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時,稱得上藝術的並不是東京的風景,而是風景中的我。是藝術欺騙了我?還是我欺騙的藝術?結論,藝術是我。──太宰治〈東京八景〉
曾經在一次京都的旅遊中遇見一位年輕的留學生,背著笨重的行李告訴我他計畫利用假期空檔用走路的方式走完日本最重要的二個「京」:當然是東京和京都,分別是日本在平安時期和江戶時期塑造出來的重要都市。現在大多數的觀光客前往日本旅遊,也多半以這兩大都市為首選──繁華落盡或是曾經滄海、嚮往充滿靜謐古意的歷史情懷、歲近中年或有意無意老成的人也許會選擇京都作為旅遊的地點;青春正盛或胸懷熾烈、嚮往充滿驚豔獵奇的東洋想像、錯過年輕或有意無意再次童年的人大概會選擇東京吧。當然這種想當然爾的想像,就如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旅行方式的選擇一樣,也只是我個人的偏見或錯覺而已;不過有些偏見或錯覺卻可能成為了不起的文學經典,就像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對中國的想像、或者永井荷風對西方的想像一樣,都成為這些偉大作家創作生涯中重要的部分。
很少有一個地方像日本那樣,以文化想像的方式啟發賦予了那麼多旅行的動機和意義,日本也不像世界的其它地方,在文學的表現內容裏選擇較多的地名或無何有之鄉,來安放人物故事情節;日本文學在這個部分似乎較不介意,於是我們可以在各種文化表現形式裏看到另一種真實的呈現,也就是在小說裏認識日本風土、在日本的風土裏讀到小說。當然這裏的「小說」也可代換為詩歌(俳句)、散文、戲劇和電影,甚至動畫。就像村上春樹在《遠方的鼓聲》裏有一個「因為聽到遠方有鼓聲」這樣浪漫得幾近超現實的啟動旅行的念頭,那麼會是什麼聲音或理由,召喚我們出發前去東京呢?或者說,在我們心裏會畫出什麼樣的東京旅遊路線呢?是原宿新宿涉谷、六本木青山表參道、還是增上寺淺草寺明治神宮?
除了那些充滿人聲鼎沸腳步雜沓、在地圖和旅遊指南有著確切位置的景點之外,還有沒有其它的旅遊可能?如果翻開太宰治(1909~1948)的〈東京八景〉(1941),或許我們會有不同的發現。
太宰治在〈東京八景〉以南伊豆半島作為旅遊的起點,那時太宰治三十出頭,「想要藉當時的風景寫下我在東京十年的生活」,慢慢地完成〈東京八景〉這個短篇小說。太宰治從南伊豆的「伊東」(Ito)搭巴士到「下田」(Shimoda),並沿著伊豆半島的海岸「走」了三個小時(據說現在如果搭乘從伊東到下田的電車,這條路線經過的海是日本中部的蔚藍海岸,是長期以來極受日本人歡迎的船之旅),最後下榻在一家破舊的小旅館。在這間小旅店裏,太宰治開始構思他的小說,不過顯然這場構思後來變成一場幾近懺悔錄式的剖白,結果這篇小說變成有著後設意味的作品,也充滿太宰治那種自我質疑、反省、顛覆的個人色彩。如果以為太宰治的〈東京八景〉真的有八個景點,並想從此展開太宰治式的旅行的話,這個期待恐怕會在小說的末尾時落空,「這裡雖然是東京市郊,但附近有東京都知名景點之一的井之頭公園,所以這武藏野的夕陽被列入東京八景之中,是無庸置疑的。我嘗試翻閱自己胸中相本,想決定其他的七景。但這時,稱得上藝術的並不是東京的風景,而是風景中的我。是藝術欺騙了我?還是我欺騙了藝術?結論,藝術是我。」
這個時期太宰治在他奉為終生之師的井伏鱒二夫婦的撮合下結婚,他一方面開始過世俗化的人生,但另一方面卻也隱約對這樣的人生感到失落困惑,於是他過去在東京的生活種種突然湧上心頭,他想起了東京八景。原來太宰治想創作的是他在東京的人生風景。我們幾乎可以試著揣想,當太宰治在翻看他的相簿想找出東京八景時,映照在他眼底裏的不只是東京的風景,還有那風景之後的自己,那痛苦掙扎的靈魂倒影。
關於眼底的倒影,也讓我想起太宰治在〈雪夜的故事〉裏,浪漫地描述了一個類似「視覺暫留/殘留」的感官經驗。太宰治透過一個小說家的口,說人的眼睛可以儲存風景,「快看我的眼睛。我看了很多很多美麗的雪景回來。快、快看我的眼睛,這樣一定會生出有著雪般美麗肌膚的小寶寶喔!」我想那應該是那種看過一次就永遠不會忘記的景色,所以才會深深烙印在小說家的眼底。那麼,太宰治在〈東京八景〉裏說,就算勉強整理出「戶塚的梅雨,本鄉的黃昏,神田的祭典,柏木的初雪,八丁堀的煙火,芝的滿月,天沼的日落,銀座的閃電,板橋腦科醫院的大波斯菊,荻窪的晨霧,武藏野的夕陽」這些景色,也是「卑鄙的事」;小說家之所以卑怯,大概是因為在他的眼底已然看過壯麗的內在景色,那些地點已塗抹上永恒的色彩,那是閉上眼睛就能看見複習的風景,又何需勉強挑出而讓人感到難為情呢?
