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不景氣，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上班族薪水不漲，錢不夠用怎麼

靠領薪水，一輩子想買一間房子安身立命，都很困難。

疫情肆虐，經營環境不佳，獲利減少面臨虧損，小老關該如何自處?

遇到環境不佳，老閱的風險比員工大很多，不成功便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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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一、先搞清楚自己是否適合創業。 康利富彰化說明會-康利富平臺穩定嗎

創業是可以從零開始、白手起家的，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它需要極高的綜合素質，比如超人的膽量，開闊的視野，廣大的格局，等等，有的人就只適合打工上班，即便給他錢、人脈和資源，他也是不適合創業的。

原則二、一定要有遠大的夢想。 康樂富桃園說明會-康樂富收益率高嗎

最初踏上創業路，很多人或許是為生活所迫，或者是為了自己那顆不安分的心，想要突破和改變，但必須儘快為自己樹立起遠大的夢想，因為如果沒有夢想，在創業維艱的這條路上，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原則三、保持超強的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行。 康利富臺中說明會-康利富是不是真實的

自信是一個人力量的源泉，也是創業者從零開始、白手起家的前提，如果失去自信，像網上很多人一樣，不相信真的存在白手起家，更不相信自己能白手起家，那你就絕不可能創業成功。

原則四、有強烈的創業意願。

創業是一件與艱難險阻為伍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是“九死一生”，如果你的意願，包括賺錢的意願，成功的意願，不夠強烈。那麼，即便踏上了創業路，也是很難堅持下去的，很容易就會半途而廢。

原則五、有持久的創業激情。 愛康明加入門檻高嗎

創業肯定是需要激情的，尤其是對白手起家的創業者而言，激情能激發出無限潛能，幫助自己熬過無數難熬的時刻。不過，創業者不能只有短暫的激情，因為短暫的激情是不值錢的，只有持久的激情才能幫你賺錢，助你成功。

原則六、有合作精神，能將團隊凝聚在一起。

對創業者而言，前期或許可以暫時靠自己一個人，但必須儘快建立起自己的創業團隊，包括尋找志同道合的合夥人，更為關鍵的是，尋找優秀的人才來輔助自己，不能長時間單打獨鬥。

原則七、能屈能伸，能進能退。

臺北團隊-康利富平臺優勢大嗎對白手起家者而言，要有一種勇猛精進的創業精神，在需要放開手腳大幹一場的時候，不能畏畏縮縮、猶豫不決，但在需要隱忍和退讓的時候，也要能不爭一時，要放眼長遠和全域，否則，也是容易失敗的。

原則八、培養創新精神，將與眾不同當作一種本能。

康樂富桃園說明會-康樂富操作流程簡單嗎創業與創新幾乎是天生就聯繫在一起的兩個詞，凡是能創業成功、尤其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者，無不具備創新精神，敢於與眾不同。創新不一定就是顛覆式的，哪怕只是細節方面非常小的創新，也能給創業者製造出巨大的商機。

