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中共在香港的情報組織

特務天堂

香港是一個自由港，除了成為貿易中心之外，同時也成為國際情報中心 亦即是特務天堂，亦即。中日戰爭時期，面對日本的野心和威脅下，英國身為香港的宗主國，在香港收集情報是必然的工作，而中共、國民黨、國民政府、美國、蘇聯、日本等國和政黨同樣重視這個情報基地，設立關機在收集情報。

英國為了掌握好香港的控制權，使社會秩序穏定，保障大英帝國的利益，於1934年在香港設立「政治部」，由情報部和保安部兩個分部組成，下設行政、行動、情報、支援等分部，內設S組負責情報行動，S組下設 S2敵對情報小組、S3非華人商會社團情報小組以及 S4本地威脅小組等。政治部原隸屬英國軍情報總處（Directorate of Militaly Intelligence）軍情五處（MI5），同時獲得軍情六處協助，成立之初，有200名人員。1946年被納入香港警察隊架構內，回歸前解散，所有機密資料均運到英國軍情六處，而且要有關人員簽署終生保密協議後，由英國政府安頓在英格蘭米爾頓凱恩斯小鎮（Milton Keynes）居住，其保安部的管理權則於回歸前轉交刑事及保安處。

日本在香港的情報員有如水銀瀉地，幾乎大部份在香港日本人都曾經參與。如以公開外交方式組織商業考察團，曾有300餘名台灣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在新界租用農地耕田，秘密架設電台。又在香港設立間諜組織「香港機關」，關長為左翼評論家大宅壯一（1900-1970）[1]。戰爭期間，日本當局安排左翼人士到各部門出任情報人員。

日本的盟友意大利在港英內部擁有線人搜集情報，為日軍提供情報[2]。

在中日戰爭立埸上，英國是採取中立態度，但認為日本在亞洲的擴張野心，潛在軍事佔領香港的危機，影響英國在亞洲地區的利益，不能不防，所以中英兩國在情報工怍上有合作關係。

國民政府軍部與英軍合作進行情報工作，派出「第八工作隊」駐美利兵房[3]。國民政府情報機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與英軍情報機關有聯繫，軍統駐港機機設在「西南運輸公司」，處長為陳質平（1906-1984）[4]。軍統在西環海島軍火庫內設有電台，還與寓居香港的上海黑幫首領杜月笙（1888-1951）合作，因杜月笙領導的「人民行動委會」設有秘密電台，收集淪陷區的情報[5]。

國府行政院長孔祥熙（1880-1967）在香港設有自已的情報據點，由胡鄂公（1884-1951）負責。國民黨在香港設有調查統計室負責情報工作[6]。

中共在港的情報人員

在抗日前提下國共再度合作，中共的武裝編為國軍正式部隊，番號分別是八路軍和新四軍。中共得到英國的同意，於1938年1月在香港設立「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以下簡稱八辦），主任為廖承志（1918-1979），負責中共黨務、軍事、統戰、華僑、交通等工作，兼負情報工作。情報工作主要負責人是李少石（1906-1945）。

香港在港英統治下，所有政黨都是非法組織，中共不能公開設立辦事處，而八路軍是正規的軍隊，更不能公開在港活動，加上英國在中日戰爭的中立地位，所以八辦沒有公開掛出招牌，而是採用「粵華公司」的名義掩護進行對外工作，八辦設在皇后大道中18號2樓。八辦的情報工作人員有：李少石、連貫（1906-1991）、柯麟（1900-1991）、徐明誠（？）、張唯一（1892-1955）等。1937年底上海淪陷後，曾在國府軍用地圖部門工作的中共黨員姚子健（？）奉命南下香港，其後加入八路軍辦事處[7]。

廖承志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1877-1925）的兒子，李少石是廖仲愷的女婿，與國民黨元老有一定的關係。廖承志的母親何香凝（1878-1972）在香港出生，父親何炳桓（1878-1972）是香港地產商，何香凝在香港上層社會有一定的脈絡。

