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蓋棺論定了吧？今天的臺灣，如果沒有蔣經國先生，會是什麼樣的臺灣啊？十大建設功績有目共睹，公平自在人心，臺灣人會感謝他的。

世間再無蔣經國

1987年12月25日，蔣經國坐輪椅參加行憲紀念日大會，此時他已不能說話，“總統致辭”由“國大”秘書長何宜武宣讀。會場秩序一片混亂，台下的民進黨籍代表頭纏布條，高舉橫幅大聲抗議、喧嘩。

面龐浮腫的蔣經國離場前，默默地凝望著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這是蔣經國留給世人的最後一個鏡頭。

19天後，蔣經國病逝。當天，台灣全島鮮花銷售一空，成千上萬的台灣人自發街頭列隊向蔣經國致哀。

變革以巨大的慣性繼續向前。

1991年4月，台灣“國民大會臨時會”召開，制訂“憲法增修條文”，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92年5月，“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被廢止。
1994年，台灣“省長”直選，讓台灣人民每人一票選舉“省長”。
1996年，台灣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總統”民選。

台灣的民主改革，是蔣經國生前偉大的政治舉措，在改革之前，他不畏懼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也不擔心放開黨禁報禁之後會導致天下大亂，乃至不擔心國民黨丟掉政權……若不是有偉人的心胸氣魄、誰敢冒此政治風險？

當國民黨內許多人向蔣經國提出質疑，國民黨大佬、“國策顧問”沈昌煥對蔣經國說：“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

蔣經國卻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他的聲音不大，語氣輕微，但這一句話，如同萬鈞雷霆，振聾發聩。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權在握、唯我獨尊，死後卻身敗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締造曆史的偉人，死後其頭上的光環卻日漸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時風光無限，其實只不過是曆史上的匆匆過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動了曆史的進程，死後其曆史作用日益彰顯，是當之無愧的曆史偉人。蔣經國，應該就是這樣一個偉大人物。

按說，蔣經國是靠父親才一步一步走上權力頂峰，並非中國人傳統觀念中的“創業之君”。在二十世紀蔣家還搞“世襲制”，蔣經國能做個“守成庸主”就不錯了，離“曆史偉人”相距甚遠。

而在蔣經國離世十幾年之後，他卻成了海峽兩岸爲大多數人所公認的“曆史偉人”。馬英九在蔣經國逝世十五周年的時候寫過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說，“15年來，在‘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蔣經國始終高居第一。”台灣《天下》雜志的民調也顯示，蔣經國在去世十幾年後依然被民衆視爲“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在人們心目中，依舊有若幹關于蔣經國的未解之謎。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縱使島內藍綠對抗如此兩極化，蔣經國爲何總是民意調查中排名第一的領袖人物?他何以能備受台灣民衆肯定?他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蔣經國一生中，不曉得吃過多少苦，在俄國14年，他做過苦工，從做粗工開始，做翻砂工，用鐵錘把鐵板錘平。蔣經國耕過田，俄國實行集體農場，派他到謝可夫農村，在那裏，沒有床睡，沒有飯吃，還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裏住，給他面包、紅糖。蔣經國做過衛生管理員，專門負責掃廁所。斯大林把他充軍到西伯利亞，在烏拉爾地方做礦工，工作強度大，但是卻吃不到足夠的面包，如果工作沒有做好，還會挨皮鞭。

王昇講述，蔣經國在俄國身無分文，還討過飯。有一回，蔣經國發覺一家餐館後面的水溝裏，漂著一層油水，他餓得頭暈，想辦法把這水溝裏的油水刮起來，用一只罐子裝好，再找東西來燒，就吃煮熱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裏冷得不得了，蔣經國找到一個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間挖個洞，他委身蹲縮在桶裏，度過寒夜漫漫。蔣經國半路上病倒了，多虧遇到另一個要飯的孩子“小彼得”，把每天討來的飯，比較好的東西給他吃，才沒餓死。後來，“小彼得”死了，蔣經國曾寫過一篇文章《永遠不要挂起白旗》，紀念這位患難之交。