張中行：紅樓點滴　　一　　民國年間，北京大學有三個院：一院是文學院，即有名的紅樓，在紫禁城神武門(北門)以東漢花園(沙灘的東部)。二院是理學院，在景山之東馬神廟(后改名景山東街)路北，這是北京大學的老居址，京師大學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學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紅樓是名副其實的紅色，四層的磚木結構，坐北向南一個橫長條。民國初年建造時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許多與文有關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這里來進進出出。其中最為大家所稱道的當然是蔡元培校長，其余如劉師培、陳獨秀、辜鴻銘、胡適等，就幾乎數不清了。人多，活動多，值得說說的自然就隨著多起來。為了把亂絲理出個頭緒，要分類。其中的一類是課堂的隨隨便便。　　一般人談起北京大學就想到蔡元培校長，談起蔡元培校長就想到他開創的風氣——兼容并包和學術自由。這風氣表現在各個方面，或者說無孔不入，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課堂。課堂，由宗周的國子學到清末的三味書屋，規矩都是嚴格的。北京大學的課堂卻不然，雖然規定并不這樣說，事實上總是可以隨隨便便。這說得鮮明一些是：不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　　先說不應該上課而上課的情況。這出于幾方面的因緣和合。北京大學不乏名教授，所講雖然未必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卻是名聲在外。這是一方面。有些年輕人在沙灘一帶流浪，沒有上學而同樣愿意求學，還有些人，上了學而學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買硬席票而坐軟席車，于是都踴躍地來旁聽。這也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方面是北京大學課堂的慣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說我剛入學的時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學間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卻很少交談，甚至相視而笑的情況也很少。這由心理方面說恐怕是，都自以為有一套，因而目中無人。但這就給旁聽者創造了大方便，因為都漠不相關，所以非本班的人進來入座，就不會有人看，更不會有人盤查，常有這樣的情況，一個學期，上課常常在一起，比如說十幾個人，其中哪些是選課的，哪些是旁聽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這模模胡胡，有時必須水落石出，就會近于笑談。比如劉半農先生開“古聲律學”的課，每次上課有十幾個人，到期考才知道選課的只有我一個人。還有一次，聽說是法文課，上課的每次有五六個人，到期考卻沒有一個人參加。教師當然很惱火，問管注冊的，原來是只一個人選。后來退了，管注冊的人忘記注銷，所以便宜了旁聽的。　　再說應該上課而不上課的情況。據我所知，上課時間不上課，去逛大街或看電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種種原因或種種想法。比如有的課不值得聽，如“黨義”；有的課，上課所講與講義所寫無大差別，可以不重復；有的課，內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經不步；等等。這類不上課的人，上課時間多半在圖書館，目的是過屠門而大嚼。因為這樣，所以常常不上課的人，也許是成績比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會有反常的反應，對于常上課的是親近，對于不常上課的是敬畏。不常上課，有曠課的處罰問題，學校規定，曠課一半以上不能參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學分，學分不夠不能畢業。怎么辦？辦法是求管點名(進課堂看坐位號，空位畫一次缺課)的盛先生擦去幾次。學生不上課，鉆圖書館，這情況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總是慨然應允。　　這種課堂的隨隨便便，在校外曾引來不很客氣的評論，比如，北京大學是把后門的門檻鋸下來，加在前門的門檻上，就是一種。這評論的意思是，進門很難；但只要能進去，混混就可以畢業，因為后門沒有門檻阻擋了。其實，至少就我親身所體驗，是進門以后，并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轄著，這就是學術空氣。說是空氣，無聲無臭，卻很厲害。比如說，許多學問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藍布長衫，學生，即使很有錢，也不敢西服革履，因為一對照，更慚愧。其他學問大事就更不用說了。　　時間不很長，我離開這個隨隨便便的環境。又不久，國土被侵占，學校遷往西南，同清華、南開合伙過日子去了。一晃過了十年光景，學校返回舊居，一切支離破碎。我有時想到紅樓的昔日，舊的風氣還會有一些嗎？記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來串門，說梁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燈片，很有意思，他聽了幾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講雜建筑，應該去聽聽。到時候，我們去了。講的是花園、橋、塔等等，記得幻燈片里有蘇州木瀆鎮的某花園，小巧曲折，很美。兩小時，講完了，梁先生說：“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說怎么考好？”聽課的有近二十人，沒有一個答話。梁先生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么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舉手。”沒有一個人舉手。梁先生笑了，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著，向講臺下作一個大揖。聽講的人報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來，想到北京大學未改舊家風。心里覺得安慰。　　二　　點滴一談的是紅樓散漫的一面。還有嚴正的一面，也應該談談。不記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課鼓勵學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臘亞里十多德改變業師柏拉圖學說的故事，有人責問他不該這樣做，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紅樓里就是提倡這種精神，也就真充滿這種空氣。這類故事很不少，說幾件還記得的。　　先說一件非親歷的。我到北京大學是三十年代初，其時古文家劉師培和今文家崔適已經下世十年左右。聽老字號的人說，他們二位的校內住所恰好對門，自然要朝夕相見，每次見面都是恭敬客氣，互稱某先生，同時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課之后就完全變了樣，總要攻擊對方荒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記探原》和《春秋復始》都有北京大學講義本，劉著作更多，早逝之后刊為《劉申叔先生遺書》，可見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當仁不讓的。　　三十年代初，還是疑古考古風很盛的時候；同是考，又有從舊和革新之別。胡適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在學校講中國哲學史，自然也是上卷。順便說個笑話，胡還寫過《白話文學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戲稱之為“上卷博士”。言歸正傳，錢賓四(穆)其時已經寫完《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并準備印《老子辨》。兩個人都不能不處理《老子》。這個問題很復雜，提要言之，書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時代的？胡從舊，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錢破舊，二“老”成為年輕人，晚到戰國，略早于韓非。胡書早出，自然按兵不動，于是錢起兵而攻之，胡不舉白旗，錢很氣憤，一次相遇于教授會(現在名教研室或教員體息室)，錢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答：“錢先生，你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這次激烈的爭執以一笑結束。　　爭執也有不這樣輕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來自革新的一面，而是來自更守舊的一面。那是林公鐸(損)，人有些才氣，讀書不少，長于記誦，二十幾歲就到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授。一個熟于子曰詩云而不識abcd的人，不贊成白話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開寫信反對；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滿腹怨氣發泄在課堂上。一次，忘記是講什么課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紅著面孔走上講臺。