李少石是廖仲凱的女婿，妻子廖仲愷女兒廖夢醒（1904-1988）是宋慶齡（1893-1981）的秘書。李少石在香港出生，在皇仁書院讀書，原名國俊，又名振，字默農，廣東新會人。李少石後隨家人遷居廣州，入讀嶺南大學。1925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曾參加廣州六二三遊行和發動工人罷工，因此被學校開除，轉到廣州海員工會工作。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調回香港工作，1929年調往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1930 年調回香港，建立聯繫上海中央和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站。這時李少石與廖夢醒在港結婚。婚後，在西環東華義莊附近建立交通站。1933年與廖夢醒奉調再到上海，在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並任中國工人通訊社英文翻譯。1934年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先囚在南京監獄，次年轉解蘇州反省院，1937年被釋放出獄。是年底上海淪陷，與廖夢醒南下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淪陷，與家人避居澳門。1943年春奉調到重慶，公開身分是《新華日報》記者兼編輯，實際在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外事組任周恩來的英文秘書。1945年在重慶被槍殺。

連貫在中共長期主持僑務工作，原名連學史，生於廣東大埔，早年在越南從事青年工作，1925年加入中共，抗戰前在香港任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華南區總部秘書長、中共香港黨組書記、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黨支部書記兼華僑工作委員；歷任中共廣東臨時工委委員兼僑委主任、廣東區黨委常委、香港分局委員、華南分局委員、香港工委副書記。中共建政後，任統戰部秘書長、人大副秘書長、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等職，1991年逝世。

柯麟是澳門鏡湖醫院院長，曾用名輝萼，生於廣東省海豐。廣東公醫大學學生，1924年加入共青團，1926年轉為黨員，任該校團支部書記，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師教導隊醫官、軍部醫務處主任，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名柯達文在上海開設達生醫務所，作為中共的秘密聯絡點，並參加特科的工作。1930年到香港開設華南藥房，1936年舉家移居澳門，任澳門鏡湖醫院院長，躋身上層社會結交當地各界知名人士，從事統戰工作。中共建政後，歷任澳門南通銀行董事長、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副主席、澳門華僑協會主席、廣州中山醫學院院長、人大代表等職。1991年病逝。

徐明誠的夫人潘麗華（？）是潘漢年的堂妹，夫婦兩人長期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徐明誠於大革命時期已加入中共，先後出任國軍軍令部駐東南（上饒）辦事處負責人和第三戰區司令部駐香港辦事處主任。曾在汪偽國民黨常委何世楨（1894-1972）的牽線下，向日方提出和談條件[8]。

張唯一外號老太爺，又名張錦榮，號震道，曾化名元清。湖南桃源人，早年從事教育工作，國共合作後加入國民黨，任國民黨長沙市黨部常委。1927年加入中共，中共遷入蘇區後留在上海中央局文書科，負責保存中央機關檔案、用品。1937年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負責情報工作。1938年秋輾轉香港，1942年又赴上海。1949年奉召離港赴北京出席全國政協，1950年任情報總署副署長，1955年任政協副秘書長，1955年因潘漢年事件受株連被捕，1955年病逝。

蘇聯在港的情報機關

地方抗日部隊──東北抗日聯軍與中共有密切聯係，東北抗日聯軍在香港設有駐港辦事處。東北抗聯駐港辦事處的前身是東北義勇軍駐滬聯合辦事處，直接受東北抗聯李杜（1880-1956）領導。該處分別在天津、重慶、香港設有電台。東北義勇軍辦事處與八路軍辦事處有合作關係，互相交換情報[9]。

蘇聯駐香港情報點由朱伯生（朱明，？）負責，情報人員有《星島日報》總編輯金仲華（1907-1968）、《星島日報》主筆邵宗漢（1907-1989）等，兩人藉新聞工作的方便，收集國際情報資料，並定期與東北義勇軍辦事處與八路軍辦事處進行橫向聯繫[10]。

