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降雨(Rainfall):台灣北部處於東北信風帶,冬季受猛烈東北季風的加強作用,夏季則因山丘起伏使溼氣凝結而降雨,雨水充分供應使河流侵蝕力旺盛。
- 河流坡度(Stream Gradient):基隆河自源流到七堵的上游河道坡度達1/108,且遍布大、小瀑布、急流,導致水流通過時易生急浪而產生壺穴。
- 塊體崩壞(Mass Wasting):即山崩使得土石掉入河中,河流挾帶粗糙的沙石,可加速壺穴的形成。
- 節理(Joints):壺穴產地往往有許多節理(岩石脆弱地帶),河水挾帶砂石便極易在節理面產生磨蝕而形成壺穴。
- 回春(Rejuvenation):當河谷回春時,河流的侵蝕基準面降低,垂直方向的磨蝕作用增強,壺穴自然較易產生。據地質學家估計,台北盆地附近的大屯火山群曾於二百多萬年前爆發,岩漿噴出後,岩層內部清空,失去支撐力量,造成台北盆地陷落,使得河流侵蝕基準面下降,造成回春現象,河流又再繼續往下切蝕。


民國63年市政府依墓園所在的自然山勢,將之開闢為胡適公園,成為墓園公園化在台灣一個獨特的典範。公園入口處是一座地標式的噴泉池,沿著右方石階而上,便來到素樸的學人墓園,碑石上雋刻著追念一代學者的詩文,胡適先生與董作賓先生睿智的眼神,透過銅像沈靜地化為永恆。
迥異於一般公園的歡樂與都會性氣息,胡適公園融合著自然與人文樸茁無華的美麗與深沈,一洗都市鉛華,最能沈澱生活憂煩。






董作賓原名作仁,字彥堂,一字雁堂,號平廬,河南南陽人,生於清光緒21年(1895),民國52年(1963)卒於台北巿,享年六十九歲。
1923至24年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研究生;1925至27年先後在福建協和大學、河南中州大學及廣州中山大學任講師、副教授和教授。在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史之前,他時而經商,時而教書,時而辦報,時而求學,可以說完全是舊社會產生出來一位奮發自修的學人。1928年中研院史語所成立後,他歷任通信員、編輯員、研究員及代理所長等職,並在1948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7至48年,他應美國芝加哥大學之聘,擔任中國考古學客座教授;1949年後擔任台灣大學教授;1956年任香港大學、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和珠海書院研究員、教授。1958年返臺後,續任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教授,並應聘擔任中研院史語所增設的甲骨文研究室主任一職。
中研院史語所成立後,董作賓主持了殷墟的試掘工作,這是中國從摸索而全面以科學方法發掘遺址的開始。而後,董作賓不是主持,就是視察殷墟的發掘工作,改良創新了若干考古技術方法,為殷墟的繼續發掘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此外,他也參加了山東城子崖、滕縣安上村與曹王墓的發掘,這些工作對早期的中國考古學極為重要而具開創性。
除了考古學外,董作賓對中國甲骨文的研究有卓然貢獻,並顯赭於國際間,學界把他與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及郭沫若(鼎堂)合稱「甲骨四堂」。他對甲骨學與殷商史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包含:大龜四版與貞人的發現;十個斷代標準的提出;殷曆的建構,著有《殷曆譜》;甲骨文字的考釋與解讀;殷代地理的推測及制度的研究等。從比較麼些文字與埃及文字中,他證明甲骨不是造字的開始,而有更遙遠的源頭,這除了對文字學的影響外,也開拓了古代文化研究的另一途徑。
董作賓書法及篆刻作品今存《平廬印存》一冊,他的學術論文共計約200篇,多存在《董作賓學術論著》(1962)及《平廬文存》(1963),1978年藝文印書館出版有《董作賓先生全集》,分甲、乙編,凡12冊。




