藺相如在歷史留名起因於他機靈、勇敢，在外交場合表現突出。他當了趙國的上卿，趙惠文王重用他，他們執政時間很長，有三十三年，領導中心是整齊穩固的，但是藺相如不如商鞅那樣能深入了解社會民情而提出一套使趙國迅速富強的政策和辦法。他屬於"辯士"的範疇，不屬於"國士"。趙國文化最突出的問題是只重空談、不重實際，衡量人才的標準是能不能說，不是能不能做。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養士可見一般。 
商鞅變法的核心是大刀闊斧的改變舊的社會體系，確立新的社會關係，上陣殺敵就可以獲得軍功，有了軍功便可以獲得土地，便可以享受地租收入，極大的調動了農民參戰的積極性，秦國強盛的基本道理在這裡。藺相如沒有這樣的超前意識，他是一個合格的外交部長，不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摘自"歷史在這裡懺悔"，張濤著。

同樣的歷史故事，在不同的年代裡有不同的解讀，解讀的方向與角度看出社會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