張口第一句就責罵胡適怎樣不通，因為讀不懂古文，所以主張用新式標點。列舉標點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側打一個杠子(案即專名號)，“這成什么話！”接著說，有一次他看到胡適寫的什么，里面寫到他，旁邊有個杠子，把他氣壞了；往下看，有胡適自己的名字，旁邊也有個杠子，他的氣才消了些。講臺下大笑。他像是滿足了，這場缺席判決就這樣結束。　　教師之間如此。教師學生之間也是如此，舉兩件為例。一次是青年教師俞平伯講古詩，蔡邕所作《飲馬長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兩句，俞說：“知就是不知。”一個同學站起來說：“俞先生，你這樣講有根據嗎？”俞說：“古書這種反訓不少。”接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出六七種。提問的同學說：“對。”坐下。另一次是胡適之講課，提到某一種小說，他說：“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一個同學張君，后來成為史學家的，站起來說，有人說過，見什么叢書里的什么書。胡很驚訝，也很高興，以后上課，逢人便說：“北大真不愧為大。”　　這種站起來提問或反駁的舉動，有時還會有不禮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關于佛學某問題的討論會，胡適發言比較長，正在講得津津有味的時候，一個姓韓的同學氣沖沖地站起來說：“胡先生，你不要講了，你說的都是外行話。”胡說：“我這方面確是很不行。不過，叫我講完了可以嗎？”在場的人都說，當然要講完。因為這是紅樓的傳統，堅持己見，也容許別人堅持己見。根究起來，韓君的主張是外道，所以被否決。　　這種堅持已見的風氣，有時也會引來小麻煩。據說是對于講課中涉及的某學術問題，某教授和某同學意見相反。這只要能夠相互容忍也就罷了；偏偏是互不相讓，爭論起來無盡無休。這樣延續到學期終了，不知教授是有意為難還是選取重點，考題就正好出了這一個。這位同學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閱卷，自然認為錯誤，于是評為不及格。照規定，不及格，下學期開學之后要補考，考卷上照例蓋一長條印章，上寫：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為照規定，補考分數要打九折，記入學分冊，評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點，勉強及格。且說這次補考，也許為了表示決不讓步吧，教授出題，仍是原樣。那位同學也不讓步，答卷也仍是原樣。評分，寫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還要補考，仍舊是雙方都不讓步，評分又是六十。但這一次算及了格，問為什么。說是規定只說補考打九折，沒有說再補考還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這位教授違背了紅樓精神，于是以失敗告終。　　三　　點滴一談散漫，二談嚴正；還可以再加一種，談容忍。我是在中等學校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學的，深知充任中學教師之不易。沒有相當的學識不成；有，口才差，講不好也不成；還要有差不多的儀表，因為學生不只聽，還要看。學生好比是劇場的看客，既有不買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權利。戴著這種舊眼鏡走入紅樓，真是面目一新，這里是只要學有專長，其他一切都可以湊合。自然，學生還有不買票的自由，不過只要買了票，進場入座，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學生都不會喊倒好，因為紅樓的風氣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擾。舉幾件還記得的小事為證。　　一件，是英文組，我常去旁聽。一個外國胖太太，總不少于五十多歲吧，課講得不壞，發音清朗而語言流利。她講一會總要讓學生溫習一下，這一段空閑，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鏡子、粉和胭脂，對著鏡子細細涂抹。這是很不合中國習慣的，因為是“老”師，而且在課堂。我第一次看見，簡直有點愕然；及至看看別人，都若無其事，也就恢復平靜了。　　另一件，是顧頡剛先生，那時候他是燕京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兼課，講《禹貢》之類。顧先生專攻歷史，學問淵博，是疑古隊伍中的健將；善于寫文章，下筆萬言，凡是翻過《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嗇，與其角者缺其齒，口才偏偏很差。講課，他總是意多而言語跟不上，吃吃一會，就急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疾書。寫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無論如何，較之口若懸河總是很差了。我有時想，要是在中學，也許有被驅逐的危險吧？而在紅樓，大家就處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專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為他是一樁公案的判決者。這是有關《紅樓夢》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紅樓夢》，早期有“索隱”派，如王夢阮，說《紅樓夢》是影射清世祖順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給冒辟疆的董小宛。這樣一比附，賈寶玉就成為順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說來活靈活現，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聲不響，寫了《董小宛考》，證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啟四年，比順治大十四歲，董小宛死時年二十八，順治還是十四歲的孩子。結果判決：不可能。我是懷著看看這位精干厲害人物的心情才去聽他的課的。及至上課，才知道，從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干，又不厲害。身材不高，永遠穿一件舊棉布長衫，面部沉悶，毫無表情。專說他的講課，也是出奇的沉悶。有講義，學生人手一編。上課鐘響后，他走上講臺，手里拿著一本講義，拇指插在講義中間。從來不向講臺下看，也許因為看也看不見。應該從哪里念起，是早已準備好，有拇指作記號的，于是翻開就照本慢讀。我曾檢驗過，耳聽目視，果然一字不差。下課鐘響了，把講義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間，轉身走出，還是不向講臺下看。下一課仍舊如此，真夠得上是堅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講目錄學的倫哲如(明)先生。他知識豐富，不但歷代經籍藝文情況熟，而且，據說見聞廣，許多善本書他都見過。可是有些事卻胡里胡涂。譬如上下課有鐘聲，他向來不清楚，或者聽而不聞，要有人提醒才能照辦。關于課程內容的數量，講授時間的長短，他也不清楚，學生有時問到，他照倒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鐸(損，原寫攻瀆)先生。他年歲很輕就到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任教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驕傲，常常借酒力說怪話。據說他長于記誦，許多古籍能背；詩寫得很好，可惜沒見過。至于學識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過一種書，名《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見過，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為標準衡之，恐怕不很高明，因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視很高，喜歡立異，有時異到等于胡說。譬如有一次，有人問他：“林先生這學期開什么課？”他答：“唐詩。”又問：“準備講哪些人？”他答：“陶淵明。”他上課，常常是發牢騷，說題外話。譬如講詩，一學期不見得能講幾首；就是幾首，有時也喜歡隨口亂說，以表示與眾不同。同學田君告訴我，他聽林公鐸講杜甫《贈衛八處士》，結尾云，衛八處士不夠朋友，用黃米飯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當然不滿，所以詩中說，“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許就是因為常常講得太怪，所以到胡適兼任系主任，動手整頓的時候，林公鐸解聘了。他不服，寫了責問的公開信，其中用了楊修“雞肋”的典故，說“教授雞肋”。我當時覺得，這個典故用得并不妥，因為雞肋的一面是棄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無所謂的。　　最后說說錢玄同先生。錢先生是學術界大名人，原名夏，據說因為庶出受歧視，想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與魯迅先生是同門之友，來往很密，并勸魯迅先生改鈔古碑為寫點文章，就是《吶喊·自序》稱為“金心異”的(案此名本為林琴南所惠賜)。他通文字音韻及國學各門。最難得的是在老學究的隊伍里而下筆則詼諧諷刺，或說嬉笑怒罵，他是師范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兼課，講“中國音韻沿革”。錢先生有口才，頭腦清晰，講書條理清楚，滔滔不絕。我聽了他一年課，照規定要考兩次。