蔣經國滯留蘇聯，1927年間，他申請加入蘇聯紅軍，被派到駐紮莫斯科的第一師，當過兵，曾進入列甯格勒中央紅軍軍事政治研究院；也當過莫斯科電機工廠學徒工，在烏拉爾金礦場當礦工後，又當過烏拉爾重機械制造廠技師、助理廠長、《重工業日報》的主編。

經國腦海中最深刻的記憶，在蘇聯留學、落難12年，特別是最艱困危難的歲月裏，“我在烏拉山重機械廠多年，唯一對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個孤女。我們在1933年認識。她當時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在那家工廠中還算是我的部屬”，“1935年3月，我們終于結婚。”

蔣30多年後，當他父親把國民黨當局的權柄交接給他，他竟日奔波于台灣、金門、澎湖……山巅海濱，他一身素色夾克外套、鴨舌便帽、舊長褲、布鞋，輕車簡從的裝扮，與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亞、當工人、當農夫的形影，似有前後輝映、異曲同工之妙。

蔣經國先生是這樣一個人。

1、 清廉。蔣經國先生的清廉表現在自身清廉與嚴懲腐敗，而且從獲得第一份官職開始，直到去世50年的從政生涯，“官”越做越大，一生如此，這樣的堅守誰不崇敬。這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擊貪腐，四是整個政風，只有從這四個方面界定，才能真實對蔣經國先生的清廉給予准確評價。

首先，自身清廉。1944年8月1日離開縣長任上(這是他的第一個正式職務)時說：“我在縣長任內，未曾爲我私人取用分文，動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電信費用，皆應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費項下開支”；到台灣後，外出視察，餓了直接向小飯館買個盒飯就吃；帶著家人看電影，跟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一生從未置産，以至于沒有積蓄。

其次，嚴格家人。蔣經國先生不許家人包括夫人與孩子，從事任何經商活動；他的夫人從不幹政，更不幫助任何人說情，以從中收取好處，其低調、樸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明確規定不到28度，官邸不許開空調，以致于夫人不得不到陽台乘涼；蔣經國先生去世後，靠先生20個月的俸額115萬2000元新台幣爲生，生活異常拮據；年邁的蔣方良對俄羅斯還懷有一份感情，1992年俄羅斯一名官員以私人身份抵台訪問，她從媒體上得知，問胡獻堂：“我想見見他，你看找誰安排?”胡獻堂打電話給當時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辦妥了。見過面後，胡獻堂問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說：“我沒有錢，怎麽回去?”自1937年離開祖國後再未回到那片土地；去世前，蔣方良問可否葬在丈夫身邊，其言令人潸然淚下(在中國傳統中這是理所當 然的，但因先生長期的嚴格管束，擔心這樣的要求是奢望)。

再次，打擊貪腐。蔣經國先生上任“行政院長”，第一次主持“行政院會”就通過公務員10項革新，制定《貪汙治罪條例》，規範公務員的行爲，被視爲不近人情；情治首長周中峰、葉翔之等人均爲蔣寵信，一次蔣出其不意(他經常如此)到周、葉家中做客，發現居家擺設改變，門前車水馬龍，二話不說，旋即將周、葉二人調職，以肅官腐；嚴懲親表弟時任人事行政局局長的王正誼；不畏立、監委龐大的政治影響力，把十多位監委、立委移送法辦。

最後，政風清新。由于蔣經國先生的清廉與嚴懲貪官，他統治時期的台灣政風全面刷新，他全面執掌政權後的整個執政團隊，“部長”以上官員沒人貪腐，堪比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清廉使蔣經國先生獲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統治集團內部具有了絕對的道義權威與一言九鼎的獨尊地位，當黨內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發混亂時，他一錘定音解除“戒嚴”施行民主無人敢難，因爲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了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國民黨在民主後被人民清算。

