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编辑]

文革十年，陈锡联主政东北五载。当其时（文革中及文革后），能进入中央核心圈子长达十年以上，连任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未包括候补委员）而屹立不倒者，仅为五人，即两位元帅—叶剑英、刘伯承，两位上将—陈锡联、许世友，加上一位李先念而已（后三人同为出身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而文革中又长期得毛庇护，毛用人之道奥妙之处,有时确值得后人好生揣摩）。陈于1999年6月去世，今年1月，根据其生前口述整理、记录其一生经历的《陈锡联回忆录》出版。初览此书，以为文如其人，四平八稳，未得惊奇。及后再三细读，方察内中亦别有深意，不过，须十分留心，才能品味出来。

 

一、“陈赖首长”

 

建国后自1950年10月到1959年8月，陈锡联在京担任军委炮兵司令员，风平浪静地过了九年。

 

“1959年8月，总政负责干部工作的徐立清同志给我透风，说准备变动我的工作，让我到东北去。一天，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找我谈话，说现在中央确定，要你到沈阳军区当司令，你准备一下，尽快去报到。”[1]

 

林彪为什么要陈锡联到沈阳，陈没有说明。实情是，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宣称彭德怀反党外还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涉及其中。9月，中央正式撤销邓华职务，未知何故，平日与心高气盛的邓华不大咬弦的军区政委周恒上将，此际却也受到牵连，被免去职务并调出军队系统，降为有职无权的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故此，当年10月，陈锡联被正式任命为沈阳军区司令员，人称“赖胖子”的北京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同时调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自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全部返国之后，沈阳军区辖下共有八个野战军的编制，为当时十三个大军区中拥有部队、兵员最多者。陈说：“东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工业基地，是首都的屏障，与苏朝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沈阳军区部队多，许多老部队战功卓著，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我到东北工作，深感责任重大”。[2]

 

赖传珠是井冈山上下来的，论资格比陈还老。虽然，陈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委而赖未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在1959年11月新调整的沈阳军区党委内，赖排名于陈前，赖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为第二书记。陈不仅对此安排表示服气，且时时处处表现得对赖十分尊重，“‘陈赖首长’是军区的同志们对我们两个人的习惯称呼，在他们看来‘陈赖’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 [3]

 

“1965年12月14日，赖传珠政治委员患急性黄胆萎缩性肝炎住院。接到报告，我立即返回军队。赖传珠同志在战争年代3次负重伤，解放后又长期负重工作，积劳成疾，不幸病倒。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们请了北京及军内外十几位专家和医务人员来沈阳诊治。尽管用尽了一切办法，终因回天无力，1965年12月24日，赖传珠同志因急性肝功能兼肾功能衰竭，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5岁。

 

“赖传珠同志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中央军委特致唁电表示哀悼，并对赖传珠同志及沈阳军区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几年，沈阳军区各项工作成绩突出，尤其政治工作搞得好，是和陈锡联、赖传珠同志分不开的’。

 

“我对赖传珠同志的不幸去世感到非常难过，为失去一位好搭档、好政委而哀痛不已。赖传珠同志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同志。他年长我5岁，我们在一起工作，配合非常默契，彼此非常信任，相互非常支持，步调非常一致。……正是在我和赖传珠同志紧密团结的影响下，我们军区领导班子非常团结，进而带动军区各级领导班子都非常团结，上上下下工作劲头很足，办事效率很高。

 

“为了表达我对赖传珠同志不幸逝世的悲痛心情，我专门写了悼念文章：‘我和他在一起工作，始终感到非常亲密，非常融洽，非常合拍’”。[4]

 

前面有四个“非常”—“配合非常默契，彼此非常信任，相互非常支持，步调非常一致”，后面是三个“非常”—“非常亲密，非常融洽，非常合拍”，前后七个“非常”，凸显出陈赖关系非同凡响的“非常”！

 

二、陈赖关系衬映下的陈宋关系

 

陈锡联忆述至此，太着痕迹，笔者感到他是有意着力褒扬赖而去冷落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就是——宋任穷。

 

陈锡联调至沈阳军区的翌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设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央局，其中，东北局代表中央领导黑、吉、辽三省党的工作，驻沈阳，调国务院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

 

其时，遵循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原则，各大区第一把手均兼任所在地大军区的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或政委）。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1960年11月兼北京军区政委（未设第一政委），翌年2月,增补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前于1958年在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任上即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0年兼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1960年起兼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未设第一政委）；而在军队兼职历史最早的是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他们于1955年在广东省委书记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任上即分别兼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和成都军委党委第一书记、政委（未设第一政委）。