金仲華是新聞工作者，浙江桐鄉人，於1938年到香港，加入保衛中國同盟任執委，同時籌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出任副院長；籌建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並任《世界知識》、《星島日報》主編、《大眾生活》編委等職。國共內戰時曾一度擔出任香港《文匯報》主筆。中共建政後，歷任上海市副市長、人大代表。1968年去世。

邵宗漢是新聞工作者，1937年發起組織中國青年記者協會，任理事，同年發起建立國際新聞社，任秘書長。1939年被派到《星島日報》擔任主筆。1941年到馬來西亞任《現代日報》總編輯，1948年被蘇門答臘島荷印控制區政府驅逐出境，到達香港任《華商報》總編輯。中共建政後，調到北京任新華社副總編輯，1950年加入中共，任《光明日報》總編輯，1955年調到外交部工作，1989年病逝。

日本在港的情報活動

中共情報人員黃秋耘（1918-2001）曾打進日本廣東特務機關戶根木（？）的香港機關內，戶根木潛入香港測量了維港的水深和地形，為日本陸軍進攻香港提供資料，戶根木曾以日本駐香港副領事面目出現。黃秋耘其後工作出現小問題，只好安排撤離香港[11]。日本廣東特務機關曾派德籍特務前來香港架設電台，收集英美軍動態的情報。日本駐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因明目張膽地搜集情報，被港英勒令離港。日軍在香港組織的「第五縱隊」亦有收集情報，成員以黑社會分子為主[12]。

黃秋耘於1918年在香港出生，原名黃超顯，筆名秋雲、昭彥、跋芮，原籍廣東順德，祖居佛山，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參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活動。1936年加入中共。中日戰爭後，在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工作。抗戰勝利後，曾任中共香港文委候補委員，粵贛湘邊縱隊第一支隊參謀，一度在軍調處執行部做聯絡參謀，後去香港教書，利用業餘時間寫作和翻譯。中共建政後，先後在《南方日報》、新華通訊社和中國新聞社當記者和編輯。1954年秋調中國作家協會任《文藝學習》編委。1959年初到《文藝報》工作。1971年任廣東省出版事業管理局副局長。著有回憶錄《風雨年華》。

抗戰時中共主管情報的組織是「中共中央社會部」，對內稱「中共中央情報部」，對外稱「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是中共中央一級管理和領導情報保衛工作的專門機構。社會部部長為康生（1898-1975），副部長為潘漢年（1906-1977）、李克農（1899-1962）、孔原（1906-1960）等。八辦與中社部沒有直屬工作關係，潘漢年則與該處有密切工作關係。

1939年9月，潘漢年因眼疾需要動手術到香港治療，順便了解和兼顧香港的統戰和情報工作。兩個月之後，潘漢年的眼疾基本痊癒。康生指示潘漢年留在香港工作，專門搜集英美和蔣介石之間的資料[13]。

潘漢年長期主持中共的情報工作，同居女友董慧（1918-1979）是香港銀行家之女。潘漢年是江蘇宜興人，1925加入中共，1926年任《革命軍日報》總編輯，1930年任中共特科二科科長。1936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潘漢年與國民黨駐蘇大使館武官會談，1937年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1939年出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太平洋戰爭爆發，從香港轉移到皖南根據地。抗戰期間在李士群（1905-1943）安排下與汪精衛（1883-1944）會面，在上海期間，潘漢年還由李士群介紹會見了他的軍事顧問、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1946年再到香港工作。中共建政後，任上海市委副書記。1955年潘漢年向陳毅（1901-1972）談了當年會見汪精衛一事，陳毅轉告毛澤東，毛澤東下令逮捕潘漢年，以內奸罪名被捕判刑，1977年逝世。曾在香港參與潘漢年情報工作的張唯一、劉人壽（？-2009）、董慧、華克之（1902 -1998）、惲逸群（1905-1978），葉文津（1916-1980）、袁殊（1911-1987）等全部涉案被捕判刑。

