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6年李鴻章會見英國政治家

李鴻章在賢良寺見俄國使節
中國近代的一位重要人物李鴻章(1823—1901)是人們心中徹徹底底的賣國賊。不過,王樹增在《1901年》中給予李鴻章這樣的評價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沒有哪一位帝國大臣像他一樣在帝國的歷史上佔據著如此重要的位置。他對大清帝國歷史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帝國的國界……沒有他的中國近代史一定是殘缺的歷史,也是無法敘述的歷史。”那麼,這位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堂大人怎麼就成為了眾人唾棄的“賣國賊”了呢?
綜觀李鴻章的一生,主要做過兩件大事。一件是組建淮軍“剿發捻”,另一件是辦洋務主外交。“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接連中取秀才、舉人、進士的有志青年應皇帝之召回家鄉安徽合肥辦團練,“投筆從戎”,開啟了他一生中至關重要的軍事生涯。無論是單獨作戰,還是在恩師曾國藩麾下作戰,他都戰績斐然。1862年,更是乘坐外國輪船千里躍進上海,以三千“化子兵”擊敗十萬之眾,一舉成就淮軍的威名,扭轉了東部被動的局面。之後,越戰越勇,殺敵屠城,直趨南京,封為江蘇巡撫。這應該也是我們津津樂道的賀歲片《投名狀》的素材來源吧。總之,戰爭慘烈,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接著,他做到了恩師所不能做到的,剿滅捻軍。在於對農民起義評價甚高的唯物主義階級史觀看來,這樣的赫赫戰功是反動政治集團對於人民大眾血腥鎮壓的罪證,自然戰功越大,這筆血債也越重大。特別是李鴻章這個勾結外國侵略者聯合剿殺農民起義軍的軍閥頭子,罪惡滔天。但如果我們站在另一個立場,如同我們習慣於站在康熙、乾隆的立場對待康乾盛世的話,李鴻章和曾國藩、左宗棠都是大清的蓋世功臣,平定了波及十余個省長達14年的農民叛亂,挽救了清朝的統治,並且為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注入了新的力量。
而倡辦洋務主持外交的大事,在百姓心中,只要跟洋人有關,總不是什麼好事,李鴻章就是賣國賊。畢竟種種事情的結果是: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洋務運動失敗,《煙臺條約》、《甲午條約》、《辛醜條約》、《中俄密約》等不平等條約簽訂,台灣被佔,海關被劫,國之不國。於是,洋務運動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巨大作用忽然陰暗了下來,幾乎被民族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的興起所取代,輪船招商局、江南製造總局、安慶內軍械所成為曇花一現的過眼雲煙。最終得出的結論是:沒有新興階級的領導,中國不可能走向勝利。從物器到科技到制度,歷史總是在不斷地進步,誰能一步登天出現無產階級進行徹底革命,誰能因為第三碗飯吃飽了而否認前兩碗飯的作用?弱國無外交,然而這位外國人和老佛爺的大紅人是敗了簽約不敗也簽約,“生為賣國而生,死為賣國而死。”歷史似乎忘記了他的縱橫捭闔,他的鞠躬盡瘁,只告訴我們,他怎麼與外國人勾結出賣自己國家的財富、土地、人口。
我們不妨退一步想,這位無宰相之名卻行宰相之實的帝國執政者,究竟希望自己的帝國富強,還是希望屈身於東邊的蕞爾小國,屈身於西方列強?這位在外交場上自信而令外國人生畏的帝國代表希望自身在大國間顏面盡失還是說話底氣十足?阿歷克亞《李鴻章傳》中說:“每當滿清政府把這個巨大的帝國帶到毀滅的邊緣,他們惟一必須啟用的人就是李鴻章。”那麼,我們——一心將封建體制做為社會危機根本原因的人——是否看看長冠頂戴錦衣玉食的腐敗,看看挪用軍費頤養天年的貪婪,看看誇誇其談互相攻訐的清高,看看舉國體制的落後與國家地位的卑微……而苛責這位哪出事補在哪的八旬之身仍然穿梭于中外諸國之間的老人。關於“弱國無外交”的狀況,也許《走向共和》伊藤博文說的很到位:“兩國平等,外交就是力量;兩國不平等,力量就是外交。”國力的不足,使得任何一位中國近代的外交家都有心無力,何來外爭主權?所以恭親王說的一句話很令人深思: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
更為不能容忍或者接受的是,老佛爺宣佈開戰,戰敗,還得讓本主張議和後一心主持戰事的李鴻章到日本與那些將他經營二三十年的旅順、大連、威海夷為平地的倭寇屈身談判。1895年,帶著《馬關條約》草約和臉上繃帶回國的李鴻章成了舉國上下的公敵。朝廷大罵他辦事不利,同僚說他喪權辱國,民間說他拿了日本人的銀子,紳士和知識分子更是咒罵他沒有脊梁骨……
李鴻章以“大清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侯伯”的名義簽署了《辛醜各國和約》之後便草草終結了他輝煌而受非議、曲折而艱難的一生。“太后及帝哭失聲,輟朝。”梁啟超寫出了皇皇巨作《李鴻章傳》,稱“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李鴻章必為中國數千年曆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日本國內對李鴻章的評價:“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傚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做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的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儘管俾斯麥不樂意,可還是很多人稱他為“東方的俾斯麥”。
雖然歷史上或者大眾心目中對李鴻章的評價是多種多樣的,但是他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少數認清時局的開明統治者之一,並且為了順應時代潮流、挽救社會危亡做出貢獻的歷史人物。他的心聲可以見諸他最著名的文字:“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雖然就後來的眼光來看,李鴻章的思想僅僅停留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方面,並沒有涉及根本的政治制度,但是就當時而言,倡辦洋務以師夷長技以制夷或者說自強求富的的確確順應了時代的潮流,是中國近代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實踐,是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步。李鴻章是封建統治營壘裏的帝國代表,似乎坐待他來變革政治體制是不現實的,孫中山的嘗試也證明瞭這一點。而恰恰是這篇文章,其對時局的認識和思想的前瞻性都是十分難得的,蔣廷 讚譽為“十九世紀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歷史價值的一篇文章。”
“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中國邊疆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載,亙古之所未通,無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年一大變局也……陽托好友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久歷外交的李鴻章不僅主張開放國門,參與世界的經貿往來,還分析了西方列強的外交伎倆“陽托好友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他從全球商品貿易往來的角度出發闡釋了這種基於經濟利益之上的列強外交,無疑是對中國近代外交時局的前瞻性認識。
可惜李鴻章生在大清帝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帝國“存亡危急”之時,帝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他雖然失敗了,而他為中國國計民生的近代化所奠定的所有的事業,令他身後的中國人一直在受益。當中國從一個古老而神秘的國度逐漸轉變為嶄新的綻放光芒的國度的時候,請讓我們更加人性更為理性地看待那朵朵在近代化現代化潮流中的浪花,因為歷史就在這些浪花中被悄然改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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