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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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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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7月11日，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6年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2月斯诺作环球旅行，9月抵达中国，原计划采访6个星期。抵达后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不久受报社派遣乘火车沿铁路干线进行旅行采访。
1930年至33年，担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远东游历记者、驻北平代表，在中国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和日本、越南、缅甸、印度等国采写旅行通讯及评论。1932年与海伦·斯诺（Peg Snow即Helen Foster Snow）结婚。1933年9月，斯诺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在美出版。
1934年，斯诺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至1937年，讲授“新闻特写”和“新闻通讯”。同时担任美国《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
著作“西行漫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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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到10月，经宋庆龄介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并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左权、聂荣臻、程子华等红军领导人，成为第一个采访边区的西方记者。同年7月，斯诺编译的中国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选集《活的中国》（Living China）在英国出版。11月1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发表了他的采访文章：《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和由他拍摄的毛泽东头戴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军帽的照片（后来成为经典）。
1937年1月、2月间，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及英美的一些报纸也相继发表了斯诺的陕北报道。其中美国的《生活》杂志发表了他在陕北苏区拍摄的70余幅照片，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他采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等。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7月，斯诺在北京写成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同年10月该书在英国伦敦出版。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再次出版该书，2月，中译本在做了少量增删后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引起极大轰动，成为畅销一时的书。
1939年，斯诺再次赴延安拜访毛泽东
晚期记者生涯[编辑]
1941年，斯诺夫妇返回美国，不久斯诺与海伦分手。
1942年，斯诺作为星期六晚邮报的战地记者前往印度，中国及苏联前线进行了不同视角的报道。他在苏联与美国大使分享了关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报道。在这一时期，斯诺对盟国中的非民主政府的报道被认为有明显的宣传色彩，不符合新闻中立原则，但是他对自己的报道辩护：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面对鼠疫的威胁，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老鼠保持中立。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你的生活要么是帮助老鼠要么是对抗它们。没人能从历史的病毒中免疫。[1]”
1944年，斯诺在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是否是“农民民主”而非极权共产主义（毛泽东及其拥护者的观点）的问题上摇摆不定[2]。在其1944年的著作“人民在我们一边(People On Our Side)”中，斯诺强调中共的角色依然是反法西斯阵营。在一次演讲中，斯诺将毛泽东及中共描述为推动中国民主的进步力量[2]。 在后来为美国“国家”杂志(The_Nation)撰写的稿件中，斯诺表示中共“已经放弃了中国在未来建立共产主义的企图”[2]。
二战后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因为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斯诺被FBI质询并要求招供其共产主义活动。斯诺在文章中感叹美国的偏见、保守和反共情绪。1950年代后期，他又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以前未发表的材料作为学者研究补充的《红色中国随记》(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和截至于1949年的自传《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由于在美国难以写作维生，斯诺与其第二任妻子迁居瑞士埃桑[3]。
再访中国[编辑]
1949年斯诺以美国作家的身份得到签证访华，1964年10月至次年1月，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再访中国，旅途广泛并与大众交谈。相关内容收录在他1963年出版的《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在该书他将中国1959-1961年间的危机称之为营养不良而非饥荒。
1968年，斯诺自费完成中国革命历程的纪录片《四分之一的人类》。