上一學期終了考，他來了，發下考卷考題以后，打開書包，坐在講桌后寫他自已的什么。考題四道，旁邊一個同學告訴我，好歹答三道題就交吧，反正沒人看。我照樣做了，到下課，果然見錢先生拿著考卷走進教務室，并立刻空著手出來。后來知道，錢先生是向來不判考卷的，學餃為此刻一個木戳，上寫“及梧”二字，收到考卷，蓋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記入學分冊，而已。這個辦法，據說錢先生曾向外推廣，那是在燕京大學兼課，考卷不看，交與學校。學校退回，錢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學校要依法制裁，說如不判考卷，將扣發薪金云云。錢先生作復，并附鈔票一包，云：薪金全數奉還，判卷恕不能從命。這次爭執如何了結，因為沒有聽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說。總之可證，紅樓的容忍風氣雖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還是不容易的。　　四　　點滴一、二、三說的都是紅樓之內。這回要說之外，即紅樓后面的一片空曠地，當時用作操場，后來稱為民主廣場的。場地很大，卻幾乎毫無設置，記得除了冬季在北部，上搭席棚、下開球場之外，長年都是空空的。學校有籃球場和網球場，在北河沿第三院，打球要到那里去。紅樓后面的廣場，惟一的用處是上軍事訓練課。　　同“黨義”一樣，軍事訓練是必修課，由入學起，上一年還是兩年，記不清了，總之是不修或修而不及格就不能畢業。說來奇怪，這也是名實相反的好例證，凡是必修的，在學生心目中都是“不必”修的。必修之下有普修，如大一國文、大一外語等，都是一年級時候學一年。對于普修課，學生的看法大致是，學學也好，不學也沒什么了不得，因為都是入門的，或說下里巴人的。再下是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選修課，是爬往“專”的路上的階梯，因而最為學生所看重，其實也最為教師和學校甚至社會所看重。　　同是必修課，不受重視的原因不盡同。例如黨義，除了學生視為淺易之外，主要原因是宣揚“書同文，車同軌”，與北京大學的容許甚至鼓勵亂說亂道的精神格格不入。且說這位教黨義的先生，記得姓王，看似無能，卻十分聰明。他對付學生的辦法完全是黃老之術，所謂無為而治。上課，據說經常只有一個人，是同事關系(?)，不好不捧場。到考試，學生蜂擁而至，坐滿課堂，評分是凡有答卷的都及格。軍事訓練不受學生重視，原因之一是學生來此的本意是學文，不是學武；之二是，在北京大學，外貌自由散漫已經成為風氣，而軍事訓練卻要求嚴格奮發。　　教軍事訓練課必須解決這個矛盾，卻不能用黃老之術，因為一個人上操場，不能列隊；又這是在紅樓之外，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擔任這門課的是白雄遠，在學校的職位是課業處軍事訓練組主任，也許軍階是校級吧，我們稱之為教官。他很有辦法，竟把上面說的這種矛盾解決得水乳交融。他身材相當魁梧，腰桿挺直，兩眼明朗有神，穿上軍服，腰系皮帶，足登皮靴，用文言濫調，真可說是精神奕奕了。他對付學生的辦法是以心理學為基礎的社交術。他記性好，二三百受訓的學生，他幾乎都認識。對待學生，他是兩儀合為太極。一儀是在課外，遇見學生稱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如果點頭之外還繼以談話，就說學生學的是真學問，前途無量，他學的這一行簡直不足道。另一儀是在課內，那就真是像煞有介事，立正，看齊，報數，像是一絲不茍。這兩儀合為太極，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描述。有一次，也許有少數學生表現得不夠理想吧。他像是深有感慨地說：“諸位是研究學問的，軍訓當然沒意思。可是國家設這門課，讓我來教。我不能不教，諸位不能不上。我們心里都明白，用不著較真兒。譬如說，旁邊有人看著，我喊立正，諸位打起精神，站正了，排齊了，我喊報數，諸位大聲報，一，二，三，四，人家看著很好，我也光彩，不就得了嗎。如果沒有人看著，諸位只要能來，怎么樣都可以，反正能應酬過去就成了。”　　他這個兩儀合為太極的辦法很有成效，據我記得，我們那一班(班排之班)，大概十個人吧，上課總是都到。其中有后來成為名人的何其芳，我的印象，是全班中最為吊兒郎當的，身子站不穩，槍拿不正。可是白救官身先士卒，向來沒申斥過哪一個人。課程平平靜靜地進行，中間還打過一次靶，到北郊，實彈射擊。機關槍五發，步槍五發，自然打中的不多，可是都算及了格。　　不知道從哪里刮來一陣風，說必須整頓，加強。于是來個新教官，據說是上校級，南京派來的。上課，態度大變，是要嚴格要求，絕對服從。開門第一炮，果然對待士卒的樣子，指使，擺布，申斥。這是變太極為敲撲，結果自然是群情憤激。開始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布陣反擊，武器有鋼鐵和橡膠兩種。鋼鐵是正顏厲色地論辯，那位先生不學無術，虛張聲勢，這樣一戳就泄了氣。橡膠是無聲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著，你不能奈我何。據說，這位先生氣得沒辦法，曾找學校支援，學校對學生一貫是行所無事，當然不管。于是，大概只有兩三個月吧，這位先生黔驢技窮，辭職回南了。他失敗，從世故方面說是違背了“入其國，先問其俗”的古訓，從大道理方面說是違背了紅樓精神。　　白雄遠教官，人也許沒有什么可傳的；如果說還有可傳，那就是他能夠順從紅樓精神。因為有這個優點，所以那位先生回南之后，他官復原職，受到同學們的熱烈歡迎。我的記憶，同學對他一直很好，覺得他可親近。也許就是因此，有一次，學校舉行某范圍的智力測驗，其中一題是“擁重兵而非軍閥者是什么人”，有個同學就借他的大名之助，不但得了高分，還獲得全校傳為美談的榮譽。　　五　　點滴四已經走了題，扯到紅樓的外面。俗話說，“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經跑出來，索性再談些不都發生在紅樓之內的事。這想談的是有關入學的種種，北京大學有自己的一套辦法，現在看來也許很簡陋，但有特點，或者可以聊備掌故吧。　　先說第一次的入學，由投考報名起，是有松有緊。所謂緊是指報名資格，一定要是中等學校畢業，有證書作證明。所謂松是只填考某院(文、理、法)而不填考某系，更不細到系之下還要定專業。這松之后自然會隨來一種自由：可以選某一院的任何系，如考取文學院，既可以選讀歷史，也可以選讀日語。自由與計畫是不容易協調的，于是各系的學生數就難免出現偏多偏少的現象。例如一九三六年暑期畢業的一期，史學系多到三十六個人，其中有后來成為史學家的張政烺；生物學系少到三個人，其中有后來成為美籍華人的生物學家牛滿江。多，開班，少，也開班，這用的是姜太公的辦法，愿者上鉤。　　再說命題，用的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譬如說，考國文是明天早八點，今天中午由校、系首腦密商，決定請某某兩三位教授命題。接著立刻派汽車依次去接。形式近于逮捕，到門，進去，見到某教授，說明來意，受請者必須拿起衣物，不與任何人交談，立刻上車。到紅樓以后，形式近于監禁，要一直走入地下層的某一室，在室內商酌出題。樓外一周有校誓包圍，任何人不準接近樓窗。這樣，工作，飲食，大小便，休息，睡眠，都在地下，入夜某時以前，題要交卷。印講義的工廠原就在地下，工人也是不許走出地下層，接到題稿，排版，出題人校對無誤，印成若干份，加封待用。到早晨，八時略前，題紙由地下層取出，送到試場分發；出題人解禁，派汽車送回家。這個辦法像是很有優點，因為沒有聽說過有漏題的事。　　看考卷判分，密封，看字不知人，對錯有標準，自然用不著什么新奇花樣。只是有一種不好辦，就是國文卷的作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且不說準確，連公平也不容易做到。趙憩之(蔭棠)先生有一次告訴我，三十年代某一年招考，看國文考卷有他，閱卷將開始，胡適提議，大家的評分標準要協調一下。辦法是隨便拿出一份考卷，每人把其中的作文看一遍，然后把評分寫在紙條上，最后把所有紙條的評分平均一下，算作標準。試一份，評分相差很多，高的七八十，少的四五十，平均，得六十多，即以此為標準，分頭閱卷。其實，我想，就是這樣協調一下也還是難于公平準確，慣于寬的下不了許多，慣于嚴的上不了許多，考卷鹿死誰手，只好碰運氣。　　幾門考卷評分都完，以后就又鐵面無私了：幾個數相加，取其和。然后是由多到少排個隊，比如由四百分起，到二百分止。本年取多少人是定好了的，比如二百八十人，那就從排頭往下數，數到二百八十，算錄取，二百八十一以下不要。排隊，錄取，寫榜，多在第二院(理學院)西路大學辦公處那個圓頂大屋里進行，因為木已成舟，也就不再保密，是有人唱名有人寫。消息靈通、性急并愿意早報喜信的人可以在屋外聽，如果恰巧聽到心上人的名字，就可以在出榜的前一天告訴那個及第的人。榜總是貼在第二院的大門外，因為哪一天貼不定，所以沒有萬頭攢動的情況。　　與現在分別通知的辦法相比，貼榜的老辦法有缺點，是投考的人必須走到榜前才能知道是否錄取。我就是沒有及時走到榜前吃了不少苦頭的。考北京大學的人一般是住在沙灘一帶的公寓里，我剛為有個親戚在朝陽學院上學，由他代找住處，住在靠近東直門的海運倉，離沙灘有六七里路。考北京大學完畢，自然不知道能不能錄取，于是繼續溫課，準備再考師范大學。也巧，這一年夏天特別熱，晚上在燈下解方程式，蚊子咬，汗流浹背。就這樣，有一天，公寓的伙計送來個明信片，說放在窗臺上幾天了(www.lz13.cn)，沒人拿，問問是不是我的。接過一看，是同學趙君看榜后寫的祝賀語，再看日期，已經是一個星期以前的事了。　　錄取以后，第一次入學，辦手續，交學費十元，不能通融。推想這是因為還在大門以外。手續辦完，走入大門，情況就不同了，從第二學期起，可以請求緩交。照規定，要上書校長，說明理由，請求批準。情況是照例批準，所以資格老些的學生，總是請求而不寫理由，于是所上之書就成為非常簡練的三行：第一行是“校長”，第二行是“請求緩交學費”，最重要的是第三行，必須寫清楚，是“某系某年級某某某”，因為管注冊的人只看這一行，不清楚就不能注冊入學。　　北京大學還有一種規定，不知道成文不成文，是某系修完，可以轉入同院的另一系，再學四年，不必經過入學考試。有個同學王君就是這樣學了八年。為什么要這樣呢？我沒有問他。也許由于舍不得紅樓的環境和空氣？說心里話，舍不得的自然不只他一個，不過自食其力的社會空氣力量很大，絕大多數人也就只好卷起鋪蓋，走上另一條路了。　　 張中行作品_張中行散文 張中行：晨光 張中行：汪大娘分頁：123

