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1878-1972)，原名瑞谏，又名谏，广东南海（今广东省广州市芳村区）人，生于香港。童年入女书馆读书，后来坚持自学。1897年，她与廖仲恺在广州结婚。婚后，丈夫成了引导她前进的老师，她和丈夫一起同情维新、追求新学、渴望前进。

何香凝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把陪嫁的珠玉、金银、翡翠等首饰和所有的细软及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总共“凑得三千余金”，帮助丈夫赴日留学。两个多月后，何香凝又把所有的杂物都卖掉，毁家去国，追随丈夫到了东京。当时，漂洋过海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女青年屈指可数，总数还不足10人。

1916年4月，何香凝（右一）与宋庆龄、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合影。孙中山怀中站立的男孩即是廖承志。

1903年何香凝写了一篇表达她济世救民思想的文章——《敬告我同胞姐妹》，表达了这位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改造社会的抱负，这是我国妇女运动史中宣传妇女解放的屈指可数的早期作品之一。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害，这给了何香凝极大的打击。 廖案”的详情在报上披露后，何香凝更是悲愤交加，她写了“精神不死”四个大字，贴在自家的门口，表示对国民党右派的抗议。

她问梦醒、承志两个孩子：“三年前，爸爸被陈炯明囚禁时，写给你们的诀别诗，还记得吗？”“记得。”姐弟俩朗声背了起来：“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

1935年9月1日，何香凝在南京准备参加廖仲恺灵柩安放仪式。 图/中新社

父亲去了，母子相依为命。 廖承志只要有空，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母亲。他知道母亲在日本养成了爱吃酱菜和“生果子”的习惯，看望母亲时常常去买来，替母亲换换口味。一次，他去看望母亲，见母亲手背上贴了块胶布，心疼地拉起她的手，轻轻揉按了一、两个小时，不停地劝慰母亲：“今后再也不要过份地操劳了。”

此时廖承志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而何香凝由于对国民党右派政权的愤慨和失望，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所有事务，开始了隐居作画的生涯。广东人喜欢称胖乎乎的小男孩为“肥仔”，廖承志生下来时敦厚壮实、虎头虎脑，也因此获得“肥仔”的爱称。每次何香凝作画时，还不忘在一旁画两个“肥仔”。

1933年3月廖承志在公共租界被捕，不久引渡到上海警察局，并且准备解往南京。何香凝的好友柳亚子先生探到这一情况，匆匆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何香凝。何香凝闻讯大惊，顾不得染病在身，马上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和柳亚子一起赶到江湾，叩响了市长官邸的大门，气呼呼地朝大门口一坐，大声地说：“我不是来做客的，我是来坐牢的！骂蒋介石要算我骂得最多了，你们为什么不抓，却把无辜的青年关起来！”

在何香凝的责问下，吴铁城赶紧打电话给宋子文讨救策。宋子文觉得事情很棘手，转而把电话直接挂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也担心何香凝真的不顾一切，万一出个好歹，舆论上难向国人交代。于是吩咐宋子文“瞧着办，不要搞得不可收拾。”最后在党组织、宋庆龄等合力营救下，廖承志终于获释了。

儿子劫后逢生，何香凝自然是欣喜万分，这时候她也知道儿子是共产党的人了。虽然在获释书上她以儿子今后不参加政治活动具了保，但签字的时候，她就明白征马的腿是拴不住的。

不久廖承志根据党的指示要去鄂豫皖苏区了，临行的那天，何香凝以理解和支持的态度，非常巧妙地掩护了儿子脱身。早上一起来，她就放出儿子要去游泳的空气，到了天黑她又大声嚷嚷：“承志怎么还不回来，可别淹死了。”然后翻弄儿子的抽屉，找到了一封早已放好的告辞信。

看完信，老人家好一阵伤心。不论谁看了，都不会怀疑这一“不辞而别”是事先预谋好的，因为母亲的悲伤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啊！