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并参与国庆21年的活动。期间被告知中国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或非正式访问中国。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对他说：谁会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斯诺答：你想到了。毛泽东说：“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些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4]1971年4月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与毛泽东的重要谈话，向美国再次发出示好讯息[5]。
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胰腺癌病逝于日内瓦，享年66岁。就在同一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中国，斯诺未能活着看到两国关系正常化。依其遗嘱，一部分骨灰葬于原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斯诺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并称为“3S”。1984年，中国曾专门成立“中国三S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邓颖超任名誉会长，黄华任会长[6]。
著名作品[编辑]
- 《远东前线》，1933年9月在美出版。
- 《活的中国》（Living China），1936年，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英文译作，收录了鲁迅、柔石、郭沫若、茅盾、巴金等15位左翼作家的作品及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等。
-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1937年10月首版于伦敦戈兰茨公司，两个月内再版4次，发行十几万册。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在美出版该书。同年2月，上海地下党翻译出版了该书，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内容做了部分修改。
- 《红区内幕》，即《续西行漫记》，海伦著。
- 《为亚洲而战》（The Battle for China），1941年，采访报道合集整理而成。
- 《苏联力量的格局》，1945年。
- 《斯大林需要和平》，1947年。
- 《复始之旅》，1959年。
- 《今日红色中国》，1962年。
- 《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1962年出版，称颂中华人民共和国。
- 《委员长生活漫记》（Generalissimo Chiang），张雪怀译，1945年12月台湾文化印书馆发行出版。
海伦·福斯特·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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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个人经历
洛伊斯·惠勒·斯诺
- 洛伊斯·惠勒·斯诺
- Lois Wheeler Snow
- 加利福利亚州斯托克顿市
- 1922年7月12日
- 2001年1月8日
- 尊严的死--当中国人到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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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著作
从追随红星到批评中共：被六四“改变”的斯诺夫人
2000年，洛伊斯·惠勒·斯诺在纽约市。 LIBRADO ROMERO/THE NEW YORK TIMES
前演员、作家洛伊斯·惠勒·斯诺(Lois Wheeler Snow)于4月3日在瑞士尼翁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7岁。斯诺生前对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的诸多批评，在其丈夫、著有划时代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传奇助推下显得愈发有力。
其女西恩·斯诺(Sian Snow)证实了这一消息。她的母亲自1959年起一直生活在瑞士。
1949年与埃德加·斯诺结婚时，洛伊斯·惠勒还是百老汇一名崭露头角的演员。她的丈夫因《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937)而闻名于世，这本书以赞同的视角描绘了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斗争，向许多西方读者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随后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物。
“在和埃德加·斯诺相识、结婚后，中国就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斯诺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70年首次到访这个国家时，她和丈夫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和她一起观看乒乓球赛，与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共进晚餐，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在国庆游行时，她和她的丈夫与毛泽东并肩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后来，人们才将这一姿态理解为毛泽东向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总统发出信号，表示愿与华盛顿重启关系。
七十年代初，埃德加·斯诺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毛泽东和周恩来派出一只由三名医生、四名护士和一名译员组成的团队前往瑞士，那是他们夫妻当时生活的地方。即使在丈夫于1972年去世后，斯诺也与中国领导人保持着友好关系，频频访问中国。
“我当时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出行坐的是有花边窗帘的红旗豪华轿车，”斯诺在2000年接受《时代》亚洲版(Time Asia)采访时说。“我能见到这么多人，就只是因为我是埃德加·斯诺夫人。”
但是，在中国政府1989年暴力镇压天安门抗议者、导致成百上千的平民死亡之后，与中国官员的这段曾经热情而充满活力的友谊开始恶化。之后，斯诺开始以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共产党——一个她和她的丈夫多年来一直热忱支持的政党。
“这让我清醒了过来，”她在《时代》亚洲版的采访中说。“比如你会看到脸上满是血的人被拖走。我逐渐了解到，这些人的家庭是在被以某种方式迫害的。”
斯诺立即谴责了那次镇压，并发誓再也不会重回中国。多年来，她都会给邓小平、朱镕基等中国高层领导人写信，希望借助她丈夫在中国的声望，呼吁人们去关注被天安门镇压影响的家庭的困境。