哈佛女校長畢業典禮勵志演講：職業選擇與幸福尋找　　　　In the curious custom of this venerable institution, I find myself standing before you expected to impart words of lasting wisdom. Here I am in a pulpit, dressed like a Puritan minister — an apparition that would have horrified many of my distinguished forebears and perhaps rededicated some of them to the extirpation of witches. This moment would have propelled Increase and Cotton into a true “Mather lather.” But here I am and there you are and it is the moment of and for Veritas.　　在這所久負盛名的大學的別具一格的儀式上，我站在了你們的面前，被期待著給予一些蘊含著恒久智慧的言論。站在這個講壇上，我穿得像個清教徒教長——一個可能會嚇到我的杰出前輩們的怪物，或許使他們中的一些人重新致力于鏟除巫婆的事業上。這個時刻也許曾激勵了很多清教徒成為教長。但現在，我在上面，你們在下面，此時此刻，屬于真理，為了真理。　　　　You have been undergraduates for four years. I have been president for not quite one. You have known three presidents; I one senior class. Where then lies the voice of experience? Maybe you should be offering the wisdom. Perhaps our roles could be reversed and I could, in Harvard Law School style, do cold calls for the next hour or so.　　你們已經在哈佛做了四年的大學生，而我當哈佛校長還不到一年。你們認識了三個校長，而我只認識了你們這一屆大四的。算起來我哪有資格說什么經驗之談？或許應該由你們上來展示一下智慧。要不我們換換位置？然后我就可以像哈佛法學院的學生那樣，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內不時地冷不防地提出問題。　　　　We all do seem to have made it to this point — more or less in one piece. Though I recently learned that we have not provided you with dinner since May 22. I know we need to wean you from Harvard in a figurative sense. I never knew we took it quite so literally.　　學校和學生們似乎都在努力讓時間來到這一時刻，而且還差不多是步調一致的。我這兩天才得知哈佛從5月22日開始就不向你們提供伙食了。雖然有比喻說“我們早晚得給你們斷奶”，但沒想到我們的后勤還真的早早就把“奶”給斷了。　　　　But let's return to that notion of cold calls for a moment. Let's imagine this were a baccalaureate service in the form of Q & A, and you were asking the questions.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President Faust? What were these four years at Harvard for? President Faust, you must have learned something since you graduated from college exactly 40 years ago?” （Forty years. I'll say it out loud since every detail of my life — and certainly the year of my Bryn Mawr degree — now seems to be publicly available. But please remember I was young for my class.）　　現在還是讓我們回到我剛才提到的提問題的事上吧。讓我們設想下這是個哈佛大學給本科生的畢業服務，是以問答的形式。你們將問些問題，比如：“福校長啊，人生的價值是什么呢？我們上這大學四年是為了什么呢？福校長，你大學畢業到現在的40年里一定學到些什么東西可以教給我們吧？”　　　　In a way, you have been engaging me in this Q & A for the past year. On just these questions, although you have phrased them a bit more narrowly. And I have been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I might answer and, perhaps more intriguingly, why you were asking.　　在某種程度上，在過去的一年里你們一直都在讓我從事這種問答。從僅僅這些問題上，即使你們措辭問題都傾向于狹義，而我除了思考怎么做出回答外，更激發我去思考的，是你們為什么問這些問題。　　　　Let me explain. It actually began when I met with the UC just after my appointment was announced in the winter of 2007. Then the questions continued when I had lunch at Kirkland House, dinner at Leverett, when I met with students in my office hours, even with some recent graduates I encountered abroad. The first thing you asked me about wasn't the curriculum or advising or faculty contact or even student space. In fact, it wasn't even alcohol policy. Instead, you repeatedly asked me: Why are so many of us going to Wall Street? Why are we going in such numbers from Harvard to finance, consulting, i-banking?　　聽我解釋。提問從2007年冬天我的任職被公布時與校方的會面就開始了。然后提問一直持續，不論是我在Kirkland House（哈佛的12個本科生宿舍之一）吃午飯還是在Leverett House（哈佛的12個本科生宿舍之一，本科高年級學生使用）吃晚飯，或是當我在辦公時間與學生會見，甚至是我在與國外認識的剛考來的研究生的談話中。你們問的第一個問題不是關于課業，不是讓我提建議，也不是為了和教員接觸，甚至是想向我提建議。事實上，更不是為了和我討論酒精政策。相反，你們不厭其煩問的卻是：為什么我們之中這么多人將去華爾街？為什么我們大量的學生都從哈佛走向了金融，理財咨詢，投行？　　　　There are a number of ways to think about this question and how to answer it. There is the Willie Sutton approach. You may know that when he was asked why he robbed banks, he replied, “Because that's where the money is.” Professors Claudia Goldin and Larry Katz, whom many of you have encountered in your economics concentration, offer a not dissimilar answer based on their study of student career choices since the seventies. They find it notable that, given the very high pecuniary rewards in finance, many students nonetheless still choose to do something else. Indeed, 37 of you have signed on with Teach for America; one of you will dance tango and work in dance therapy in Argentina; another will be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Kenya; another, with an honors degree in math, will study poetry; another will train as a pilot with the USAF; another will work to combat breast cancer. Numbers of you will go to law school, medical school, and graduate school. But, consistent with the pattern Goldin and Katz have document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you are selecting finance and consulting. The Crimson's survey of last year's class reported that 58 percent of men and 43 percent of women entering the workforce made this choice. This year, even in challenging economic times, the figure is 39 percent.　　對于這個問題有多種思考和回答方式。有一種解釋就是如Willie Sutton所說的，一切向“錢”看。（Willie Sutton是個搶銀行犯，被逮住后當被問到為什么去搶銀行時，他說：“Because that is where the money is!”）你們中很多人見過的普通經濟學教授Claudia Goldin 和Larry Katz，基于對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學生的職業選擇的研究，作出了差不多的回答。他們發現了值得注意的一點：即使從事金融業可以得到很高的金錢回報，很多學生仍然選擇做其它的事情。實事上，你們中間有37人簽到了“教育美國人”（Teach for America，美國的一個組織，其作用類似于中國的“希望工程”）；1人將去跳探戈舞蹈并在阿根廷從事舞蹈療法；1人將致力于肯尼亞的農業發展；另有1人獲得了數學的榮譽學位，卻轉而去研究詩歌；1人將去美國空軍接受飛行員訓練；還有1人將加入到與乳癌抗戰當中。你們中的很多人將去法學院，醫學院或研究生院。但是，和Goldin 和Katz教授有據證明的一樣，你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將選擇金融和理財咨詢。Crimson對于上屆學生的調查顯示，在就業的學生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做出了這個選擇。今年，即使在經濟受挑戰的一年，這個數據是39%。　　　　