后来接连三年，母子之间音讯杳然。一直到1937年，何香凝才接到儿子的亲笔信，带上未过门的儿媳经普椿赴香港，见证儿子儿媳完婚。

建国后，母子终于能长时期地聚首一堂了。闲空时，母子不是在一起回顾往事，便是一起作画题诗，藉以表达胸志和情怀。在逆境中，这些画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

“文革”中，廖承志受诬陷，为了他的安全，周总理亲自下令把他藏了起来，与世隔绝了整整五年。夫人经普椿每周可看望他一次，每次见面廖承志劈头就问的一句话常是妈妈好不好？饮食如何？其时，何老太太对儿子的思念更是牵肠挂肚，她每次问起媳妇，总觉得她在找话搪塞自己。

知子莫如母，何香凝知道承志一定是又遭难了。于是拿出了和儿子一起画的一幅《踏雪寻梅图》，回想着儿子过去种种逢凶化吉的奇遇，她坚信，阴霾终将会散去。

廖承志陪母亲作画。图/中新社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在忧病交加中去世。毛主席和周总理为遂她生前欲与廖仲恺先生“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愿望，特派专车将灵枢送往南京与廖仲恺先生合葬。从此，每年的清明节，廖承志总不忘来双亲坟前祭扫。

在那国难当头、哨烟弥漫的抗战时期，一个小家庭的好梦是不得长久的。但何香凝与孩子之间，不仅是“慈”与“孝”的爱，而且也融入了为共同的事业戮力同心的革命之爱。

上个世纪20年代，16岁的四川妹子邓季惺受到新思潮影响，离开故乡求学。在上海中国公学读预科时，邓季惺结识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吴竹似，两年后，两人结婚。

邓季惺与吴竹似17岁相识、19岁结婚。

虽然很早就走入婚姻生活，并因为生育中断了学业，但好强的邓季惺并没有放弃学习。产后她考入南京女子法政学校，选择法律作为自己的专业。

不幸的是，婚后第四年，吴竹似得了肺结核。邓季惺带着三个孩子，陪着丈夫一起到北京养病。利用在北平的机会，邓季惺进入当时被誉为“中国最优秀之法律院校”的朝阳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邓季惺认为，那时整个中国社会充斥了"人治"而最缺"法治"，于是她选择法律专业，寻求"法治"的思想也贯穿了她的一生。

1931年，24岁的邓季惺经历了巨大的创痛——丈夫吴竹似因病不治，逝世于北平。当时，她还带着三个孩子，最大的不到五岁，最小的吴敬琏才一岁多。

1933年，邓季惺获得法律学学士学位。

在那个年代，一个孀居的女人，她的命运大概就是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大，在青灯冷裘中度过漫漫长夜。可是，邓季惺并没有屈从于命运。她一方面独自拉扯着三个孩子，一方面继续在朝阳大学学习。

按照旧习，出殡的时候，几个孩子应该披麻戴孝在出殡的路上一步一磕头。但邓季惺却没有让孩子们这样做，因为幼子吴敬琏年幼体弱，这样做肯定会把他弄出病来。她说，“死者长已矣，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

1932年，邓季惺带着三个孩子在北平。右一为吴敬琏。

邓季惺、陈铭德全家福。后排中为吴敬琏。

当吴竹似的生前好友、后来成为报业巨子的陈铭德来到北平看望邓季惺时，被她的勇气和智慧感动了。

两人渐渐萌生感情。1933年1月，陈铭德和邓季惺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他们的结婚协议印在粉红色的卡片上，散发给前来参加婚礼的来宾：各人用各人的姓——即不冠以夫姓；邓季惺带来的三个孩子依旧姓吴；用分别财产制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

1933年1月，邓季惺、陈铭德在北平结婚。

这协议大都是邓季惺提议的。一则她是学法律的，讲究依法办事；二则协议体现了一种男女平等的思想，和保障他们母子今后的生活——邓季惺娘家和吴竹似家都薄有财产，分别财产的制度即可明确他们的生活保障。