吳先生大猷,廣東省高要縣人,前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出生於廣州市,世代書香,名門高第,祖父桂丹公為清朝進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父親國基公,早年中舉之後,改就西學,曾出使菲律賓;母親關嘉娥,淑慎溫恭。先生乃國基公獨子,五歲失怙,由寡母教養成長。小學畢業後隨大伯遠基公赴天津,就讀南開中學,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先生以高二學歷考取南開大學,十八年獲理學士。二十年赴美,入密西根大學物理系深造,跟隨Goundsmith教授研習原子物理,至民國二十二年,短短兩年內即取得博士學位(一九三三年六月)。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先生自美返國,開始其半世紀教學與研究生涯,先後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後為西南聯合大學)、國立四川大學教授、美國密西根大學訪問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加拿大國家研究院理論物理組主任、國立台灣大學及清華大學訪問教授、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瑞士洛桑大學訪問教授、美國布碌林理工學院研究教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兼物理系主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國家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赴育部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及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務,至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年)一月退休。
先生在物理學「學」、「教」及「研究」上均有不平凡的成就。他的第一篇研究論文「最重元素的低能態」發表在美國「物理評論」(一九三三年)上,此論文預言中性的93序號原子的正常態至少包含一個5f電子,亦即預言了鈾後元素的存在(鈾後元素果於一九四○年被發現)。在原子多重激發態研究方面,他首先計算出多激發態衰變至第一電離電位以下的激發態(其後也被實驗證實)。這兩項一九四○年代的工作為奠定原子和分子的理論基礎做出重要貢獻。
自民國二十二以還,先生共發表一二○篇研究論文,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其中「多原子之結構振動光譜」及「散射量子理論」,分別在一九四○年及六○年代出版,使先生聲名大噪,享譽國際。七○年代又以中文寫成「理論物理」專書六冊,成為今日海峽兩岸大學及研究生(物理)的主要參考書。
先生治學嚴謹、培育學生無數,其中不乏國際著名之物理學家,包括兩位諾貝爾得主楊振寧和李政道,及大陸科學界領導人物朱光亞、黃昆等。李、楊兩學者受先生之教至今已逾數十寒暑,然對恩師教導之情,無時或忘,賈賈在公開場合表示感懷之情,溢於言表。生在中央研究院退休後全心致力於教學及科學教育改革工作。民國八十四年主持清華大學「聯合報文化基金會王惕吾講座」,並為終身主持人,每週赴清華大學和台灣大學教課。又在師範大學科教中心主持初中、高中科學教育改革,指導編輯小組編寫教科書。
先生對國家教育學術的卓越貢獻,報章雜誌報導甚詳,專書「吳大猷文選」及「吳大猷傳」亦有所記述。撮要舉例,如民國四十六年建議蔣中正總統成立「國家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訂定國家科學發展政策。五十六年成立「國家科學委員會」,擬定十二年長期國家發展計畫,確立了「發展科學」的方針。民國七十二年先生轉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十年任期之內,完成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期及第二期「五年發展計畫」。又委任學者研擬台灣「發展天文學門十年規劃書」,並先後增設七個研究所(生物醫學、分子生物、原子分子、天文及天文物理、台灣史、中國文哲、社會學等研究所)。另修改組織法,建立嚴格之聘任、續聘升等辦法,將研究人員由四級制改為五級制,增加「助研究員」;之後在中央研究院另設「特聘研究員」,俾能延攬傑出科學家回國服務。
先生在學術上之傑出成就及對國家的重大貢獻,歷獲無數榮譽。舉其要者,如中央研究院院士(民國三十七年,第一屆)、教育部獎章(四十五年)、嘉新文化基金會特別貢獻獎(五十七年)、中山學術基金會特別貢獻獎(七十年)、菲律賓麥格塞塞獎(七十三年)、美國密西根大學榮譽科學博士學位(八十年)、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特殊貢獻獎、北京大學榮譽科學博士學位、南開大學榮譽科學博士學位(八十一年)、香港理工學院名譽科學博士學位(八十二年)、清華大學榮譽科學博士學位(八十六年)、及香港霍英東終身成就獎(八十七年)等。其對物理學界卓越的貢獻與影響,更被學界尊為「近代中國物理學之父」。
夫人阮冠世女士,為浙江餘姚望族,與先生結識於南開大學,為物理系先後期同學。夫人體弱多病,自民國二十一年九月結褵之後,未曾生育,領養一子(葆之)一女(吟之),葆之在美經商,吟之在台。先生與夫人感情甚篤,雖長期辛勞照顧夫人治病,而毫無怨言,愈顯鶼鰈情深。夫人不幸於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病逝美國加州,近年先生體衰,多賴吟之隨侍病榻。
先生乃近四十年來國內科學界聲望最稱崇隆之學者,亦為國際著名之物理大師。自一九七四年起多次代表我國出席國際科學聯合總會大會,賴先生努力爭取,使我會籍得以維持。先生勞瘁數十年,漸染慢性病症,七十年發現心律不整,七十七年心肌梗塞,心力漸衰竭。八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因肺部積水,住進台大醫院,後因壞血症併發,病情轉劇。延於今年三月四日,終告不治。他的去世實是國家極重大的損失。
綜先生一生,志在學術報國,數十年來奉獻於教育學術,潛心銳志,為國鞠躬盡瘁。今日中華民國科學發展有如此規模與基礎,先生居功厥偉。先生乃台灣科學發展的領航者,為國際學界所敬仰的大師。現他離開人間,但他卓絕之風骨,博大的胸懷及耿直率真的性情,將永遠活在國內、外每個懷念他的大眾心中。