這種對於現實不安甚至帶有輕微蔑視的情緒,也可以在太宰治之前的「富嶽百景」中看到。被視為從太平洋中升起的完美圓錐形的富士山,一向是日本人所有神聖美好想像的象徵與投射,但是太宰治卻說「從這裡所看到的富士山,雖然自古就被譽為富士三景之一,但我卻不是很喜歡。不但不喜歡,甚至感到輕蔑。實在是太過理想的富士。富士山位在正中央,其下方的河口湖白而寒冷的敞開著,附近的群山就靜靜的蹲踞在它的兩側,環抱住整個湖泊。我看了一眼,感到不知所措的紅了臉,這就好像是澡堂的油畫,戲劇的舞台背景,怎麼看都像是訂做出來的景色,所以我羞恥得無法自己」。在〈富嶽百景〉中,太宰治表現出在藝術創作上的的困惑,他對於太單純的美的事物懷抱著不安,於是他「早晚都看著富士,度過陰鬱的日子」。
在創作中質疑創作這件事,大概就像在旅行中抱怨旅行一樣不太健康吧,不過不論是從〈東京八景〉或〈富嶽百景〉中,似乎可以感受到屬於太宰治的美學態度,那種態度也就是我們經常從日本語言當中聽到的「原來如此」、「那是用什麼樣的心情在面對著的」諸如此類的「和風」叙述;也就是說我們當然無法從這些文字當中,找到任何以為是屬於歡樂幸福的旅遊元素,當然也就無法複製那些景點的內在意義。但是這樣的過程卻能逼顯出另一個問題:遠離(或也可名之為旅遊)所熟悉環境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是短暫地虛構異想一個無法持續的美好生活樣態,還是藉此看見一個更為真實的自我形貌?
太宰治在書寫時發現一個不完美的自我,我們在閱讀時發現一個不完美(因為不了解作者或作品)的自我,我們也會在旅遊時發現不完美的景點。但彷彿愈是經歷那種不完美,我們就離美好更近一步。太宰治在〈東京八景〉中塗抹掉了我們以為在地圖上確切有的的那一點,取而代之的是一張精神層次的地圖──那裏沒有座標、沒有確定的交通方式、沒有開放時間,但只要帶著文學想像的心情,我們也會找到屬於自己的東京八景。
太宰治〈東京八景〉的副標是「獻給苦難的人們」,這對照起目前正經歷痛苦的金融風暴的日本來說,是再準確不過的了;儘管如此,聽說日本人還是會在太宰治的忌日時,到他曾經出現和生活過的地方,談論著他的作品,甚至還有所謂的「斜陽族」;我想,那些熱愛太宰治和他的小說的人,眼底一定也殘留著太宰治筆下的風景吧;這就是日本的文化。當然,既然提到太宰治,就不得不提及後來他移居並且下葬的三鷹市。三鷹市裏還有日本人驕傲的夢想天堂──宮崎駿的「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提醒著我們只要有夢想,就能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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