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父親愛祖國、愛民族，和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一樣，也對日本侵略者懷著滿腔仇恨，經常參加抗日活動，因此於三十年代末認識了大邑老鄉車耀先。
車耀先說服劉文輝和冷寅東出面，在成都東城根街成立了大邑旅蓉同鄉會，車耀先任執行委員。同鄉會每周的新聞講座多由車耀先主講，講“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講東三省的淪陷和日寇的侵略，講日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聽者無不動容。
父親對車耀先評價很高，認為這位大邑老鄉很能干、很有才華，特別是他的愛國心令人欽佩。那時，車耀先在祠堂街開了一家餐廳“努力餐”，那是中共地下黨的一個活動據點，距我家很近。父親卻不知道，車耀先是中共地下黨的四川省軍委書記，正在做二十四軍系統上層實力派的工作。
車耀先認識父親後，經常到我們西勝街的家出入，所言全是抗日之事。因父親滿懷抗日熱情，遂與車耀先成為好友，對車耀先頗多經濟上的支持，還多次掩護過車耀先。甚至車耀先販賣鴉片，也靠父親掩護。他告訴父親這是為抗日斗爭籌款，常常把鴉片藏在我們家中，父親的住處成了車耀先在成都的一個十分安全的去處。
父親通過車耀先結識了另一位同鄉鄒趣濤。鄒趣濤原名鄒澤滋，父親也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黨員，更不知1938年當時任長江局書記的周恩來曾在武漢約見過鄒趣濤，聽過他匯報工作；周恩來還親自指示鄒趣濤做好二十四軍上層的統戰工作。
父親和鄒趣濤認識後，談到抗擊日本侵略之事，覺得十分投機，因而關系日趨親密，還為鄒趣濤在二十四軍裡安派了職務。鄒趣濤輾轉於川南、南京、上海、武漢、重慶搞地下工作，父親卻認為他在為抗日救亡運動而八方奔走。1939年父親到重慶參加全國財政廳長會議時，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對父親說：“據了解，西康駐渝辦事處有個異黨分子鄒趣濤，化名於左行在重慶到處活動。你回去后，告訴自乾（劉文輝）妥為處理。”父親立即找到鄒趣濤，把何應欽的話如實告訴了他，並說：“老弟，你在重慶工作要多留神啊！”不久鄒趣濤就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重慶，父親也為自己保護了抗日救國的先鋒力量而高興。他那時還不知道“共產黨”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更不知道這些“朋友”和他的交往，對他將來的生活會起什麼樣的作用。我善良而單純的父親呵，完全不知道他的滿腔愛國熱情會把他帶到何處，更不知道他的生活從那時起，就開始一步步掉進一個無法自拔的陷阱裡。

4

上下求索的漫長歲月裡，父親處處受到國民黨中央勢力的排擠。作為反彈，他和劉元瑄聯手，於1944年和1946年相繼發起反蔣的“乾社”和“民主競進社”，在公教人員中發展成員幾十人。但他們不懂政治，書生氣太重，組織這兩個社團，並非打算跟蔣介石爭江山社稷，只是為了團結一批熱愛西康的人，保護西康老百姓和地方權益，抵制蔣介石的壓迫。他們既無行動綱領亦無打倒國民黨的目的，更無理論基礎。這樣的“反蔣”活動實在太幼稚，只能碰壁。
在父親最艱難、最困惑的時候，共產黨人及時給了他關心和支持，父親覺得自己和共產黨在“反蔣”上有共同語言，自己做不到的事共產黨卻能做到，對共產黨越來越佩服和信任。此時國共對立已明朗化，劉文輝跟共產黨的合作也有進一步發展。盡管有國民黨特務的壓制，中共地下組織在雅安和西昌仍極其活躍，而且幾乎從不出事，這顯然是劉文輝和父親刻意庇護的結果。
寧屬屯墾委員會創辦了《新康報》，地址在康寧公司樓下，與西昌行轅所辦的《寧遠報》對立。1945年底，由當時西昌地下民盟組織負責人唐會昌任主筆，郭正坤、陳再華、趙坤遠等任編輯、記者，發展了盟員十多人。當時的新康報社成為西昌民盟地下組織開展斗爭的主要基地，父親領導的屯委會支持他們，經常發表力爭民主自由的言論和報道解放戰爭真實情況的消息。
1946年，鄒趣濤到西昌進行統戰工作，但一進西昌就被賀國光逮捕入獄。父親和劉元瑄一同擬定營救計劃。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由箫紹成任副師長的136師調派一連士兵，將鄒趣濤從行轅的監獄裡搶救出來。雖然鄒趣濤在越獄時摔壞了腿，仍按原計劃扮成醉漢，被父親派的人安全護送出西昌。
1946年，屯委會下屬一些中下級軍官私人合伙購買了一些鴉片，集中存放在徐家祠一個連隊的駐地。不知誰走漏了風聲，賀國光派人來查搜，嚇得連隊的士兵把鴉片拼命往隔壁駐地扔。可還來不及扔完，賀國光的部隊已經打破了大門闖了進來，他們收繳了鴉片，處死了連長，並把這一私人行為硬往屯委會身上扣，大肆攻繫父親和屯委會。
父親不得已，辭去屯墾委員會的職務。但父親在西昌的影響力仍在關鍵時刻起了作用。在屯委會工作期間，父親對西康行轅多方抵制，使他們不能為所欲為，也無法把寧屬的地方力量抓住並組織起來。所以，到了1950年，賀國光等乘飛機前往台灣，西昌成為全國最後一個被共產黨佔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