这样的防备在今天看来，似乎有悖于甜蜜的爱情，但是，我们却看到了邓季惺强烈的法律意识。邓季惺还有一个讲究，那就是婚后不许别人叫她陈太太。熟人都知道她的脾气，只称呼她邓先生。

1933年夏，邓季惺通过公务员考试，回南京在司法部工作。骨子里不安分的她，很快厌倦了衙门生活，此时的她又开始热衷于妇女运动，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曹孟君、谭惕吾、王枫等人，成立了“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

她们还大胆地搞起“女权运动”实验，学开车、练打靶，开风气之先。从母亲及自己的个人经历，邓季惺深知，妇女要解放，必须解决社会压在妇女身上的沉重负担。为此，她们创办了“南京第一托儿所”，她自己担任所长，负责具体事务。抗战初期，邓季惺又在较少受到空袭的重庆南岸办了一个“七七托儿所”。

邓季惺在《新妇女》报上发表文章：“世界厄运之1936年顷已降临，吾辈生为弱国之民，复为弱国之女子，对此惊心惕怀之新年其感愤实非文字可形容。”

1937年7月1日，在邓季惺的努力下，报社集资五万元成立了“新民报股份公司”，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个标准的现代化的公司制度。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邓季惺则出任公司经理。入股董事有国民党各派系的人，也有四川一些民族资产企业的代表人物。

这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近于现代化的报业集团。后来吴敬琏以提倡市场经济闻名，有人开玩笑说，母亲邓季惺是他第一个老师。

邓季惺精明的商业眼光和头脑令人佩服。早在1933年，邓季惺就在南京城北买地，盖了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取名“鹣庐”，一半留给自己居住，一半用于出租。这幢房子当时还作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居住模式样板，接待过美国参观者。

每到一处，邓季惺必为子女选择适合读书、静思的居住环境。刚到重庆，邓季惺一家住在《新民报》的宿舍里。她听说江北有一块地，又跑到那里盖了一处房子。法币天天贬值，她便用所筹资金和报社积累买进黄金美钞保值。

1943年去成都办报时，她在金沙街华西坝的南门桥边修了一所红砖二层小楼。解放初，一家人搬到北京后，邓季惺在南长街盖了一幢三百多平方米的三层洋楼。

20世纪50年代，3位正值壮年的报人（从左到右）：陈铭德、邓季惺、张友鸾赋闲在公园合影。1961年，邓季惺与丈夫同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工作，邓季惺为俱乐部小餐厅顾问。邓季惺在这个时候最为出名的事业是做泡菜，连江青都请人向她讨教秘诀。

但邓季惺并不是只顾事业、不顾家庭的“工作狂”。女儿吴敬瑜回忆，虽然母亲很忙，但只要有空，她就抽出时间悉心照料几个孩子的生活。每在报纸上看到一种新菜谱，她回来就学着做给孩子吃，如番茄汤，菠菜猪肝汤。

50年代，一代报人邓季惺失去了她热爱的舞台，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邓季惺对新闻自由、法治社会的争取和探索，散发出穿越历史尘烟的动人力量。

1914年出生于无锡世家的方召麐，自幼学画。11岁时，因战乱，她遭遇幼年丧父，亲眼目睹父亲被子弹射中。此后她性格益发坚强。23岁留学伦敦，婚后与丈夫历经十年战乱逃难，终定居香港。不久，丈夫却因医疗事故身亡，遗幼龄子女八人。

（上图）：1944年，逃难中的方心诰、方召麐夫妇在重庆留影。方召麐在英国留学时，遇见丈夫方心诰，二人情投意合，婚后夫妻恩爱，方心诰更鼓励方召麐时刻不要放下画笔。

（下图）：1951年，方氏夫妇八个子女在香港合影。此时，他们的父亲已去往另一个世界。

中年丧夫对于一个女人的打击之巨大，难以想象。但方召麐没有一直沉浸在痛苦中，她打理丈夫留下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抚养孩子。但不论多忙，她都坚持凌晨四点起床画画，并拜师岭南派名家赵少昂。