中共在港的情報網

1939年10月，潘漢年在香港以社會部副部長的身分組建華南情報局，統一領導、指揮原在香港的各系統情報組織。潘漢年將東北抗聯駐港辦事處、孔祥熙的情報據點、蘇聯在香港的情報據點納入華南情報局，建立華南情報局的點線面。接著又從八辦調來張唯一擔任情報局的內勤和機要，相當於秘書長的職務。潘漢年吸納了剛從重慶到香港的劉人壽、黃景荷（黃承珍，1921-2009）夫婦加入華南情報局。社會部也在這時派董慧到香港協助潘漢年工作。劉人壽、黃景荷、董慧等是潘漢年直接領導的情報人員。另外，潘漢年又吸納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總經理簡玉階（1875-1957）的女兒簡竹堅（？）、和華克之（張建良，？-2009）等人為情報員，使華南情報局的工作深入到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14]。潘漢年不僅利用電台，而且還利用郵政聯繫，派專人遞送等方法，保持香港與延安、重慶之間的聯繫。

董慧是香港道亨銀號（今道亨銀行）董事長董仲偉（1892-1968）之女，原名董奉然，祖籍廣東，因父親關係在香港有上層社會關係，方便從事情報工作。董慧在道亨銀號任職普通職員，負責保管華南情報局的經費，並負責香港與上海之間的情報傳遞。於1937年在廣州培道女子中學（今廣州市第七中學）畢業後，到北京報考大學。時值七七事變，到西安考上了西北聯合大學，在抗日愛國的激情，毅然拋棄優裕生活奔赴延安，分配到抗日大學。1938年加入中共，7月被分配到馬列學院學習。1939年夏，中共因她在香港有上層社會關係，派她回港在潘漢年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1939年10月，被調至上海從事情報工作。到上海後，公開身分是道亨銀行上海分行的普通職員，中共的大量情報經費就以董慧名義在銀行內建立帳戶。還利用往來於滬港之間，專跑銀行業務的可靠同事或其他社會關係，把經過包裝或密寫的重要材料往返傳送。香港淪陷時，面對經費不足的緊要關頭，動用了自己的積蓄乃至董家私產，使香港的情報工作人員全部安全撤退和轉移。1945年1月調回延安社會部工作。抗戰勝利後，調瀋陽掩護潘漢年工作。國共和談破裂，又隨潘漢年回到香港。中共建政後，在華東局統戰部任秘書科科長。1952年，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成立，任秘書處處長（兼管黨派處）。1955年因潘漢年內奸案被捕判刑，1979年病逝。董慧與潘漢年同居，從不以潘漢年夫人身分出現，兩人沒有正式結婚。

劉人壽是中共情報人員，原籍四川重慶，1920年在上海出生，在格致中學讀書積極投入抗日救亡文化活動。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到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學習，畢業後到中央黨校繼續深造。黨校畢業後分配學習情報工作，接受潘漢年的領導。1938年加入中共。中共建政後，先後擔任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市政府辦公廳主任，因潘漢年內奸案被捕判刑。妻子黃景荷。

黃景荷是中共情報人員，又名黃承珍，七七事變後去延安，在延安加入中共，學習情報工作，中共建政後在公安局工作，丈夫劉人壽。

簡竹堅（？）曾任香港健全中學校長，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總經理簡玉階的女兒。

華克之曾計劃刺殺蔣介石（1887-1975），又名張建良，原名華皖，江蘇省揚州人，曾用過數十個別名，化裝過商販、記者、哲學教授、龍井茶種植園主、國民黨高級將領和華僑巨賈等各式人物，出入於香港、廣州、上海、南京，周旋於日、美、英和汪偽、國民黨的高層人士中，從事隱蔽鬥爭。中學時加入國民黨，保送進金陵大學。1935年任刺殺蔣介石行動的總指揮。抗日戰爭爆發，經廖承志、潘漢年介紹，由毛澤東（1893-1976）親自批准加入中共，從事秘密戰線工作。1945年轉到解放區仍在隱蔽戰線工作。1955年涉及潘漢年內奸案被捕判刑[15]