 

宋任穷是中央局一把手中唯一被授予过军衔的（1955年在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任上被授予上将军衔），惟未知何故，1960年他仅被任命为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迟至1964年沈阳军区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时才经中央批准，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比其他中央局一把手晚了至少三年。与此同时，赖传珠从第一书记降为第二书记，陈锡联从第二书记降为第三书记。[5]

 

在叙述文革前那数年经历的回忆录第十五章“在沈阳军区（上）”里，陈锡联在谈及学雷锋题词时，仅有一处，也是全书唯一的一处，提及了“东北局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宋任穷同志”，[6]而在同一章里，提及赖传珠却不下二十处！陈不仅对赖推崇备至，对军区其他同僚，如副司令员曾绍山、曾思玉、肖全夫及副政委杜平也多处提及、赞扬，如称赞曾思玉“是个‘东北通’，对东北战区的地形、设防要点很熟” ，还称许其为“曾师傅”，又赞“曾思玉、肖全夫等同志顶风冒雪，奔驰在白雪皑皑的黑土地上”，唯独对宋任穷这位军区第一把手，陈却未着半字评价。

 

陈、宋其实都曾在二野呆过，陈锡联更是二野有名的战将，曾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宋任穷建国后也曾在云南任二野四兵团政委。与陈不同，宋是典型的政工干部出身，在任华野第三副政委时就说过自己主要还是在地方从事支前工作，军内职务是挂名多于实际，任四兵团政委时，也是以云南地方工作为主。文革前，宋虽然名义上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但陈亲近出身于红一方面军——四野的赖传珠远胜于同在二野呆过的宋任穷，陈与赖抱成一团，等同一人，宋基本上对军区的事插不上手，难以过问，陈宋之间自然也不会有什么过节，两人心存芥蒂，还是在辽宁文革当中。

 

三、文革背景下的陈宋关系

 

1966年8月以后，沈阳地区红卫兵矛头首先指向的是辽宁省委，9月中旬，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第二书记黄欧东已先后被批斗。毛泽东此时还是保宋任穷的，当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宋还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1月，黑龙江成立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周恩来让宋去参加，并安排其讲话表态，宋以后认为，周的用意很明显是想为他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1967年2月16日，“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在沈阳宣告成立，宋任穷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以示支持。“辽联”以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学生造反派为主体，思想较为活跃，得到了相当大一部分机关中下层干部和已经“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辽联”反对沈阳军区 1966年下半年后对军内造反派和1967年1月介入地方文革后对地方造反派的压制，陈锡联在回忆录里提及的“炮轰延安里，火烧陈锡联”（延安里是军区领率机关所在地）、“打倒陈、曾、曾”（指陈锡联、曾绍山、曾思玉）恐怕也就是压制产生的反弹，随之成为“辽联”派主要的政治口号。[7]

 

同年4月21日，东北局书记处发表“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三点意见’”，其主要内容为：1、最近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的“东工红旗造反团”、“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是保守组织；2、他们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是违反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的通知的，是非常错误的，希望他们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通知精神撤出；3、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三点意见”引起了冲击东北局的较保守一派学生组织的强烈不满。5月4日，这一派组织在沈阳市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批判“三点意见”，会场上与保宋任穷的“辽联”派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5月10日，冲东北局一派在沈阳南站前广场召开“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成立誓师大会，声讨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予头直指 “宋、马、顾、喻、徐”（指当时尚未打倒而又与“辽联”观点一致、受到“辽联”支持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第三书记马明方、书记顾卓新、候补书记喻屏和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

 

6月5日，以辽宁大学“八三一”为主体的辽宁“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三一”）成立。至此，辽宁地区三大派三足鼎立、相互抗衡的局面形成。三派观点鲜明：“辽革站”—“保陈打宋”；“辽联”——“保宋打陈”；“八三一”—— “既打宋，又打陈”。一般认为，“辽革站”是保守派，“辽联”与“八三一”是造反派，不过，“辽联”是造反派中较稳健一翼，而“八三一”是造反派中更激进一翼。

 

“三点意见”使本应长于政治斗争手腕的宋任穷本人及其为首的东北局书记处事与愿违，陷于被动。虽然，宋于7月4日被迫以他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但已于事无补。8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领导的决定”，“决定”标志着毛、周在权衡利害后最终放弃了保宋，从此，辽宁以至整个东三省为年初已介入“三支两军”的沈阳军区所左右。

 