從大門步入院內,大道寬廣筆直,兩旁盡是不同造型的大樓,一幢幢古色古香的宮殿式建築,整齊壯觀,各研究大樓的前方多有噴水池與盆景點綴,各有不同的風格特色,可以感受到濃郁的學術氣息。目前中央研究院仍不斷的在興建新大樓,在不久之後應有一番不同的風貌。




胡適故居是所日本式的大平房,一進門就是大客廳,擺著寬大的桌椅和沙發。客廳外面是個很大的園子,綠草如茵,花木扶疏。客廳一邊是胡適的工作室和書房,另一邊則是他的臥室及太太江冬秀的臥室。屋裡陳設極為簡單。1958年至1962年,時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在這裡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光陰。
一條綠樹夾道的小徑,胡適紀念館就隱在小徑之後。只是,今天的年輕人多已不識胡適,除非看了電視劇《人間四月天》。
如果時空回到二○年代的中國,就可以感受到胡適真是當時知識青年心中的偶像,此後半世紀更是聲譽不墜、影響深遠,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胡適無疑是中心人物。
中國新思潮提倡者
從提倡白話文到批判舊禮教,從「整理國故」到「全盤西化」,胡適不但是提倡者,也是總結成果的人。他影響中國哲學、史學、文學甚至近代中國語法研究,從喪禮改革到婦女解放,從個人主義到「好人政治」,這些口號和運動都和胡適分不開,他幾乎成了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新思潮的總匯。但也因此,新文化運動所引起的種種結果,都或多或少歸結到胡適身上,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中,胡適成了不是「首功」就是「罪魁」的兩極人物,「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胡適生前抄錄的這首亭林詩句正透著智慧的豁達。
「在濁浪滔天,充斥著殺伐革命的中國現代史上,胡適代表的是清流和理性。他不相信權威,不相信捷徑,不相信有『包醫百病』的『萬應靈丹』,不相信社會主義,也不相信『知難行易』的三民主義。他相信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他相信『功不唐捐』,努力不會白費;他相信『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學者周質平為胡適紀念館所寫的這段介紹辭,正是濃縮淬鍊後的胡適精神。
從相關著作了解平日行誼 四十五坪的陳列室中,栩栩如生的胡適半身塑像迎客,「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正是他最膾炙人口的親筆墨蹟,玻璃櫥櫃陳列胡適的中西文著作、手稿、信札、照片、印章及獲得榮譽博士時所穿的博士服等具有紀念意義物件,定期更換展品。
胡適故居的建成則有典故──早年初來台時,胡適並無自己的居所,先總統蔣公便將《蘇俄在中國》乙書的版權費拿出來,為胡適購置此住所。而今故居一切悉如生前,大門上「訪客請按鈴」字樣,更讓人有拜訪朋友之感,餐桌上擺著一份早餐菜單,彷彿主人只是剛離座一會兒,寬敞的會客室、簡單舒適的臥房,書香盈室的書房、潔淨的浴室,雅致布置仍如原來,與餐桌相隔不遠的靠牆書櫥裡,胡適珍藏的眾多藏書,包括鉛印《紅樓夢》的各種版本,胡適親作校注的功夫,胡適的著作更是充棟盈櫃。
事實上,胡適曾於民國四十六年在紐約立有遺囑,當時規定紐約住所的藏書及文稿都將贈與台大,但他於翌年返台接掌中研院後,原存紐約的書籍文稿也陸續帶回到南港住宅,因此胡適身後,紀念館管理委員會還曾與台大前校長錢思亮商議,完成將遺囑所載書籍文稿等件的所有權及利益轉讓。
保存下來最早的胡適信札寫於他十一、二歲時,因為沒有年份,治學嚴謹的胡適還寫了「註」以備記;而他在民國四十八年寫給七歲孫子仔仔的信,字裡行間完全就是慈愛得不得了的好爺爺。胡適生前交往情誼,也隨著紀念館的成立而由四方來聚,數十年前他在美國獲贈的一枚友誼書籤,輾轉由美國友人帶到台灣轉交中研院,而最受矚目的則是胡適去世將屆三週年前夕,時年八十多歲的美國女士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將她珍藏半世紀的一批胡適書信,從大西洋的巴巴杜島寄到中研院胡適紀念館。
當然,檯前為大家熟知的胡適,批判舊傳統,提倡新文化,但偶也情不自禁的徘徊與追尋,正如在紀念館中可以看到胡適著名的自題小照:「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那年,胡適四十七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