2、 爲政。這裏的爲政主要是指蔣經國先生爲政的目的與爲政的方式。蔣經國先生在台的統治，爲政是全心爲民嘔心瀝血，爲政方式是深入民衆從無官僚。

先說一心爲民。在江西贛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鄉，打擊煙、賭、娼成效顯著；在上海整頓金融敢于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兒子，被老子幹預放了，無奈發表申明向百姓謝罪)，最終與孔宋權貴結怨；到台灣當政後一直重視物價，每天必看柴米油鹽糖及面粉物價(與人民關系密切)；李國鼎(財政部長)以一句“政府施政應圖利人民”打動蔣經國，一生不喜歡李但仍充分授權，使李爲台灣經濟作出傑出貢獻；有一年石油價格上漲，俞國華(“行政院長”)將石油價格上調兩元，蔣經國看電視報後道立即約見俞國華，指示俞僅能微調一元。雙方爲此事發生爭執，俞以政府保本爲由，力主不能調回。蔣說：“一個失去民心的政府還保什麽本!如果你不執行這項政策，回去好了!因爲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再說一生親民。在贛南，蔣經國先生經常短衣草履，上山下鄉，走村串戶，與百姓民衆任意交談(許多決策靈感從中産生)；當時有人統計，蔣經國上任專員的第一年，在贛南(11個縣)轉了三圈，甚至能夠說出轄區內有多少橋梁和水利工程名稱；再整個贛南期間，平均每年下鄉200次；1950年代初，在台灣帶領退伍士兵築路，渴了嘴對著水龍頭喝生水，餓了隨手抓個饅頭就吃，在架在絕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蔣經國下鄉197次，“與民同樂”155天；爲考察一條建設中的公路進山21次；1980年永安礦難挨家挨戶慰問；到煤礦參觀，同意礦上保衛人員搜身；晚年因經常下鄉探訪民情，回台北後告訴侍從人員“腿疾日趨嚴重，腳像針刺一樣”，侍從人員婉勸他減少下鄉行程，蔣說：“算了，待在辦公室還是一樣痛，以後不要再講了!”。

這就是貧民“總統”蔣經國，可以與任何人握手，永遠滿面笑容，永遠與民同樂，永遠低調、樸素，永遠吃穿隨意。國民黨能夠在民主化之後人民沒有抛棄它，就在于國民黨享有了蔣經國先生爲民、親民累積的豐厚的政治遺産.

3、 胸懷。令人欽佩的是，蔣經國先生的胸懷不僅爲專制的統治者所“不可思議”，就是民選的政治人物也難以比肩。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先生訪問美國，遭康奈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生黃文雄刺殺未遂，事後蔣經國先生不僅未見任何惱怒，反而要求與刺客見面(絕不是爲發泄怒氣，而是想問問刺客爲何有怨恨，但爲美方勸阻)，並建議美國放了刺客(後交20萬美元的保釋金放了)；美麗島事件爆發後，警方秉持蔣經國先生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衝突中警方183人受傷，其中傷勢較重者達47人(衝突中，群衆專向手持對講機的軍官發動襲擊，擔任行動指揮的少將被人用破瓶砍傷手臂，S負責前線指揮的指揮官則被火把砍傷腦門)，群衆方面僅有40多人受傷，對峙中還是警方先退場(世界上，如此維持秩序的，恐怕絕無僅有)。事 後，形成了國人皆曰可殺的輿論，蔣經國先生親自主導處理，無1人判死刑，僅施明德1人被判無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有期；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時(此時尚未正式宣布解除“戒嚴”)，情治部門呈上名單欲抓，蔣經國未批且平靜地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麽時候不去用它。”；1987年12月25日上午，台北市中山堂舉行“行憲四十周年紀念”典禮，蔣經國坐著輪椅抵達會場，在“國民大會”致詞時(期間秘書長何宜武代他宣讀，此時已說話艱難)，在坐的11個民進黨“國大代表”突然站起來同聲喊叫“全面改選”(指國會)，隨後又起身再次叫嚷“國會全面改選”，還拿出一面書寫著“全面改選”的白布條當面攻擊他。他的部屬要嚴厲還擊被制止了——他完全有這個能力還擊的。半個月後的1988年1月10日，蔣經國對著他的一個孩子忽然開口：“我一輩子爲他們如此付出，等到我油盡燈枯時，還要給我這種羞辱，真是于心何忍?”3天後，蔣經國吐血而亡。