196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决定省革委会主任由陈锡联担任。在省革委会委员中，军队干部占16%，地方干部代表占22%，三派群众组织代表占62%，虽然在人员构成上表面是“军干群”三结合且军队干部最少而群众组织代表最多，但实际上是军队干部主持了大局。

 

自1968年后，正当盛年的陈锡联春风得意。这一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免去宋任穷在沈阳军区的一切职务，三个月后，陈锡联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使陈不仅成为辽宁第一把手，而且名正言顺地成为支左部队遍布全东北的沈阳军区第一把手，实际上也就正式坐上了全东北的第一把交椅。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陈调任位置更显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成为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六人小组成员，直至1975年2月成立军委常委会，为常委之一。同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2月2日，叶剑英被宣布停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主持，10月，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次年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再次担任中央军委常委。

 

而自1968年，却是宋任穷比较倒霉的时候。说是“比较倒霉”，那是因为其在“走资派”中待遇尚不算差。早在1967年中，宋已被中央接到京西宾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群众组织的剧烈批斗。1968年4月，宋虽被转移至条件较差的海运仓总参一所，但在5月辽宁省革委会成立的中央批示中，点了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恒的名，却对宋是留有余地，没有点名。翌年 10月，又再疏散到辽宁39军“二五农扬”劳动，分配的工作是喂猪，农忙季节收庄稼，同时写交待材料，且不时被拉到沈阳、阜新、朝阳、凌源和大石桥等地批斗。在此期间，宋任穷可没有得到他曾任第一政委的军区部队的任何关照，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段日子给日后复出的宋心灵上留下了长长的阴影。[8]

 

1974年9月，宋任穷回京，交中央组织部管理，虽然视为已被“解放”，但未有分配工作。文革结束后复出，1977年10月出任国务院七机部部长，次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接替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掌控中央组织大权，地位渐见吃重。

 

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是陈、宋地位变易的分水岭。此次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已是71岁高龄的宋任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仍兼中组部长），而陈锡联此际却被视为凡是派大将之一员，“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他的辞职要求”。自1968年后，陈、宋似乎一直都在暗地里较劲，而在他们人生的晚年，也似乎最终决出了胜负，后笑者，应该是宋任穷。

 

四、“少壮派”的命运

 

赖传珠最为沈阳军区的老人们所称道的，是思想开明，不墨守成规，放手培养接班人。因赖之故，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批四十余岁、抗战后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走上了正军以至更高的领导岗位。

 

正军以上，如李震，1937年8月加入中共，1962年48岁提为军区政治部第二主任，两年后改任主任，再后于1965年提为军区副政委；李伯秋， 1936年入党（刚挨上“抗战前”的边），1938年参加中共抗日武装，1965年49岁提为军区政治部主任（接替李震）。

 

正军级多人：

 

田维新，1939年加入中共，1964年48岁由陆军第16军副政委提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汪 洋，1937年加入中共，1964年46岁由陆军第16军副军长提为军长；

 

王淮湘，1937年加入中共，1963年43岁由陆军第16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张 午，1937年加入中共，1964年46岁由陆军第23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于敬山，1938年加入中共，1964年45岁由陆军第38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李光军，1937年加入中共，1963年44岁由陆军第39军副军长提为第64军军长；

 

张 峰，1939年加入中共，1964年42岁由陆军第39军副军长提为军长；

 

陈绍昆，1940年加入中共，1964年43岁由陆军第39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刘光涛，1938年加入中共，1961年41岁由陆军第40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刘振华，1938年加入中共，1964年43岁由陆军第40军副政委提为政委；

 

郭玉峰，1938年加入中共，1964年45岁由陆军第64军副政委提为政委。[9]

 

李 震、李伯秋是1955年授的少将，田维新以下十一人，均由沈阳军区提名于1964年晋升少将。这一批“少壮派”军人，除李震、于敬山1966年调离沈阳军区，李光军、郭玉峰1967年分别随部调离或奉调中央机关工作外，其他各人在文革中继续受到陈锡联的重用。

 

“珍宝岛作战前，军区班子只有我、政治委员曾绍山、副司令员唐子安、江拥辉、肖全夫、参谋长汪洋、政治部主任李伯秋7人，第三政治委员潘复生兼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参与军区工作。由于人员少，难以适应准备打仗的需要。1969年8月，经军委批准，调整充实了军区的领导班子，我仍任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曾绍山任政治委员、第二书记，潘复生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在唐子安（常委）、江拥辉（常委）、肖全夫（常委）后，增加了邓岳（常委）、刘永源、游好扬、张峰、汪洋（兼参谋长、常委）、吴习智（兼后勤部长）、汪家道（兼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有李伯秋（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邹衍（常委）、陈绍昆（兼政治部主任、常委）、刘振华（兼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李少元（兼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王淮湘（吉林省革委会主任）、刘光涛（兼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调整后的班子成员，战争年代先后担任过兵团、军、师的领导职务，年富力强，富有作战指挥经验。1969年底至1971年初，田维新、汪洋、陈绍昆，刘振华先后调出、刘德才（兼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曾雍雅任军区副司令员，张午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0]