High salaries, the all but irresistible recruiting juggernaut, the reassurance for many of you that you will be in New York working and living and enjoying life alongside your friends, the promise of interesting work —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explain these choices. For some of you, it is a commitment for only a year or two in any case. Others believe they will best be able to do good by first doing well. Yet, you ask me why you are following this path.　　也許是為了高薪——難以抵抗的招聘誘惑，也許是為了留在紐約然后和朋友們一起工作生活和享受人生，也許是為了做自己感興趣的工作——對于這些選擇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對你們中的一些人，無論如何那也只是個一兩年的契約。其他的一部分人相信他們只有在過得“富有”了以后才有可能過得“富有”價值。不過，你們依然會問我，為什么要走這條路？　　　　I find myself in some ways less interested in answering your question than in figuring out why you are posing it. If Professors Goldin and Katz have it right; if finance is indeed the “rational choice,” why do you keep raising this issue with me? Why does this seemingly rational choice strike a number of you as not understandable, as not entirely rational, as in some sense less a free choice than a compulsion or necessity? Why does this seem to be troubling so many of you?　　我發現我自己有時候對于回答你們的問題并沒有多大興趣，比較而言更感興趣的卻是捉摸你們為什么提那些問題。如果果真如Goldin和Katz教授所說；如果去搞金融確實是一個“理性”的選擇，為什么你們會不停地向我提出這類問題？為什么看似理性的選擇卻讓你們當中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是令人費解的，偽理性的，或出于某種需求和強迫所作出的并不自由的選擇？為什么這個問題似乎困擾著你們當中的很多一部分人？　　　　You are asking me, I think,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though you have posed your question in code — in terms of the observable and measurable phenomenon of senior career choice rather than the abstract, unfathomable and almost embarrassing realm of metaphysics. The Meaning of Life — capital M, capital L — is a cliché — easier to deal with as the ironic title of a Monty Python movie or the subject of a Simpsons episode than as a matter about which one would dare admit to harboring serious concern.　　我想，你們問我的是：關于人生價值的問題。雖然你們問得比較隱晦——即是些可以觀察和衡量的大四學生職業選擇的問題，而不是那抽象的，晦澀的，甚至會令人難堪的形而上學范疇的問題。人生價值，要人生？還是要價值？作為Monty Python那部片子（指的是六人行里《人生的價值》那一集）的諷刺意味的片名是不難理解的，作為《辛普森一家》（美國特別受歡迎的動畫連續劇）的其中一集的主題也是不難理解的，可是當關系到“生存問題”的時候，就是不那么好辦了。　　　　But let's for a moment abandon our Harvard savoir faire, our imperturbability, our pretense of invulnerability, and try to find the beginnings of some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　　那讓我們還是暫時摘下那戴著的哈佛面具，收起那缺乏熱情的冷漠，卸下我們看似刀槍不入的偽裝，讓我們嘗試去探尋你們問的一些問題的答案。　　　　I think you are worried because you want your lives not just to be conventionally successful, but to be meaningful, and you are not sure how those two goals fit together. You are not sure if a generous starting salary at a prestigious brand name organization together with the promise of future wealth will feed your soul.　　我覺得，你們之所以擔憂，是因為你們不想僅僅是獲得傳統意義上的成功，而且要活得有價值。可是你們不清楚“魚”與“熊掌”怎樣才能“兼得”。你們不清楚是否，一家擁有著名品牌的企業提供的數目可觀的并且預期著你未來財富的起薪，可以讓你們的靈魂得到滿足。　　　　Why are you worried? Partly it is our fault. We have told you from the moment you arrived here that you will be the leaders responsible for the future, that you are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on whom we will all depend, that you will change the world. We have burdened you with no small expectations. And you have already done remarkable things to fulfill them: your dedication to service demonstrated in your extracurricular engagements, your concern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expressed in your vigorous championing of sustainability, your reinvigor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through engagement in this year's presidential contests.　　然而，你們為什么擔憂呢？這部分地是我們的責任。當你們一踏進這個學校，我們就告訴你們：你們將成為領導未來的中堅人物，你們將成為美國人民依賴的最頂尖、最杰出的精英，你們將改變整個世界。我們“望子成龍”的期望使你們背上了負擔。而你們為了實現這些期望也已經做得很好：在對課外活動的從事中，你們展示出對于服務性工作的奉獻精神；從對可持續發展的熱情擁護，你們表達出對這個星球的關懷；通過對今年總統競選的參與，你們做出了希望使美國政治重新恢復活力的實際行動。　　　　But many of you are now wondering how these commitments fit with a career choice. Is it necessary to decide between remunerative work and meaningful work? If it were to be either/or, which would you choose? Is there a way to have both?　　　　但你們中的很多人現在會問，“怎樣才能把做這些有價值的事情和一個職業選擇結合起來呢？”“是否必須在一份有報酬卻沒價值的工作和一份有價值卻沒報酬的工作間做出抉擇呢？”“如果是一個單選題，您會選哪一個？”“有沒有折中的辦法？”　　　　You are asking me and yourselv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values, about trying to reconcile potentially competing goods, about recognizing that it may not be possible to have it all. You are at a moment of transition that requires making choices. And selecting one option — a job, a career, a graduate program — means not selecting others. Every decision means loss as well as gain — possibilities foregone as well as possibilities embraced. Your question to me is partly about that — about loss of roads not taken.　　你們在問我，也是問你們自己問題，即關于價值觀的根本性的問題。你們在試圖調解兩個商品潛在的相互競爭，承認也許不可能兼得兩者。你們在經歷一次人生的轉折，而這個轉折需要你們自己做出一些決定。選擇一條道路——一份工作、一項事業或一個研究生課題——不單單是在選擇東西。每個決定都意味著“得”與“失”——過去與未來的種種可能。你們問我的問題其實有幾分是關于“失”，即你放棄的那條道路讓你失去了什么。　　　　Finance, Wall Street, “recruiting” have become the symbol of this dilemma, representing a set of issues that is much broader and deeper than just one career path. These are issues that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ll at some point face you all — as you graduate from medical school and choose a specialty — family practice or dermatology, as you decide whether to use your law degree to work for a corporate firm or as a public defender, as you decide whether to stay in teaching after your two years with TFA. You are worried because you want to have both a meaningful life and a successful one; you know you were educated to make a difference not just for yourself, for your own comfort and satisfaction, but for the world around you. And now you have to figure out the way to make that possible.　　