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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所發生的澎湖『兵運案』是怎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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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所發生的澎湖『兵運案』是怎麼一回事？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間，蔣介石政權在中國內戰兵敗如山倒的時候，對於非嫡系軍隊產生非常高的不信賴感，軍隊內部派系林立所衍生的種種問題也因而層出不窮，當時的軍事強人陳誠受命整肅，不少軍人遂莫名其妙喪生在自己人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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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間，蔣介石政權在中國內戰兵敗如山倒的時候，對於非嫡系軍隊產生非常高的不信賴感，軍隊內部派系林立所衍生的種種問題也因而層出不窮，當時的軍事強人陳誠受命整肅，不少軍人遂莫名其妙喪生在自己人槍下。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所發生的澎湖『兵運案』（所謂『兵運』，跟學運、工運的名詞一樣，指的是軍隊內的反叛行動）就是這種黨同伐異下典型的整肅案件之一。該案株連了一百多名軍人，後來，公開槍決的有七人，祕密槍決及被判刑監禁的人數則不得而知。陳誠是於一九四九年八月，與蔣介石聯手在台灣進行第一波的整軍。陳誠的作法，是下令凡從中國撤退到台灣的軍隊，必須先放下武器，在指定的地點登陸宿營，按照指令進駐訓練基地辦理重新登記後，才再發還武器、派駐防區。當時從東北輾轉撤退台灣的一批散兵，經過這樣的程序後，被派到澎湖，編入陸軍第三十九師。不過，編入部隊並不代表高枕無事，部隊裡的國民黨特務仍會繼續進行政治監視，這些東北兵不知有政治監視，竟然對國民黨在中國戰局的作為提出批評，於是，走上了淒慘的命運之途。隨著這些東北兵來台的，有一批山東流亡學生，他們由煙台市聯中校長張敏之帶領，原本只是跟著軍隊南撤，沒想到一路撤退到廣州之後卻脫不了身，也跟著上船到了台灣，在一片混亂中被送到澎湖編入第三十九師。跟他們一起的還有一位鄒鑑，他是國民黨的煙台市黨部書記長。張敏之邀他一起撤退，可是，在基隆登陸後，陳誠的部隊無法證實他的確實身分，而拒絕了他想向國民黨黨部報到的要求。鄒鑑、張敏之及一群流亡學生夾雜在殘兵敗將中，顯得非常格格不入，很快就遭到檢舉；不久，澎湖要塞司令配合陳誠的整軍命令，下令清理駐防澎湖各部隊的可疑份子，他們就連同第三十九師的官兵總共一百多人一起遭到逮捕。張敏之（四十三歲）在擔任煙台市聯中校長之前，曾經從事新聞工作，在青島參加過一個叫做『新聞記者聯誼會』的同業組織，該組織在他離開後就逐漸被左傾人士所掌控，青島被中共佔領時更為中共搖旗吶喊。國民黨特務對張敏之嚴刑逼供要求他交代與中共的關係，最後被逼作了以下的自白：「一九四六年冬，在青島由匪要周英、劉次簫（張敏之等人被捕時，這兩人均在中國）等介紹加入匪黨，利用『新聞記者聯誼會』名義，從事吸收文化新聞界人士參加匪黨組織。一九四七年秋又奉匪命令利用訓練難童及青島自衛隊等機會，從事宣傳共匪主義，並奉派在煙台聯中領導匪『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根據這份自白，國民黨特務很方便地就羅織了鄒鑑（四十三歲）和流亡學生的罪名。首先，鄒鑑的身分由「中國國民黨煙台市黨部書記長」變成「共匪煙台市黨部委員」，而且是『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兼任主任。特務還指控：「鄒鑑先於一九四六年五月間吸收學生劉永祥、張世能等加入，派為該團第一分團正副分團長。劉永祥又吸收同學譚茂基、明同樂等加入，分別派為該分團第一、二區隊長。」另外，「學生王光耀也在同時加入，擔任該團第二分團第一區隊第二組組員」。在起訴狀中，特務為他們虛構的組織不但龐大，而且神通廣大，「如此層層擴展組織，至破獲前，該團已經有四個分團，每個分團分三區隊，每區隊分三組，每組有組員三、五人不等，均以流亡學生身分為掩護，散布謠言，煽動學潮，擾亂治安，破壞政府」。特務為了坐實他們的罪名，更將戰亂無法偵破的案子推到他們身上。起訴指出，「其最顯著不法行為，為聯中學生自煙台青島等地流亡上海轉赴湖南，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途經杭州時，張敏之、鄒鑑、劉永祥等人，藉端領導全體學生搗毀杭州車站」。軍事法庭以「潛伏澎湖陸軍第三十九師軍中，祕密活動，破壞建軍工作，著手調查部隊主管姓名，裝備情形，要塞地形，為匪進攻台灣時內應，而達顛覆政府的目的」，而且「開始實際行動」的罪名，將他們判處死刑，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全部執行槍決。據說，同時被捕的其他流亡學生及東北兵，在另案處理時，也有數十人遭到分批槍決，其餘的則分別判刑下獄。http://home.kimo.com.tw/snews1.tw/Myword/07/myword_07_0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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