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朱熹的思維世界」增訂版序〉：

總之，我在有關朱熹與王陽明的研究中，
重點既不在個別思想家，也不在個別的思想流派。
我的焦距毋寧是集中在宋、明兩代儒家建立新秩序這一大運動上面。

這一思想的運動在歷史上發揮過客觀的作用，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不認為思想可以片面地強加於社會之上，創造出新秩序。
從另一角度觀察，儒家整體規劃之所以能夠形成，
正是由於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的變動為它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
思想與社會的變遷往往是交織在一起而互為因果的，無法清楚地劃分界線。
因此無論是《朱熹的歷史世界》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我都不能不儘量打通思想史與其他專史（如政治史、
社會史、經濟史、宗教史）之間的隔閡。換句話說，
我的研究取徑並不限於較嚴格意義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而毋寧近於一種廣義的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