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是西班牙加泰隆尼雅人，左翼派名律師和政客，第二共和國的國會議員，因為認為當時在天主教嚴格教規下成長的婦女，政治思想的教育不足，不該有投票權，而於1933年失去議會的席位。1936年西班牙內戰發生時，她逃到國外，隱藏在納粹佔領的巴黎四年，後來經由墨西哥到美國。她的回憶錄，記述1940－1944年她在巴黎時的心態。

“一個人的穿戴必須不太好也必須不太不好，必須不太整潔也必須不太邋遢。出門必須要掩飾，外在的舉止言行不能表現獨特不群。要是你要避嫌，別輕易開口表示你的獨到之見，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因為那個與你面對面的人並不是你，不會有跟你一樣想法；他是對方的，只要你一顯露你的獨一無二，你就被懷疑。。。讓你的外表與其他人的一樣，讓你的反應也跟其他人的一樣。”

1944年六月六日盟軍開始進攻時，她跟其他巴黎人一樣準備了地圖，按盟軍登陸的進度用大頭針和墨水在地圖上做記號。

“我快速地尋找我的地圖，我的法國地圖在哪裡呢？幾個月前我就買了，那時覺得把它和其他地圖貼在我的房間好像有點操之過急。我想要是蓋世太保突然到我的房間搜查，他們可能察覺到我待在巴黎四年的居心何在。戰事進行時的這四個年頭，我每天都在我的蘇聯地圖，非洲和東歐地圖上加劃上無數的箭頭，圈圈和許多特別的記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