張唯一建立一個小班子，陳曼雲（1906-？）負對外聯繫、梅黎（？）負責譯電，高志昂（？）負責無線電收發[16]。

陳曼雲是名導演蔡楚生（1906-1968）的妻子，廣東南海人，日本東京明治大學肄業，1926年加入中共，曾在上海、廣西等地中學任教，1937年後在香港、廣州、上海、浙江等地任中共交通員、電台譯員、聯絡員。中共建政後，歷任華僑事務委員會聯絡處副處長、國外司副司長，全國婦聯第執委。

梅黎是張唯一的妻子，1938 年加入中共，住在龔飲冰（1896-1976）家，以女兒身分用上海話替湖南口音的「父親」龔飲冰應付外人。中共原安排梅黎乘船從上海經香港中轉去延安，臨時落腳被張唯一攔下了，留在香港培養成譯電員[17]。

香港至上海的情報網

潘漢年的活動範圍由香港到上海，乃至整個中國南方的淪陷區。為了進一步擴展情報隊伍，擴大情報工作的活動範圍，獲取更多有價值的第一手情報，潘漢年在加強香港情報工作的同時，又奉命著手組建上海情報網路。1939年秋冬之際，潘漢年帶著董慧以及劉人壽、黃景荷等，從香港到上海。

董慧到上海後，以老闆女兼道亨銀號上海分行職員的身分，繼續負責財務工作。另外，潘漢年的情報人員中也包括從原來情報系統調來的黨員。

1939年11月，潘漢年經袁殊拉線，化名胡越明與日本上海副總領事岩井英一（1899-？）會面，表示願與岩井合作進行情報工作。岩井主動派袁殊告訴潘漢年，要潘漢年為岩井機關搜集情報，並要求潘漢年草擬一份在香港開展工作的計劃。

袁殊是中共、共產國際、軍統，日偽等五重特務，又名袁學藝、袁軍光，曾化名曾達齋，生於湖北省蘄春，16歲參加北伐戰爭。1929年留學日本東京大學東亞學院攻讀新聞專業。1931年回國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執委，創辦《文藝新聞》周刊。1931年經潘漢年介紹加入中共，開始參加中共情報系統的工作，由此逐漸褪去左的色彩，變為灰色人物。1932年進入中統局擔任新聲通訊社記者，結識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副領事，又成為了日方的情報人員。為了加強自身的保護色，開拓情報來源，1937年加入青洪幫。淞滬會戰爆發後，又進入軍統局負責收集日本方面的情報。上海淪陷後，表面通過與日本合作，繼續搜集情報。1949年被李克農調到中央情報部門工作，1955年因潘漢年內奸案被捕判刑，1987年病逝。

潘漢年決定藉與岩井合作機會，進一步擴大香港的情報範圍，利用岩井的關係作掩護，在香港創辦一份公開刊物《二十世紀》半月刊，作為情報活動據點，以便團結、聯繫一批人，搜集情報，定期每半個月向岩井呈交一次情報。岩井願意每個月給潘漢年2,000元經費，作為香港情報工作的活動資金，另外還會提供《二十世紀》的籌備經費。《二十世紀》以灰色的面目在香港出版，主筆為惲逸群，助手為鄭禹森（？）。惲逸群、鄭禹森2人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又都是潘漢年手下的舊情報人員。每半個月，這個情報據點的代表陳曼雲，會交一份情報給岩井的代表小泉清一（？），每個月小泉清一將2,000元交給陳曼雲。惲逸群向岩井提供的情報內容都經潘漢年與廖承志、張唯一等商定，由徐明誠和張唯一起草，內容有關大後方及國共合作的情況，有時增編一些英、美、蘇在香港的動態。這些情報均有分寸，不能令中共太過暴露，也不能沒有價值，但以無損中共的根本利益為準則。

潘漢年從岩井公館獲得的重要情報有三項：

1.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克活動；

2.1941年6月13日，潘漢年從香港簽發的德蘇戰爭一觸即發報告，南方局早幾天亦有類似報告，為此蘇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謝；

3.德蘇戰爭爆發後，指出日本動向是南進而非北進，以及日美談判的情報。這是個涉及蘇聯遠東紅軍能否西調的事情，對國內的階級動向也很有關係。所以中共七大時，毛澤東在講到日佔區大城市工作時，表揚了潘漢年[18]。

