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記者的社會地位

記者，顧名思義是「記錄的人」，是把所看到的事物，透過文字、影像傳達給受眾。

在早期宮廷時代，「記者」等於只是在做「傳達」的工作，由於宮廷常有事件要發布，讓百姓知道，「記者」等於是抄錄員；在現代，有些記者的確也只是在做抄錄員的工作，這種記者只會做官方的傳聲筒，毫無監督、批評時政的功能，「如果只是把官方公文書拿來抄一抄，或是把新聞稿改寫，那何必要請大學、研究所畢業的人，找個會寫字、有國中程度的人即可！」這是媒體長官遇到屬下不成材時，常常脫口而出的一句話。

在民末清初時，「媒體」成為革命最重要的宣傳工具，孫中山也創辦「少年中國晨報」，此時的記者，有時身兼革命者的角色，隨時要面臨被當權者逮捕的危險，就算政府已經來台灣，當時不少反國民黨政府的黨外人士，也是靠辦雜誌起家，宣揚理念，例如美麗島雜誌、前進雜誌等。

相對的，當時的主流媒體，某種程度也扮演著「政權捍衛者」的角色，例如老三台，台視是省政府出資，中視是國民黨，華視是教育部與國防部，平面媒體中，先不談民營的中國時報、聯合報，包括黨營的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以及省營的台灣新生報，軍方的青年日報、台灣日報，都肩負責「政令宣導」的任務，那時候還有「光輝十月不能報導負面新聞」的不成文規定。

在那個年頭，記者有無冕王之稱，更有文化流氓的惡名，前者是正面的，他可以對時政提出批評，後者則是負面，把自己監督時政的利器，變成牟私利的工具，寫一篇新聞可以拿多少錢，不寫某某新聞，一樣可以拿錢，所以當時的報禁之一「限證」，全台只有31家報社，很多丐幫記者就以「通訊社」、「雜誌社」的名義，一、兩個人就可以開一家媒體，對外惡形惡狀，這也是當局實施報禁始料未及的。

台灣媒體的大鳴大放，要從20年前報禁開放談起，在此之前，要成為正牌的記者，比登天還難，那時新聞系所非常少，政大、輔大、文化、世新、銘傳，連政治作戰學校(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系也算得上。

報禁開放後，民智亦大開，曾經把媒體記者地位推到最高點，中時、聯合的創辦人都可以成為國民黨中常委，幾個大報的名記者，更是政治人物爭相拉攏的對象，記者只要行得正、坐得直，絕對是備受尊崇。

但是，絕對的權力背後就是絕對腐敗，「收買記者」，成了政商界人士常用的手段之一，記者原本是客觀中立的角色，因為長期與採訪對象關係密切，成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跑政治路線者，幫政治人物寫書，或是被延攬為策士，甚至離開媒體圈，成為政治圈的人，像李登輝時代的蘇志誠，連戰時代的丁遠超，或是現在還在檯面上的吳敦義、鍾榮吉、沈智慧、李慶安、李慶元、盧秀芳，甚至璩美鳳也是。

早期，外界對記者是敢怒不敢言，總以為被記者寫錯了，頂多要求更正，但若記者不願更正，繼續寫下去，或是自己也有很多問題，怕被再挖出來，於是就忍下去了。

但如果是得罪到政府或黨國要員，可就沒有那容易善了，在白色恐怖時代，記者很容易就被羅熾罪名，以下是網路上找得到的資料

表六：白色恐怖被槍決與囚禁的新聞人員（部分名單） 

戒嚴時代結束後，緊接著報禁開放，台灣社會呈現百花齊放，頓時工運、農運興起，街頭運動、自力救濟等社會運動層出不窮，現在520是總統就職日代名詞，解嚴初期，則是「暴動」的代名詞，每次有暴動，受傷的憲兵、警察不勝枚舉，連記者也遭殃，不僅是暴民會打記者，連警察也會趁亂偷襲記者，或者見到記者被打，「故意見死不救」，也是報復記者的狠招之一。

這種混亂局面大約維持了10年，那時候全民計程車四處作亂，每到這種群眾運動場合，記者要懂得保護自己，必要時不要輕易讓外人知道你的身分，那時記者地位有點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不過與香港比起來，台灣記者算是好的，香港過去是英屬地，小報文化很早就入侵，加上香港九七以前是英國人管，九七之後回歸中國，毫無民主可言，港人無法參與政治，媒體上沒有太多政治的東西可以報導，只好朝社會、影劇等八卦新聞發展，「狗仔隊」也就應運而生。

在台灣，自從總統民選後，幾乎年年有選舉，政治佔據了太多版面，久而久之，民眾也厭倦了，於是給了八卦媒體入侵的機會，水果日報、數字周刊，很短時間擄獲台灣人的心，傳統媒體一一應聲倒地。

但讀者呢？卻是邊看邊罵，記者都成了「狗仔」，加上電視政論節目那些名嘴，風評壞的遠超過好的，記者又成了耍嘴皮的人，形象降到最低點。

加上電子媒體記者的採訪模樣，透過廿四小時的新聞頻道強力播送，把記者的模樣徹底醜化了，讓民眾誤以為「記者就是這個樣子」，如此，記者的社會地位，還能有多崇高？

但是，你我也別太悲觀，中國大陸毒奶事件，若不是記者發揮道德勇氣，能讓那些奸商現形嗎？如果不是記者山越嶺深入災區，川震那悲慘的一幕幕，又如何傳送到你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