民主的最大優點之一就是妥協，而妥協是需要胸懷的，尤其需要手握大權的專制統治者具有妥協甚至容忍不同政見、政敵的廣闊胸懷，蔣經國先生顯示了這樣的胸懷。蔣經國先生的胸懷除了體現在與自己部屬存在政見分歧(只要有理)時能夠容忍與接納外，最主要體現在民主反對派的應對上。正是這胸懷給台灣民主力量的穩步成長提供了寬松的政治氛圍，也使“戒嚴”解除時沒有出現政治能量的突然釋放導致的社會秩序失控，民主著陸的平靜、有序(不是沒有衝突與對立，而是沒有大的流血，更沒有死人)爲所有國家或或地區僅見。

4、 政績。著重說說經濟成就。蔣經國先生實際主持台灣工作近20年，在這20年的時間裏，台灣的經濟以難以想象的水平發展：國民生産總值年平均增長率，1952-1959年爲6.9%，1960-1969達到10%，1971-1980年達到9.4%，1981-1990年達到8.1%，從1951-1989年38年間國民生産總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從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從1970年到蔣經國離世的1989年已達7518美元，從1951-1989年38年間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失業率長期在2%左右；更爲令人稱道的是，在經濟如此快速發展速度過程中台灣的貧富差距沒有迅速擴大，蔣經國主政年代，台灣社會始終未出現貧富分化隨經濟增長而加劇的情形。在幾乎整個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台灣的基尼系數一直低于0.3，爲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會之一，更是經 濟迅速發展階段貧富差距擴大控制在最小範疇的地區。

這是蔣經國先生對台灣的民主能夠平穩著陸作出的最大貢獻，因爲這一基礎確保了民主化後整個台灣的國民能夠理性地享有突然而來的那麽多的民主權利——經濟上的貧富差距巨大過度形成的對立，往往會導致民主到位後的不穩定，並將民主制度摧毀(這樣的國家或地區俯拾皆是)。所以，沒有高經濟速度發展而貧富差別較低的經濟基礎，蔣經國先生具有再大的權威、再大的心願，恐怕難有民主的和平著陸。

最後，我們將傳記作者漆高儒的一個總結轉述如下：蔣經國是一個勤勞的人，是一個親兵親民的人，他和百姓群衆很接近，他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蔣經國惟其是一個勤勞簡樸的人，才可以締造台灣經濟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個親兵親民的人，才有台人對他的感念與肯定；惟其和百姓群衆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爲才能貼近民意；也惟其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他解除黨禁、報禁，繼之又解除“戒嚴”，開放台灣民衆赴大陸探親，實現了民主在台灣的和平著陸。

蔣經國先生去世後，僅有2240萬人口的台灣，每年有100萬人前往大溪憑弔，近10年來，對台灣幾位總統”的民調，蔣經國先生總是第一，連民進黨的大佬除了攻擊他的專制沒話可說。張學良老人說過一句十分深刻的話，如果沒有蔣經國先生，台灣的蔣介石就完蛋了。

我們也許不能用完人來頌揚他，他的三大缺陷誰也抹殺不掉，特務統治(主要應對異黨)、打擊政敵(主要指整垮孫立人與吳國桢)與婚外戀情(不止一次)，但可以用偉人來敬仰他，永遠地敬仰他——他統治期間，嘔心瀝血實現了台灣經濟的騰飛，也最終順應潮流代價最小地實現了台灣的民主，從而完成了人的昇華——一個曾經的專制統治者的徹底昇華，這是我們華人世界的精神財富，也是我們華人世界的真正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