金融、華爾街，“招聘”一詞已經成了這種博弈的符號，代表著比僅僅選擇一條職業道路更廣更深的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早晚將面臨著你們每個人——如果你是從醫學院畢業，你將選擇一個具體從醫方向——做私人醫生還是專攻皮膚病，如果你學的是法律，你將決定是用你的法律知識為一個公司法人賣命還是成為公眾的正義化身，或是在 “教育美國人”兩年后你決定是否繼續從教。你們之所以擔憂，是因為你們想擁有充滿價值的同時又是成功的人生；你們知道，你們被教育要有大的作為，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為了自己生活地舒適，而是要讓周圍的世界因此而改變。（這句話讓我很感動J）因此你們才不得不思考怎樣才能讓其成為可能。　　　　I think there is a second reason you are worried — related to but not entirely distinct from the first. You want to be happy. You have flocked to courses like “Positive Psychology” — Psych 1504 — and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in search of tips. But how do we find happiness? I can offer one encouraging answer: get older. Turns out that survey data show older people — that is, my age — report themselves happier than do younger ones. But perhaps you don't want to wait.　　我認為你們之所以擔憂有第二個原因——和第一個有關系但不是完全一樣。你們希望過得幸福。你們蜂擁著去修“積極心理學”這門課——課程代號“心1504”——和“幸福的科學”這門課，不就是為了聽點人生“小貼士”？可是，我們怎樣才能獲得幸福？在這兒，我可以提供一個啟發性的答案：變老。調查數據顯示年長的人——也就是我這把年紀的人——覺得自己比年輕人更幸福。不過，很可能你們沒有人愿意去等著去看這個答案。　　　　I have listened to you talk about the choices ahead of you, I have heard you articulate your worri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success and happiness — perhaps, more accurately, how to define success so that it yields and encompasses real happiness, not just money and prestige. The most remunerative choice, you fear, may not be the most meaningful and the most satisfying. But you wonder how you would ever survive as an artist or an actor or a public servant or a high school teacher? How would you ever figure out a path by which to make your way in journalism? Would you ever find a job as an English professor after you finished who knows how many years of graduate school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在聊天時我聽過你們談到你們目前所面臨的選擇，我聽到你們一字一句地說出你們對于成功與幸福的關系的憂慮——也許，更精確地講，怎樣去定義成功才能使它具有或包含真正的幸福，而不僅僅是金錢和榮譽。你們害怕，報酬最豐厚的選擇，也許不是最有價值的和最令人滿意的選擇。但是你們也擔心，如果作為一個藝術家或是一個演員，一個人民公仆或是一個中學老師，該如何才能生存下去？然而，你們可曾想過，如果你的夢想是新聞業，怎樣才能想出一條通往夢想的道路呢？難道你會在讀了不知多少年研，寫了不知多少畢業論文終于畢業后，找一個英語教授的工作？　　　　The answer is: you won't know till you try. But if you don't try to do what you love — whether it is painting or biology or finance; if you don't pursue what you think will be most meaningful, you will regret it. Life is long. There is always time for Plan B. But don't begin with it.　　答案是：你不試試就永遠都不會知道。但如果你不試著去做自己熱愛的事情，不管是玩泥巴還是生物還是金融，如果連你自己都不去追求你認為最有價值的事，你終將后悔。人生路漫漫，你總有時間去給自己留“后路”，但可別一開始就走“后路”。（說的多棒啊！）　　　　I think of this as my parking space theory of career choice, and I have been sharing it with students for decades. Don't park 20 blocks from your destination because you think you'll never find a space. Go where you want to be and then circle back to where you have to be.　　我把這叫做我的關于職業選擇的“泊車”理論，幾十年來我一直都在向學生們“兜售”我的這個理論。不要因為怕到了目的地找不到停車位而把車停在距離目的地20個路口的地方。直接到達你想去的地方，哪怕再繞回來停，你暫時停的地方只是你被迫停的地方。　　　　You may love investment banking or finance or consulting. It might be just right for you. Or, you might be like the senior I met at lunch at Kirkland who had just returned from an interview on the West Coast with a prestigious consulting firm. “Why am I doing this?” she asked. “I hate flying, I hate hotels, I won't like this job.” Find work you love. It is hard to be happy if you spend more than half your waking hours doing something you don't.　　你也許喜歡做投行，或是做金融抑或做理財咨詢。都可能是適合你的。那也許真的就是適合你的。或許你也會像我在Kirkland House見到的那個大四學生一樣，她剛從美國西海岸一家著名理財咨詢公司的面試回來。“我為什么要做這個？”她說，“我討厭坐飛機，我討厭住賓館，我是不會喜歡這份工作的。”找到你熱愛的工作。如果你把你一天中醒著的一大半時間用來做你不喜歡的事情，你是很難感到幸福的。　　　　But what is ultimately most important here is that you are asking the question — not just of me but of yourselves. You are choosing roads and at the same time challenging your own choices. You have a notion of what you want your life to be and you are not sure the road you are taking is going to get you there. This is the best news. And it is also, I hope, to some degree, our fault. Noticing your life, reflecting upon it, considering how you can live it well, wondering how you can do good: These are perhaps the most valuable things that a liberal arts education has equipped you to do. A liberal education demands that you live self-consciously. It prepares you to seek and define the meaning inherent in all you do. It has made you an analyst and critic of yourself, a person in this way supremely equipped to take charge of your life and how it unfolds.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the liberal arts are liberal — as in liberare — to free. They empower you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exercising agency, of discovering meaning, of making choices. The surest way to have a meaningful, happy life is to commit yourself to striving for it. Don't settle. Be prepared to change routes. Remember the impossible expectations we have of you, and even as you recognize they are impossible, remember how important they are as a lodestar guiding you toward something that matters to you and to the world. The meaning of your life is for you to make.　　但是我在這兒說的最重要的是：你們在問那些問題——不僅是問我，而是在問你們自己。你們正在選擇人生的道路，同時也在對自己的選擇提出質疑。你們知道自己想過什么樣的生活，也知道你們將行的道路不一定會把你們帶到想去的地方。這樣其實很好。某種程度上，我倒希望這是我們的錯。我們一直在標榜人生，像鏡子一樣照出未來你們的模樣，思考你們怎么可以過得幸福，探索你們怎樣才能去做些對社會有價值的事：這些也許是文理教育可以給你們“裝備”的最有價值的東西（liberal arts education，可以譯為自由思考的藝術的教育）。文理教育要求你們要活得“明白”。它使你探索和定義你做的每件事情背后的價值。它讓你成為一個經常分析和反省自己的人。而這樣的人完全能夠掌控自己的人生或未來。從這個道理上講，文理——照它的字面意思——才使你們自由。（）學文理可以讓你有機會去進行理論的實踐，去發現你所做的選擇的價值。想過上有價值的，幸福的生活，最可靠的途徑就是為了你的目標去奮斗。不要安于現狀得過且過。隨時準備著改變人生的道路。記住我們對你們的我覺得是“過于崇高”的期待，可能你們自己也承認那些期待是有點“太高了”。不過如果想做些對于你們自己或是這個世界有點價值的事情，記住它們，它們將會像北斗一樣指引著你們。你們人生的價值將由你們去實現！　　　　I can't wait to see how you all turn out. Do come back, from time to time, and let us know.　　我都等不及想看看你們都最終會如何。畢業以后和學校常聯系，常回“家”看看，讓我們了解你們的情況。 幼兒園畢業典禮流程 高 三畢業典禮講話 高 三畢業典禮校長講話分頁：123