四十岁时，方召麐毅然申请再度留学牛津大学，婆婆让她带走八个孩子，意在让方召麐断了这条心。但她用两年时间缓冲，克尽艰难，终于成行。

在英国安顿后，陆续将几个孩子接到伦敦求学。艰难时期，她为出版商画贺卡换取生活费，长子方曼生则放学后拎着水桶擦车赚钱。

香港收藏家李典曾问过方召麐，八个孩子里，对哪个最有感情。

方召麐沉吟片刻，说，对每个子女的感情是没有分别的，但是，对方曼生有“特殊的感情”，是因为，在英国最艰难的日子，她曾经与方曼生相依为命。

方召麐从不刻意教育子女，而是将自己的人生信条写成画的题跋，给孩子看。现在看，很多画的题跋并不风雅，但却朴实而有哲理——她和孩子，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心灵的沟通。

最终，八个子女性格独立，各有所成，在香港社会有“方氏一门八杰”之称。次女陈方安生是香港首位华人布政司，后为政务司司长。四子方顺生则任联合国即时传译部部长。

陈方安生与母亲方召麐

在子女的回忆里，母亲方召麐一直坚强、乐观，即便在客居伦敦、艰苦卓绝的岁月，她也从未在子女面前露出丝毫疲惫。一天的学业结束之后，孩子们回到家中，迎接他们的必然是整洁干净的家居、可口的饭菜。

方召麐擅长做凉拌猪耳朵、凉拌干丝、无锡小馄饨，都是不昂贵却极有风味的饭食。难以想象，在靠画玫瑰贺年片为生的岁月里，她是怎样精心地计算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平衡现实和理想的关系。

方氏一门八杰。图/东周网

教子之外，方召麐从未放弃对绘画的热爱追求。1953年，她拜师张大千，于美国西海岸“可以居”随侍一年，潜心研习画艺，形成独特的方氏艺术风格，终成一代国画大家。

方召麐 磐石图

晚年的方召麐功勋卓著：作品被大英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并在世界各地展出。她本人获得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以及港大和日本创价大学的名誉博士。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大婚，伦敦大学送的礼物是她的“磐石图”；李嘉诚、霍英东等香港上流社会人士以收藏她的作品为荣。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曾作长诗，赞颂她为“大地之母”。

令人慨叹的是，方召麐一生未曾再婚，80岁的她依然拥有美少妇一般清丽而炯炯有神的眼睛。朋友问她，方先生，这么多年，没有人追您么?她笑吟吟地说：“追我的人不要太多啊!但是我不能结婚，我要是结婚了，就得给他们做饭，哪有时间画画。”

人们对方召麐的印象更多的是高贵而非奢华，兼具艺术家气息和英式优雅。 80岁的她依然热爱穿旗袍，但在画室工作时，她只着最简单的装束：马尾辫、黑布衫。方召麐也逛街，但不买化妆品，而是买青花瓷瓶和砚台毛笔;她还喜欢京剧，曾经和梅兰芳的前妻，“冬皇”孟小冬学过老生，还能唱青衣。无论年纪多大，她出门都不让人搀扶，而是以英式礼仪挽着同行男士的手臂。

著名女画家邵飞曾经评价方召麐“刻骨的悲伤成就了她的慈悲”。在方召麐的画里，没有声嘶力竭的嚎叫、声泪俱下的痛苦。她以她的画笔，营造出了一个喜悦、祥和、壮美的世界——那些刻骨的伤痛，最终被她化为光明和完美。

方召麐 无锡梅园

桃花遮天蔽日，山石气势磅礴，她没有隐逸消沉，而是寄情人间。人们憨态可掬，手脚笨拙可爱，每一幢小房子都有着不一样的表情，充满着生的欢悦。

这是方召麐梦想中的桃花源，在那里，人们安居乐业，没有战争，没有逃难，没有物质的贫乏，没有失去的痛苦。在她的画里，一切孤苦漂泊无依的人，都可以找到归宿。

方召麐 八十一岁作 子孙绕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