“这都不是我该管的，”她曾经这么说，“但我管了，借由命运，承着埃德加·斯诺之名，我觉得有责任在中国利用这个名字。”
2000年，时年79岁的斯诺最后一次回到北京，希望能把一笔捐款转交给一位知名活动人士，此人的儿子在天安门事件中丧生。
那趟中国之旅，是她的最后一次，和她30年前的第一次到访有着天壤之别。她和儿子克里斯托弗前往葬着丈夫一半骨灰的北京大学墓园，全过程处在监控之下。
活动人士丁子霖十几岁的儿子在天安门抗议活动中丧生。当他们试图与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丁子霖见面时，至少有二十多名便衣警察将他们包围，秘密拍摄，并禁止他们进入。
丁子霖后来回忆说，她对阻止她们见面的警方说：“你们怎么能这么残忍？她是中国的老朋友。”
洛伊斯·惠勒1920年7月12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父亲是斯托克顿市市长雷蒙德·约瑟夫·惠勒(Raymond Joseph Wheeler)，母亲是家庭主妇，婚前叫凯瑟琳·库尔茨(Katherine Kurtz)。在家乡的太平洋学院(College of the Pacific，即现在的太平洋大学）学习了戏剧表演后，斯诺搬到了纽约市。在那里，她在社区剧院(Neighborhood Playhouse)学习，并成为演员工作室(Actors Studio)的创始成员。
作为一名年轻的演员，斯诺参演了多部百老汇剧目，包括《第五季》(The Fifth Season)和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吾子吾弟》(All My Sons)的首演版。1946年，她在俄罗斯战争救援(Russian War Relief)在纽约举行的一场聚会上与埃德加·斯诺相识。当时，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是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他的第一段婚姻以离婚告终。)
两人于1949年结婚。不久后，随着麦卡锡时代开始到来，他们发现自己因为涉嫌通共而被列入了黑名单，得不到工作机会。1959年，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克里斯托弗和西恩移居瑞士，在日内瓦附近定居。
克里斯托弗于2008年去世。除女儿西恩外，斯诺身后还有两个孙辈。
尽管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主要受她丈夫的影响，但晚年，对这个深深影响了自己一生的国家，斯诺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看法。
“即使是我也很难意识到，那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不知道那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要到天安门事件才让我清醒过来，”她在2000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它就在电视上，在客厅里，在你面前。孩子们，我的子女，都在我身边。我们大叫起来。就像在现场一样。”
中共友人斯诺遗孀病逝瑞士生前被六四事件“清醒过来”
作家洛伊斯·惠勒·斯诺丈夫埃德加·斯诺网络据纽约时报报道，前演员、作家洛伊斯·惠勒·斯诺(Lois Wheeler Snow)于4月3日在瑞士尼翁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7岁。其女西恩·斯诺（Sian Snow）证实了这一消息。她的母亲自1959年起一直生活在瑞士。
斯诺女士在丈夫影响下，初时对中共满怀好感和希望，但后来因六四事件而“清醒过来”，之后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经常提出批评，并发誓再也不会重回中国。
1949年与埃德加·斯诺结婚时，洛伊斯·惠勒还是百老汇一名崭露头角的演员。她的丈夫因《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937）而闻名于世，这本书以赞同的视角描绘了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斗争，向许多西方读者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随后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物。
斯诺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和埃德加·斯诺相识、结婚后，中国就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1970年首次到访这个国家时，她和丈夫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和她一起观看乒乓球赛，与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共进晚餐，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在国庆游行时，她和她的丈夫与毛泽东并肩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后来，人们才将这一姿态理解为毛泽东向尼克松总统发出信号，表示愿与华盛顿重启关系。
七十年代初，埃德加·斯诺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毛泽东和周恩来派出一只由三名医生、四名护士和一名译员组成的团队前往瑞士，那是他们夫妻当时生活的地方。即使在丈夫于1972年去世后，斯诺也与中国领导人保持着友好关系，频频访问中国。
她说：“我当时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出行坐的是有花边窗帘的红旗豪华轿车。”斯诺在2000年接受时代亚洲版采访时说：“我能见到这么多人，就只是因为我是埃德加·斯诺夫人。”
但是，在中国政府1989年暴力镇压天安门抗议者、导致成百上千的平民死亡之后，与中国官员的这段曾经热情而充满活力的友谊开始恶化。之后，斯诺开始以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共产党 一个她和她的丈夫多年来一直热忱支持的政党。
她在时代亚洲版的采访中说：“这让我清醒了过来，比如你会看到脸上满是血的人被拖走。我逐渐了解到，这些人的家庭是在被以某种方式迫害的。”
斯诺立即谴责了那次镇压，并发誓再也不会重回中国。多年来，她都会给邓小平、朱镕基等中国高层领导人写信，希望借助她丈夫在中国的声望，呼吁人们去关注被天安门镇压影响的家庭的困境。
不过她却在2000年回到中国一次，当时已是79岁，访京的目的是企图将一笔捐款送给一名天安门事件遇难者的父母亲。但那一次的访问，却与她当年第一次访京犹如天渊之别。她与儿子到访北大墓园时，需要经过守卫检查，北大墓园安奉了她的丈夫斯诺一半的骨灰。
当她与儿子试图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见面时，她们在人民大学的校门外被一大推便衣人员包围。丁子霖事后说，她曾经告诉那些便衣人员：“为什么要如此粗暴手法，她是中国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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