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中，他算是个特例、奇葩。纵观其一生，可以说其善恶功罪集于一身，历史档案红黑相间。

他所做的好事、坏事，又总关乎着重要人物，意义重大。

他救过孙中山也残忍杀害过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他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却在重庆谈判时保住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命。

他拒绝离开大陆去台湾，享受着副国级待遇，却又在晚年致信蒋介石悔过，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重新走上反共道路，落了个“晚节不保”的坏名声。

他演出了一场反共--投诚--反共的人生闹剧，尤如政治娼妓，终被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而告终。

他的人生传奇的犹如一部曲折离奇的电影，他就是国民党陆军中将杨虎。

人生经历曲折多变

杨虎(1888-1966)，安徽宁国县杨山村人。

由于家贫，杨虎被卖，不久，养父母相继去世，他成了孤儿。族叔回乡探亲，将他接到了城里读私塾，可没一年，族叔也去世了。

三度失去亲人的杨虎伤心欲绝，遂逃离家乡，独自到外面的世界闯荡。

1915年，他跟随孙中山投身兴师伐袁运动，并立下汗马功劳。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羊城兵变”，图谋杀害孙中山。据孙中山贴身卫士黄惠龙所著《中山先生亲征录》记载:当时，在永丰舰上护卫中山先生的高级将领中，就有杨虎。杨虎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兼大元帅行营侍卫队督带。

只见他手持双枪，身先士卒，硬生生的在人堆里杀出了一条血路，并让其他卫士带着孙中山先上了永丰舰，自己则在确保孙中山安全后才撤离。

因救护有功，北伐时，孙中山任命杨虎为北伐军第二军第一师师长，随后又改任杨虎为第二军军长。

杨虎在战场上常常与士兵一起冲锋陷阵，理所应当的成为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员爱将、猛将。

孙中山逝世后，杨虎追随蒋介石并与其结为拜把弟兄。

1927年4月1日，在蒋的授意下，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的杨虎，秘密与上海帮会的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取得联系，密商具体政变行动方案。

4月11日深夜，黄金荣等人接到杨虎马上动手的电话后，早就做好准备的大批青帮武装流氓于4月12日凌晨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

4月25日，杨虎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成为上海反动势力的总指挥。

他随后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逮捕杀害了大批共产党人。经杨虎下令杀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工人达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另有5000多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被秘密枪杀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等人。

杨蒋不和分道扬镳

杨虎在上海的数年间，先后担任过上海警备司令、上海保安处处长、淞沪警备司令等职。他既是上海的土皇帝，又是上海帮会的总头目，势力达到顶峰。

当时，各地军阀和三教九流的头目都与杨虎私交甚密，尊称他为大哥。

此后，蒋介石开始逐步打压杨虎。1931年，杨虎只捞到了“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的虚职，于是杨对蒋的不满情绪也就愈来愈强烈。

从此，杨虎开始另辟蹊径，不再死心塌地走蒋介石铺设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这期间，杨虎有幸结识了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并有过多次交往。

1949年4月，解放军开始逼近上海。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夕拟将张澜、罗隆基等人在上海就地处死。

周恩来电令上海地下党吴克坚，全力保护和营救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对于如何从特务围困中展开营救行动，吴克坚有自己独特的营救方式，这次营救行动能否成功，他把宝押在了杨虎的身上。

杨虎时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又有个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的女婿周力行，所以他在上海的势力和地位不容小觑。

于是周恩来指示吴克坚，同意做杨虎的工作。吴克坚决定登门拜访杨虎，并说服他为营救工作出力。

杨虎权衡利弊后下令其旧部阎锦文要设法营救张澜、罗隆基等人。阎锦文在组织营救活动中，还得到了杨虎的女婿周力行的支持。

1949年5月24日，阎锦文突然接到了将张澜、罗隆基等人押解到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命令。

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阎锦文将张澜、罗隆基等人安全转移至杨虎在上海环龙路上的官邸。

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军的便衣队已经在此迎候。

5月27日，上海解放，张澜、罗隆基等人安然脱险。蒋为此非常恼怒，下令悬赏3万银元通缉暗杀杨虎。

为了保护杨虎的安全，周恩来指示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将杨虎转移到北平，朱德、周恩来还亲自到车站迎接杨虎。

变节投敌晚节不保

史料记载，1934年，杨虎家乡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他得知后捐献出2000银元，为每户购买100斤稻谷赈灾。

1943年冬，杨虎知悉家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房屋被毁，千余难民无家可归的消息后，立即捐赠100担稻谷救济难民。

1932年，杨虎捐资在杨山村盖起了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学校，命名为“啸天小学”，接着又买田捐给学校充作办学基金。

解放后“啸天小学”更名为“杨山小学”。杨虎在为官期间，对家乡的善事义举从没有间断，他的家乡情结也一直为乡亲们所称道。

1949年10月1日，杨虎受邀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此后，受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顾问，住进了北京东皇城根当年的恭亲王府，每月补贴300元生活费，配以秘书、保卫人员和专车供他使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而，杨虎毕竟是个资深的国民党旧式军人，他对于党和国家给予的优待仍不满足，多次向人民政府提出要当全国政协委员的要求。

当他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便对人民政府产生了不满情绪，经常大发牢骚，埋怨共产党未给他高官厚禄。

此后，杨虎不甘寂寞，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有意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发泄心中的不满，诽谤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乃至后来发生了十分荒唐的做法。

他对从台湾回大陆探望的长子杨安国说:你这次回台，请转告蒋家父子，就说我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早晚会反对共产党的……”

台湾当局抓住杨虎的这一心态，立即派具有军统背景的杨虎的姨太太陶圣安从香港潜回大陆，对杨虎进一步实施策反。

于是，杨虎开始了与台湾特务的秘密往来，重新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1958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气焰十分嚣张，杨虎以为时机已到，便给蒋介石写了封密信，建议借用日本军事力量，从福建和东北出兵，南北两路夹击大陆，他负责策动内乱作为呼应。

杨虎觉得此信若投寄，很不安全，不如托人捎带出境面交。于是，他又千方百计在天津物色一名即将返国的日籍女侨民，并托这位日侨将信件带到香港，转交蒋家父子。

他自诩筹划周详，做得天衣无缝。实际上，杨虎的一切行为皆受我公安部门严控。

所以，一到海关，这位日侨所携的密函即被我边防检查站查获，杨虎投敌的阴谋彻底败露。

1958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杨虎态度十分恶劣，矢口否认有叛国的行为。

当法官向他出示信件时，他在法庭上摆出一副无赖面孔，他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迹，即使是我的亲笔信，也无非是朋友之间的应酬，无关紧要。”

最终，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监外执行。

1966年3月，杨虎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