不僅如此，潘漢年還利用岩井公館，掩護自己和下屬一批情報人員，安排劉人壽進入岩井公館掌管了1部電台。

據徐鑄成的回憶，徐明誠還曾與朝鮮及台籍志士暗中有情報往來。徐明誠出面聯繫的下線包括地下黨員王紹鏊（1888-1970）、吳仲禧（1895-1983）和毛嘯岑（1900-1976）等。

王紹鏊是職業政治家，中共地下黨員，字卻塵、格成，江蘇吳江人，1908年赴日留學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1911年畢業回國。參加統一黨，當選為眾議員、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33年加入中共，受特科領導。抗日戰爭初期組織抗日武裝，1941年轉移香港組織憲法研究會。抗戰勝利後，回上海開展民運工作。1945年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當選為理事。1947年到香港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港九分會。中共建政後，歷任政務院財政部副部長、全國人大預算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主促進會副主席等職。1970年病逝。

毛嘯岑於1924年加入國民黨，參加五卅運動後，1930年參加第三黨，任省黨部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後在王紹鏊的幫助下，參加中共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1939年離滬到香港從事情報工作。1946年創辦由中共投資的上海中級信用信託公司，1949再到香港在招商局會計科任職，期間將國民黨整編擴編後軍隊的番號、駐地和人員的情報，交給中共。中共建政後，任中國通商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1976年病逝。

吳仲禧是軍人，曾化名吳學文，於辛亥革命時參加福建北伐學生軍，在北伐戰爭中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師參謀長，1937年秘密加入中共，利用國民軍高級將官的特殊身分進行地下工作。抗日戰爭時期曾任韶關任國民黨第四戰區長官部軍務處處長和韶關警備司令，國共內戰時任國軍南京軍事參謀院任中將參議。中共建政後，任廣東人民法院副院長、政協委員，1983年逝世。

中共撤離香港

徐明誠、陳曼雲等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內開設的情報點，國際問題研究所駐上海負責人由何世楨秘密擔任。

惲逸群以編輯身分進行情報工作，原名鑰勳，字長安，逸群，江蘇武進人。15歲進入常州東吳第五小學中學預備班，16歲入上海大同大學數理專修科，18歲在無錫電話公司當練習生，20歲回家鄉任小學教員。五卅運動時參加國民黨，任武進區、縣黨部常委，1927年加入中共。國民黨清黨後，在家鄉創辦逸仙中學，任中共武進縣縣委常委。1928年被捕，1929年在上海開辦滬西外語補習學校，1930年任中共浙江特委秘書長。1932年又到上海，進新聲通訊社任記者，從此從事新聞出版工作。1939年9月去香港，任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編輯、主任，辦《二十世紀》半月刊，兼任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教授。香港淪陷後回上海，從事中共地下黨的情報工作，任上海編譯社社長、《中國週報》主編，1944年被日本憲兵隊以「共黨嫌疑」逮捕，因無證據，8個月後釋放。日本投降後，到華中解放區任《新華日報》華中版總編輯，新華社華中總分社社長及華中新聞專科學校校長。1947年任華東局政治秘書，兼新華社華東總分社第一副社長。1949年任上海《解放日報》社長。1952年被停職檢查，開除黨籍。 1955年因潘漢年內奸案被捕。1978年逝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迅速佔領了香港，並進駐上海租界。潘漢年當時在上海，通過袁殊讓岩井為他辦了1張顯示個人身分的證明。證明文件由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簽發，說明凡日本軍、憲、警如對持證件人有所查問，請先與日本領事館聯繫。岩井還以自己的名義在著名飯店匯中飯店（Palace Hotel），開訂了一個專門房間供潘漢年使用。潘漢年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和劉人壽、董慧等人聯繫，指導工作[19]。香港淪陷後，局勢十分緊張，潘漢年又通過岩井，認為留在香港的情報人員活動己較困難，建議把他們撤出來，一部份轉移大後方，繼續搜集情報；一部份轉到上海，搞和平運動。岩井得悉小泉與陳曼雲的聯繫因戰事中斷，同意了潘漢年的建議。潘漢年派葉文津南下香港找陳曼雲，安排撤退事宜。潘漢年要求岩井將葉文津南下一事通報日本駐香港領事。岩井寫了一封介紹信給葉文津，並派助手德田（？）與葉文津一起南下。華南情報局取得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幫助，擁有船隻，協助東江縱隊將何香凝、廖承志等安全撤離，並將香港情報人員分兩批撤離香港。其中徐明誠、陳曼雲、高志昂等撤到內地；張唯一、惲逸群、王紹鏊、何積（？）、潘麗華等撤到上海。惲逸群因有《二十世紀》的關係，到上海後就由潘漢年派往岩井公館，惲逸群在岩井公館所屬的上海編譯社任社長，進行宣傳、情報活動[20]。

