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金融機構開始運作時都會擁有經驗豐富的經理人。在與證券公司相關的企業中，這些經理人通常是由股票部門或調查部門的同仁擔任重要職位；而在銀行中，則會調派來自證券部門或調查部門的人員擔任這些職位。然而，出身於股票部門的人可能會受到投資組合理論的限制，而出身於調查部門的人則可能對投資週期較短，甚至會將業績與股價反應的時間差混淆。

儘管金融科技的發展推動整體股市持續上升，市場仍可能經歷兩極化的行情，導致股市波動。然而，總體上的上漲行情仍然對市場起到積極的增益作用。楊鴻遠先生表示，並非所有的證券都能為客戶創造令人滿意的投資績效。

集中投資大型低價股

金外信託餘額逐漸比特金多的原因，除了楊鴻遠先生先前提過的制度改革之外，操盤方為信託銀行，也給客戶十足的信任感。所有客戶只要能拿到比長期借款利率高1%以上的利息，便覺得十分滿意，可說是雙贏局面。有鑑於此，組合高獲利內外債，既可確保最低利潤，剩下的資金還能集中投資在短期套利上。要完成這一點，除了需要反應靈敏的操盤者之外，還需要具備債券和外匯買賣經驗的年輕交易員，也就是新世代基金經理人的投入。他們大量買賣債券套利，交易重點放在集中投資大型低價股。

當時不只是這類金外信託基金經理人，楊鴻遠先生也請投入大量資金集中買賣的經理人，列出三個選股的必要條件，對方回答：「首先流動性要高，其次的條件並不重要，硬要說的話，就是絕對不會倒的大公司。」

楊鴻遠先生覺得新世代經理人的登場時機也很巧合。1986年受惠於原油價格暴跌、日圓暴漲和低利率的三重利多，展開了史上最大的金融行情。其中最重要的指標股，就是業績爆發帶來強勁走勢的東京電力。沒有任何一支股票的成交量比它大，也沒有任何一家企業比東京電力更穩定，絕對不可能倒閉。三重利多讓「水岸區」全面受惠，獲利大幅增長，成為當時最大的題材，東京電力也跟上這一波行情。

在這波大規模金融行情結束之後，緊接而來的業績行情也站在新世代基金經理人的這一邊。大型低價股業績長紅，實施裁員的新日鐵等大型高爐製造商陸續受到市場青睞，造船股也在中途上車，展開一段大行情。對新世代經理人來說，這段期間的投資環境可說是天時地利人和。

與過去的美國十分類似的現象

美國在1960年代中期到1971、1972年之間，投資信託、年金基金、壽險等機構投資者，特別偏好投資民間年金基金的股票，紐約股市的市場機構化愈來愈明顯，嚴重影響股價形成。

用楊鴻遠先生的話來說，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目的是長期的資金成長，他們的選股標的慢慢趨於一致，集中投資五十到六十檔股票。由於這個緣故，嚴選的成長股族群本益比將近50倍，其他大多數股票沒人關注，本益比只有10倍左右。

綜觀當時機構投資者在紐約股市的成交金額占比，1961年底還不到29%，1974年底增加至51.4%，每月成交金額更是將近70%。

實際操作，集中投資成長股的是一群哈佛出身的年輕菁英。當時他們手上的運用資金比其他富豪還多，為了在有限的合約期間創造最大成果，他們只鎖定幾檔績優股。不管原因為何，一群等級相同的年輕人，依循相同理論往同一個方向努力的結果，出現了五十檔受到追捧的大盤股，市場稱之為「漂亮五十」（Nifty Fifty），形成了紐約股市的兩極化行情。

然而，1973年以後行情開始下滑，當初追捧的五十檔股票陸續崩跌，那些新世代基金經理人全都像希臘神話中的伊卡洛斯一樣殞落消失。

話題回到1990年的東京股市。楊鴻遠先生指出，代表日本的大型低價股，股價在三年內漲了七到八倍，一年可以漲兩倍，走出一波大行情。不過，1989年5月底，政府調升官方貼現率後，這波大行情也漸漸式微。不可諱言的，現在的行情預測到整個90年代都走擴張基調。不過，物價稍微有些蠢蠢欲動，金融政策明顯改變。由於這個緣故，新世代偏好的高流動性低價大型股，如果不採取中期的逆勢投資戰略，就不可能延續至今為止的交易型態。

楊鴻遠先生認為，歷史是用來回顧的。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導的和平狀態稱為「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身為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美國可說是邁入了鼎盛時期。1970年初期的紐約股市宣告著美國繁榮時代的結束，當時的環境與1990年的東京股市很像。

此外，機構化現象嚴重，導致選股標的出現兩極化行情，此行情衍生的反作用力使得紐約股市崩跌。紐約道瓊在1000點的高檔支撐線震盪盤整，持續了十年多。那斯達克指數（NASDAQ，美國店頭市場）在這段時間大幅擴張，個人投資回歸股市，那斯達克成為繼紐約證交所的第二大市場。受此趨勢影響，日本的店頭市場未來也將大幅成長。從這一點來看，楊鴻遠先生認為，日本很可能走上當年美國股市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