靠發發牢騷來消遣。牢騷也僅止于牢騷，制約著他們的是職員心態。　　沒有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沒有統領全局的強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與怯弱相伴隨。他們不會高聲朗笑，不會拼死搏擊，不會孤身野旅，不會背水一戰。連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顧后盼，拖泥帶水。連談戀愛也少一點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發。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種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龍氣，只聽得機敏的言詞滾滾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動；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場合耍弄機智，每每墮于刻薄和惡濾；再糟糕一點的，則走向市儈氣乃至流氓氣，成為街市間讓人頭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過得并不順心，但由于他們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劇性的體驗，而缺少悲劇性體驗也就缺少了對崇高和偉大的領受；他們號稱偏愛滑稽，但也僅止于滑稽而達不到真正的幽默，因為他們不具備幽默所必須有的大氣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時失卻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屬于生命體驗的兩大基元對他們都頗為黯淡。本來，中國的藝術文化走到今天不應該再完全寄情于歸結歷史的反思形態，上海理應在開拓新的時空中有更大的作為，但上海人的這種素質一時擔當不了這個重任，對生命體驗的黯淡決定了他們的小家子氣。中國文化在可以昂首突進的地方找不到多少歷險家，卻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職員。　　即便是受到全國厭棄的那份自傲氣，也只是上海人對于自己生態和心態的盲目守衛，做得瑣瑣碎碎，不成氣派。真正的強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無恐的精神力量使他們變得大方而豁達，不會只在生活方式；言談舉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總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結構盡管不失精巧，卻缺少一個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于是，這個城市失去了燙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蕩的勃發。　　可惜，譏刺上海人的鋒芒，常常來自一種更落后的規范：說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離經叛道；要上海人重歸樸拙、重返馴順、重組一統。對此，胸襟中貯滿了海風的上海人倒是有點固執，并不整個兒幡然悔悟。暫時寧肯這樣，不要匆忙趨附。困惑迷惘一陣子，說不定不久就會站出像模像樣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結構的合理走向，應該是更自由、更強健、更熱烈、更宏偉。它的依憑點是大海、世界、未來。這種人格結構的群體性體現，在中國哪座城市都還沒有出現過。　　如果永遠只是一個擁擠的職(www.lz13.cn)員市場，永遠只是一個新一代華僑的培養地，那么，在未來的世界版圖上，這個城市將黯然隱退。歷史，從來不給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讀到一則國外通訊社的報道，說德國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跡般的書店，在這家書店里竟能買到上海地圖！外國記者的驚嘆使我心酸，他們的報道的前文中已說明，這家書店出售著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圖。可是為什么多了一張上海地圖，就這樣大驚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這樣，本不應這樣！　　如果人們能從地理空間上發現時間意義，那就不難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國，也就失落了一個時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余秋雨《文化苦旅》 余秋雨散文集_余秋雨作品集 余秋雨經典語錄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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