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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西康曾發生著名的“滎經事件”，西康部分地方力量在“康人治康”的口號下，發動了反抗劉文輝統治的武裝暴動，弄得劉文輝焦頭爛額。蔣介石警告劉文輝：此事若不平息，影響后方安定，中央將對你失去信心。但此事一直余波未平。1947年，父親剛從西昌回成都，即分別邀請旅蓉西康學者、名流和軍政要員，在新玉沙街劉文輝公館促膝談心。父親表示改革的誠意，聽取他們的意見，採納他們的合理要求。過了兩天，父親又約集袁品文、譚其蓁、傅春初等六人，在成都西勝街我們的家裡，開了四天會，討論了許多問題，並形成決議。最后，大家一致決定：關於六人小組議決的問題，由父親向劉文輝匯報，要求他早日採納施行以免徒托空話。 此后, 劉文輝同意了大家的要求, 以致皆大歡喜, 以“雅屬行政檢討會”的形式，最終和平收場。父親又一次為西康省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也又一次為劉文輝排除了重磅政治地雷。
但父親並沒有讓自己完全陷入這些令人心煩的政治斗爭中，而始終把開發涼山地區、發展邊疆經濟放在第一位。在交通、建筑、發展農業、嚴肅政紀、完善會計制度、體恤民情、減稅振災、保護森林、設立醫療機構等涉及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面，他做了很多實實在在的工作。
在西昌，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次, 屯委會的工作人員放風箏玩, 風箏狀如少女, 在高高的天空隨風飄飛。彝族人見了, 非常驚奇, 頓時聚集了一百多人觀看, 並紛紛用槍射擊, 共約射出兩三百發子彈。后因風大線斷, 風箏時高時低、飄飄蕩蕩, 如少女翩翩起舞、搖曳生姿, 漸舞漸遠, 彝族人的射擊更加劇烈。其中有人拼命鼓掌、歡呼雀躍, 有人合掌摩拜、大聲祈禱,後來彝族人民流傳, 不知何方妖魔飛臨上空多時, 后飄然遠去。
那時涼山的彝族人民的生活非常落後, 他們還在以刀耕火種的方式來獲取生活資料。為此，屯委會在西昌舉辦了西康省農業展覽會，並支持農墾界人士在西昌建立中華農學會西昌分會，又向農民介紹堆肥的制造法；還在當地的農民節舉行紀念大會，展覽農作物新品種，以幫助彝族同胞在發展農業上有所進步。
僅管屯委會工作非常繁忙，父親仍念念不忘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
父親從他自己的成長，深深懂得教育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培英中學”為國民第23軍軍長劉成勛於1920年在新津創辦, 當時是隨營學校，規模很小，隻收初中男生。但1927年第23軍被劉文輝攻擊, 防區盡失, 部隊也被收編, 劉成勛心灰意冷,自此不問政事, 回大邑閑居，對“培英中學”也任其自生自滅。眼看“培英中學”失去資金注入, 即將撐不下去, 30年代父親毅然接辦了這所學校，任該校董事長。1930年學校遷至成都東丁字街，隨后又遷至東馬棚街口寧雅邛公所, 以就近解決平民子弟的入學問題。1937年李先春的大兒子李萬鵬從日本歸國，曾任這所學校名誉=譽校長。三十年代末期，日本飛機經常對成渝兩地狂轟濫炸，為了躱避日機轟炸，保護學校和學生，父親征得李先春的同意，將“培英中學”遷至李先春文家場的農庄，直到抗戰勝利。勝利後, 學校才又遷回成都, 並發展成為招收男女學生，初中高中齊備的完整中學。後來，父親又出資在大邑縣安仁鎮開辦了“春花小學”。
西康建省之初，父親也十分重視西康省教育事業。1940年6月他在《康導月刊》上發表了題為“西康教育之我見”一文，闡明西康省發展教育事業的重要性。在他兼任寧屬屯墾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期間，位於西昌的西康省立邊疆師范學校籌辦開課，國立木裡小學成立。寧南縣高級中學創立時，劉文輝題詞“百年樹人”，父親題詞“菁載作育”。父親認為既然命運讓他來到西昌，他就要抓住培養下一代這個重要的題目，多做貢獻。他相信終有一天教育會幫助貧窮落後的西康省發展起來，中國也會因為教育的發展變得強盛。
在父親主持下，寧屬屯墾委員會在發展教育方面還做了幾件事：由屯委會開辦“邊民訓練所”和“邊民實驗學校”，以後又建議西康省府在西昌成立“第二邊疆師范學校”，校址設在雲南館（即現中共西昌市委內）。幾所學校為西昌地區培養了少數民族學生數百人。建政後，這些學生很多都參加了新政權的工作，成為骨干力量。
在實業方面，父親除了經營康藏茶葉公司外，還擔任濟康銀行董事長和惠通銀行董事，任西康茶葉公司董事長。此外，父親於1940年組建西康鐵業公司，1944年他和伍柳村、汪正琯創辦濟寧公司，這些企業對西康經濟的發展，擴大康藏和內地的貿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又把西昌訂為后備行都，國民政府經濟資源委員會在西昌修建了“西昌電廠”，西昌電力公司是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1940年在西昌辦的電廠。1942年在高枧鄉姜坡設水力發電工程處為擴大灌溉渠，引東河水，先后修建兩個發電所，安裝3×32千瓦水輪發電機。1944年3月又在東河上游擴大灌渠小埝溝，安裝1×64千瓦水輪發電機，1946年發電。至此3台共128千瓦。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陸續遷回南京，資源委員會無意繼續經營西昌電廠，打算放棄。1945年11月，西昌縣參議會討論通過徐仲偉等人提案，“呈請西昌行轅及省府和電請資源委員會繼續辦理西昌電廠，以利地區開發。”然三方均忙於接收抗戰勝利果實，對西昌一個小小電廠已了無興趣，互相推諉，久無回音。父親不願已建成的電氣事業廢棄，決定組織地方人士接辦。
在父親主持下，由父親、墾務處長徐孝恢、西昌縣參議會參議長楊啟周、西昌縣縣長張植初、西昌縣銀行經理李次鈞、屯委會委員徐仲偉等人發起，於1945年12月29日組成“西昌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父親兼籌備處主任，徐仲偉、金國材（社會服務處處長）為副主任，其余發起人均為委員。父親表示：“屯委會決以最大資力以協助地方完成電力建設之成功”。並號召西昌市民，能在“節省一年清油之資，維持地方建設事業”之認識下，一致努力，提前建成電力公司。確定以用電戶為對象，採取勸募方式募集軍、政、商、民各界股金共三千萬元，終於籌到必要資金。
電力公司籌備處與西昌電廠一同商議，而有《資源委員會西昌電廠出售，西昌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承購電廠全部資產及營業合約》。該《合約》報經資源委員會批准，雙方於1946年12月31日交接完畢，1947年1月1日由電力公司接辦經營。父親擔任公司董事長，徐仲偉任總經理。電力公司雖系民營，但重大問題多是在屯委會指導下決策，所以當時西康省政府建設廳稱為“官督商辦”。　　
由於物價暴漲、偷電現象嚴重及電費難收，電力公司幾乎無利潤可言，但是因為它關系到西昌人民的生活，父親仍要求公司維持生產直至1949年。
因在實業界的強大實力和杰出貢獻，父親被大家稱為川康省實業界、金融界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