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六鋼琴演奏會終於結束了!)

記者多半希望採訪到獨家新聞，但是獨家新聞不是天天都有，所以眾記者努力跑新聞，競爭激烈在所難免。

有的時候獨家新聞是大家都沒有採訪到，只有一家媒體採訪到；但是，有時候獨家新聞是大家都有，但是大多數的人卻沒有聽出玄機。無論如何，記者為了搶獨家新聞，彷彿諜對諜，為工作增加不少樂趣以及壓力。

其實，記者工作並不簡單。尤其是記者需要在很短時間知道很多事情，才可以跟得上新聞發生的節奏，真的只有自求多福，因為採訪對象是不會體諒你剛主跑這條路線，什麼都不懂，如果你膽敢如昭示採訪對象:我什麼都不懂，請多多幫忙，採訪對象極有可能根本不甩你了，採訪新聞是記者的工作，怎麼可能要求採訪對象替你做功課呢? 我就遇見過一個美國籍律師，嚴厲教訓我:[妳不是記者嗎?妳什麼都應該要知道才對，妳什麼時候上線，那是妳自己的事。]

1992年我剛跑新聞沒有多久，被長官召見，要求我專訪一位來台訪問的哈佛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高伯瑞John Galbraith，他訪台目的是應邀演說。此人在美國和經濟學界赫赫有名，出道甚早，還是甘迺迪總統的顧問，擔任過美國駐印度大使，對當時民主黨經濟政策頗具影響力。結婚後後我和從前新聞研究所的美國同學閒聊，她一聽我竟然在台灣採訪到了高伯瑞，驚呼連連，直說好羨慕。

當時外交部事先發了新聞稿，上面還有了高伯瑞抵台班機時間，我一看是清晨時間，不由得叫苦連天。當時報社記者都得進報社發稿，一寫稿就是晚上十點半甚至十一點以後才能下班，所以我最害怕清晨的採訪。

我看了新聞稿之後，打了電話給外交部接待官員了解情況，便和攝影記者商量好，到機場接機，報社還派車送我們去。當時，由於我太資淺，才進報社兩個月而已，長官實在不放心，便指定經研室的副主任陪我一同採訪，我們還一同草擬了題目，訪問當然是我訪問，稿子當然也是我寫，再交給副主任過目，但是新聞稿則是由副主任和我同時署名。

那天我們一大早到了機場，當時高伯瑞己經八十四歲，他和夫人見到我和副主任有些吃驚，我提出訪問他的要求時，他要我幾個小時之後再到飯店找他，因為他坐了長途飛機，需要先休息一下。

我和副主任也只好各自回家，再到圓山飯店找高伯瑞進行訪問。我和副主任約在聯合報大樓集合，再一同坐車前往飯店。我靈機一動，告訴副主任最好買束鮮花送給高伯瑞夫人，果然她收到花之後非常開心，像個小女孩似的走到高伯瑞身邊要他看花，他也馬上露出微笑。不知是不是因為我們的鮮花攻勢成功，高伯瑞坐下來和我們談了一個小時，雖然他當時並沒有全部回答我們的問題，因為有些題目和他的演講有關，他希望可以在演講中闡釋他的理念，還不時提醒要我在新聞稿中提到他的公開演講時間和地點。

我們離開高伯瑞房間時，巧遇了對手報記者，但是高伯瑞顯然並沒有和他講太多，因為第二天見報之後，經濟日報有很完整的專訪，對手報則只有一條短短的新聞。

事後，對手報記者告訴我，他被長官強烈責怪，因為，高伯瑞其實是應對手報系和哈佛大學在台校友會的邀請來台灣訪問，沒有想到竟然在演講之前，就被我們搶到了獨家專訪。我在寫稿時當然沒有提到對手報，只提哈佛大學校友會。

這次的採訪經驗可以說是我運氣好，也可以說是對手報記者不夠小心。因為外交部發的新聞稿所有媒體都拿到了，名為通稿，我那時只是下把賭注:高伯瑞此行是公開行程，到處都會有大群媒體包圍，要專訪他就只能趁著他還沒開始一連串的活動之前了。如果我不喜歡起早，別的記者大約也不喜歡起早，所以假設我起早去接機，就有可能趕在其他媒體之前採訪到高伯瑞了。

P.S.: 貼出本文之前，恰好遇上了商業週刊的牛奶危機。非常遺憾的是出包的媒體竟然是商業周刊。

我讀了商周總編輯的幾篇文章，闡述心聲。對於這一群媽媽編輯的努力非常佩服。我跑新聞時和這名總編輯有過短暫接觸，我早就成了新聞逃兵，而她仍然在新聞專業奮鬥，想起來都覺得自己很汗顏。

但是，同樣身為人母，我更覺得媽媽媒體人明知資料不夠周全，仍然在全國食安草木皆兵之際，選擇公開，引起了其他人母的驚慌失措，這種選擇是我無法理解的。

更難以理解的是，送交檢驗報告為什麼需要立法委員陪同?難道媒體還需要民意代表壯膽嗎?原來台灣媒體早就是藍綠分明，沒有一家媒體有獨立性可言嗎?商周這個舉動讓人對台灣媒體的未來更加心寒了!

獨家新聞絕對可以刺激零售量，無庸置疑，但是，以人母身份說自己是代替孩子出征，對不起，恕我無法認同:大人做錯事，請自己承認錯誤，拜託不要拿小孩作藉口。搶匪說自己為了小孩學費去搶銀行，法律上站得住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