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那張遲到五十年的白紙

1996年三月，台北南京東路五段的公寓裡，清晨的陽光穿過窗櫺，照在我這雙佈滿老人斑、微微顫抖的手上。桌上擺著一張用鋼筆細心填寫的「簡便行文表」，受文者那一欄，我一字一字端正地寫下了「新店軍人監獄」。

將近五十年了。在街坊鄰居眼裡，我或許只是一個從臺灣煤礦公司退休、含飴弄孫的平凡台灣歐吉桑。沒有人知道，在國家祕密檔案的抽屜深處，靜靜躺著一本編號「276」的黑色身分簿，上面滾滿了我年輕時被強迫按下的十指黑墨。在那個由軍法官殷文簽署的判決正本裡，我的名字被烙印上「強劫軍用財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現在，電視新聞天天播報著「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通過的消息。政府說要撫平歷史傷痛，要還給我們公道與賠償。但多麼諷刺，想要拿到那筆平反的名譽回復，我居然必須親自寫信給當年關押我的機關，向他們申請那份把我打成強盜的判決書。

歷史的弔詭莫過於此。當年的國家用這疊紙治我的罪，1996年，我卻必須卑微地用這疊紙來證明自己的清白。看著行文表上填寫的「辦理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申請」，我的思緒瞬間被拉回了1947年的那個驚恐的三月下午。

第一章：那一聲不是故意的槍響

很多人以為二二八是一場計畫好的叛亂，打從一開始就是有組織的反抗，但對我來說，那只是一場巨大誤解堆疊而成的瘋狂悲劇。

1947年的三月一日下午，那時我是七星煤礦的業務股長，剛過三十歲，太太彩蓮才剛幫我生下南美、貴美這幾個孩子。那天下午，汐止車站突然聚集了幾百個本地民眾，大家聽說台北城裡兵荒馬亂，基隆要塞的軍隊正要坐火車來鎮壓。此時，汽車第1團第1營第3連的連附魏兆祺，率領著九輛載滿士兵的卡車準備前往基隆接兵，就這樣在汐止車站被恐慌且憤怒的群眾重重圍住。

群眾在吼叫，士兵在發抖。後來我翻閱解密的警備總部「兵力駐地網圖」，才知道當時國民政府在臺灣的兵力核心極度空虛，許多軍警倉庫守備薄弱，這也是為什麼魏連附會頂著巨大的壓力，冒險率車隊強行開往臺北。在月台那種緊繃的氣氛下，我知道如果真的在這裡開槍，汐止將會血流成河。我看見魏連附身上佩著一把手槍，周圍的人群已經開始激烈推擠。我擠進人群試圖居中調停，對著魏連附大喊：「如果要走，槍要交出來！民眾怕你開槍。槍交給我，我可以保你今晚無事！」

那絕非強劫，那是本地中產階級在混亂風暴中唯一的理性權衡。但魏連附紅著眼拒絕了，大喊著：「槍是國家的，交得！」

混亂中，不知道是誰推了一把，我和他扭打了起來。我從他背後用雙手緊緊握住了那把槍。就在那生死一瞬的推擠中，我的手指不知道觸動了什麼——

「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