葉文津曾在香以文化人和商人面目出現，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曾留學日本，在夏衍（1900-1995）代表中共領導下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在上海組織了留日學生救亡會，後南下廣州，與夏衍等人積極籌備《救亡日報》在廣州復刊，並任記者。1938年到敵後遊擊區採訪歷時一年半。回到桂林後，在報上發表了《華北五省敵後縱走記》的長篇連載和很多通訊，並舉辦敵後圖片展覽，宣傳中共遊擊區抗日事蹟，產生很大影響。1941年9月，化名葉德銘返上海，先後出任偽《新中國報》記者、東亞聯盟上海分會主任秘書、《中國與東亞》月刊主編等職，利用特殊的身份和關係，掩護地下黨活動，營救被捕黨員，提供情報等工作。解放戰爭期間，繼續做地下工作。曾利用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的公文，把接收日軍的一批槍械、炸藥和軍用物資運給新四軍；以《上海時事新報》駐東北特派員身份，掩護潘漢年撤出瀋陽。中共建政後，出任香港裕華行總經理，秘密運送一批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又利用商人資金，為內地運進大批緊缺物資。1951年任上海市公私合營電影院聯合管理處主任、《人民畫報》特約攝影記者。1955年5月，因受潘漢年奸案被捕判刑。1980年病逝，被追認為1937年入黨的中共黨員。

（完）

梁寶龍
27.1.2016

[1] 鄺智文等著：《孤獨前哨》，香港：天地，2013，第108頁。
[2] 鄺智文等著：《孤獨前哨》，香港：天地，2013，第109-110頁。
[3] 鄺智文等著：《孤獨前哨》，香港：天地，2013，第161頁，引：王惠民：〈第八工作隊在香港〉。
[4]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第122-124、144頁。
[5]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第122-124、144頁。
[6] 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載：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第477-490頁。
[7] 姚雪明等著：〈百年華誕憶往事──父親姚子健一段特殊的革命經歷〉，載：《大江南北》，網址：http://www.djnb.cn/journal_articles/view/4011。
[8] 楊天石：《抗戰與戰後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7。
[9] 尹騏：《潘漢年傳》，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6，第191頁。
[10] 郝在今：《中國秘密戰》，北京：作家，2005，第123頁。張雲：《潘漢年傳奇》，上海：上海人民，1996，第215頁。
[11]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第93-102頁。黃秋耘：《風雨年華》。
[12]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第97-100頁。
[13] 尹騏：《潘漢年傳》，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6，第190頁。
[14] 張雲：《潘漢年傳奇》，上海：上海人民，1996，第123頁。
[15] 華克之：〈風雨話當年〉，載：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1995，第133-142頁。
[16] 尹騏：《潘漢年傳》，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6，第193頁。
[17] 梅黎：〈一個機要譯電員心中的漢年〉，載：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1995，第147-150頁。
[18] 劉人壽、何犖：〈記潘漢年對敵隠蔽鬥爭工作片斷〉，載：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1995，第165-166頁。
[19] 尹騏：《潘漢年傳》，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6，第208-209頁。
[20] 尹騏：《潘漢年傳》，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6，第208-2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