 

虽然陈锡联的回忆有不大准确处,如珍宝岛作战时期沈阳军区参谋长仍为肖全夫兼任，汪洋是在作战后（1969年8月）方调升为军区参谋长，另1969年江拥辉、肖全夫、李伯秋三人不仅是军区党委常委，且是党委副书记，王淮湘、刘振华亦为党委常委而汪洋却不是，[11]惟陈锡联提及这些当年的同僚、部属，口气显然是赞许的：“年富力强，富有作战指挥经验”。

 

受到陈锡联肯定的这一批文革中军区的主要领导，凡红军时期入伍的，留在军队未到地方支左的，以后全都平平安安在军队安渡晚年，而凡抗战后参加革命而又奉派至地方支左一线者，日后却历终坎坷。如李伯秋，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辽宁省委书记，曾绍山之后的辽宁第二把手，1977年3月停职审查后被开除党籍；王淮湘，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1977年已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而被吉林地方揪住不放，终被勒令停职审查，后降级退休处理并开除党籍；刘光涛，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1977年后被令转业并降职使用；陈绍昆，国务院冶金工业部部长，1977年后免职，受留党察看处分。

 

有老人说，这些人的处理，与宋任穷在文革中与军区结下恩怨，利用执掌中央组织大权以报一箭之仇多少有些关系。对李、王、刘、陈的处分是否含有个人恩怨的成份，我们没有事实依据，不好评论，但从宋任穷对“少壮派”之一的郭玉峰的态度，倒多少可以看出些端倪。宋在回忆录中提及郭时曾说道：“康生讲，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因此把他调来当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康生从1970年起曾3次提名郭玉峰任中组部部长，第一、第二次都未获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第三次才被认可，可见当时中央和毛主席对郭玉峰任中央组织部长，并不是康生一提就同意的，而是有过较长时间的犹豫的”。[12]

 

郭玉峰是陈、赖赏识提拔的干部，文革初，是军部地处辽宁本溪山沟里的陆军第64军政委，在经沈阳军区推荐、奉派至北京之前，与在中央工作的康生根本不认识更没有任何联系，郭是否优秀，只能是沈阳军区向中央的反映和评介，就算康依据沈阳军区的反映说过郭的好话，那也不能就此说明郭就是康生线上的人吧？总不能凭康生说过这么一句话就宣判了郭下半生的命运吧？而根据宋任穷的逻辑，却就是如此荒唐推断。

 

据老人们说，1967年10月，郭玉峰奉命到京，本来说是到中央参与专案工作，后因原中组部业务组负责人、总政干部部副部长朱光要调回部队，要郭接任朱的职务（文革中，中共中央各部仅中组部没有采用军管形式，而是由军队派人组成业务组，为中组部最高临时权力机构，不是宋所说的部长），郭为人老实听话，到中组部是身不由己，以后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也是奉命行事，并不见有故意整人、打击报复、落井下石、投机钻营之所为。到中组部后，曾三次给中央、毛、周去信要求回部队，委任为中组部部长后又为回部队事再次去函毛、周，均未获准。 1977年免职后，关系还在64军，直至1980年被令办理转业手续，未几被关进秦城监狱，翌年2月在陈云、邓颖超过问下得以释放，1983年被开除党籍，下放河北邢台安置，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2000年因病去世。在“少壮派”中，郭可称晚景最凄惨者。

 

对“少壮派”中上述一些人的晚年处境，有老人希望陈锡联向中央作实事求是的反映，不知陈说了没有，但即使他说了，估计也不起什么作用。陈能在回忆录中对他们的过往加以肯定，多少算是已尽本心，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些什么？

 

五、备受质疑的三件事

 

文革期间，陈锡联最备受质疑、为人诟病之事有三：一是指其与毛远新关系非同一般，被质疑将毛远新奉为辽宁以至东北的“太上皇”；二是辽宁的粮油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陈被戏称“陈三両”（指每人每月限供三両食油）；三是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前两事发生在辽宁，陈在回忆录中略去未提，后一事发生在调京工作之后，陈在回忆录中作了解释。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经毛同意以中发[1976]1号文发出通知，内容有二：一是经毛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是经毛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那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初期，叶剑英多少也受到猜疑，但又未能抓住他什么辫子，毛只好以生病为由让其“休息”，可是谁来接叶的“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呢？

 

“当时，既是军委常委又是政治局委员的人有我、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毛主席说陈锡联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管过炮兵，国务院也有个职务，就让他管一下吧。中央开会的时候，我见到毛主席，主席当时眼睛不好，视力比较差，我就对主席说：我是陈锡联。主席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挂帅啊。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又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挂帅啊。后来政治局开会，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提议。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的事情，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他要我收回了报告。这样一直到1977年3月中央正式发文件，宣布叶剑英同志的身体已经康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今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叶剑英同志负责主持，陈锡联协助。

 

“在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经常向叶帅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叶帅也时常过问军委的事情，支持我的工作。

 

“当时，一些同志由于对情况不了解，对我存在一些误解，说了一些批评、指责的话。我对此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原来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弄清了事情的经过，消除了对我的误解。记得有一次我在301住院，粟裕同志也在住院，他来看我，对我说：原来不了解情况，现在搞清楚了，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小平同志在找我谈话时也说：我是了解你的，你是没有野心的。”[13]

 

陈锡联的能力，搞好一个军区大抵没有问题，但不足以主持军委工作。至于其以上“解释”是否能真正消除“一些同志”的误解，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段事儿始终对其本人形象产生了负面作用，却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惟以今日眼光平心而论，陈当时的处境，大概也是身不由己的罢。

 

至于陈在辽宁的两件事，沈阳军区的老人们另有说法，笔者听后觉得也有道理。

 

先说毛远新一事。早于1967年1月，毛远新已是黑龙江省临时权力机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此前，将黑龙江的造反经验传授至吉林延边，其伯父毛泽东本人对此举大为赞赏，批告周恩来：“总理：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布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14]

 

1968年5月8日，中央同意成立辽宁省革委会，在中央的批示中，毛远新列名为副主任，排名第七。经查证档案资料，毛远新被安排至辽宁任职，并非沈阳军区或陈锡联本人主动提出，前于4月22日，陈锡联向中央、中央文革并军委办事组提交“关于筹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意见（第二次修改稿）”，这是陈关于此问题的最后一个报告，共有三大点意见，提出了省革委会中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的人选，其中完全没有提及到毛远新的名字。[15]

 

不过话说回来，中央安排毛远新至辽宁任职，陈锡联当然是求之不得，这与“攀龙附凤”的想法大概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当时即使陈锡联这样高级别的干部，也难以捉摸透北京的所谓“中央精神”，有毛远新这样能直达天庭的人在身边，也就应无走错路之虞。

 

陈锡联1973年12月调离沈阳军区，一个月后的翌年1月20日，军委突然任命毛远新为沈阳军区空军政委，不及一月（2月12日），又免前职再任命其为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后又由中共中央批准增补为军区第三书记，不过，其时李德生已到任军区司令员，这些帐无论怎样算已不能算在陈锡联头上。[16]

 

再说“陈三两”之绰号（估计是“辽联”和“八三一”派封之）。辽宁是一工业省，城市工业人口众多而农业相当落后，文革前，粮油食品大多由外省调入。文革中，调入困难，造成供应紧张，加之陈为一赳赳武夫，经济工作从未沾手，很是外行，以此角度思之，由于客观原因他没有做好他所不熟悉的工作，也是情有可原，未可求全责备的了。（2004年7月，文革史读书札记之四）

 

注释：

 

[1]、[2]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月），页405。 [3]、[4]同[1]书，页431—432。 [5]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附卷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6]同[1]书，页438。 [7]本文有关辽宁文革的进程，主要参考高峰主编：《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组织史资料（1923—1987）》（沈阳，1995）及其它文革小报资料。 [8]宋这段时期的经历，参见其本人所著《宋任穷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9]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沈阳军区部分。 [10]同[1]书，页448—449。

 

[11]同[9]书，第五卷，页106, [12]同[8]书,页27。 [13]同[1]书，页474—475。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5。 [15]辽宁省档案馆存档，缩微胶卷档案号：501—5—27。 [16]同[9]书，第五卷，沈阳军区及沈空部分。 [11]同[9]书，第五卷，页106, [12]同[8]书,页27。 [13]同[1]书，页474─475。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5。 [15]辽宁省档案馆存档，缩微胶卷档案号：501─5─27。 [16]同[9]书，第五卷，沈阳军区及沈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