失敗一定會有所收獲，成功就是不斷超越自我       “你一定比你想象的還要好，但是許多人并不這樣認為。”許多杰出人士在小小年紀時，就懷有大志，就想與眾不同，無論遭遇任何磨難，仍相信自己是最好的。你是不是有這樣的信念，有別人打不倒的自信心呢？你的堅持有多強，你的自信就有多強，你的路就有多長。      曾在一本弗洛伊德的書上讀到過這樣一則故事：      約翰和湯姆是相鄰兩家的孩子，他倆從小就在一起玩耍。約翰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學什么都是一點就通，他知道自己的優勢。自然也頗為驕傲。湯姆的腦子沒有約翰靈光，盡管他很用功，但成績卻難以進入前十名。與約翰相比，他心里時常流露出一種自卑。然而，他的母親卻總是鼓勵他：“如果你總是以他人的成績來衡量自己，你終生也不過只是一個’追逐者’。奔馳的駿馬盡管在開始的時候總是呼嘯在前，但最終抵達目的地的，卻往往是充滿耐心和毅力的駱駝。”      聰明的約翰自詡是個聰明人。但一生業績平平，沒能成就任何一件大事。而自覺很笨的湯姆卻從各個方面充實自己，一點點地超越著自我，最終成就了非凡的業績。約翰憤憤不平，以至郁郁而終。他的靈魂飛到了天堂后，質問上帝：“我的聰明才智遠遠超過湯姆，我應該比他更偉大才是，可為什么你卻讓他成為了人間的卓越者呢?”（勵志一生 https://www.lz13.cn）上帝笑了笑說：“可憐的約翰啊，你至死都沒能弄明白：我把每個人送到世上，在他生命的’褡褳’里都放了同樣的東西，只不過我把你的聰明放到了’褡褳’的前面，你因為看到或是觸摸到自己的聰明而沾沾自喜，以至誤了你的終生!而湯姆的聰明卻放在了’褡褳’的后面，他因看不到自己的聰明，總是在仰頭看著前方，所以，他一生都在不自覺地邁步向前!”      在一個日本趣味競賽節目中，有一次大食王比賽，有一位其貌不揚的三屆女冠軍，用相當鄙夷的眼神看著與自己競爭的伙伴，因為她認為她們不夠認真，因為她們試圖保持實力。在最后一關時，她的成績已經遙遙領先所有的人了，她依舊無視于旁人的存在，按著自己的節奏吃下去。      “我是向自己的極限挑戰。”她一語道破自己的成功秘訣。      有些人的沮喪是來自于”比較心”。我比別人出身差；我比別人天生長相差；我比別人運氣差；我比……這樣子比下去可能比不完了，但是明知”比”的心態不好，但我們仍然要比一比。如果是這樣，我們不妨先把鏡頭朝向自己，想一想從小到大的自己，以及那些不如你的人，再想想自己此時的心情，你將能夠體會一個失敗者的心情。      不要左顧右盼別人路上的風光，增添自己的煩惱，擾亂自己前進的步伐，回首之際，你當發現你錯過途中向你微笑的花朵。      英國作家約翰·克萊斯，可以說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多產作家，他一共出過564部小說，如果你以一年出10本來算，他花了將近五六十年時間在寫小說。出了那么多書，你可能會以為他是百戰百勝的作家，那你就錯了，他曾經被退稿達753次!      試問你承受得住753次的沮喪嗎?      愛迪生這個童年被老師認為愚鈍的人，他可是創造出1093項發明，不折不扣是個發明大王，你可知道他失敗了多少次，他失敗了3000次。所以作為大師的他會如此說：九十九分的努力，一分的天才。      美國的學者吉思克爾說：“成功無法門，但失敗一定會有所收獲。”愈早失敗對一個人愈有益，這樣你才能在年輕時，獲得大智慧。      臺灣著名漫畫家朱德庸25歲紅透寶島，《雙響炮》、《澀女郎》、《醋溜族》等作品在臺灣深受喜愛；在內地，他的漫畫也非常暢銷。可小時候的他卻是一個問題孩子，并認為自己非常笨。十多歲以后，他發現自己對文字反應遲鈍，但對圖形很敏感。于是他在學校里畫，回到家里也畫，書和作業本上的空白地方都畫得滿滿的；在學校受了哪個老師的批評，一回到家就畫他，狠狠地畫，讓他”死”得非常慘，后來就有媒體發現了他，為他開設漫畫專欄。因為找準了自己的最佳結合點，他成為一位優秀的漫畫家。      有一個心理學家曾經說過：“你一定比你想象的還要好，但是許多人并不這樣認為。”許多杰出人士在小小年紀時，就懷有大志，就想與眾不同，無論遭遇任何磨難，仍相信自己是最好的。你是不是有這樣的信念，有別人打不倒的自信心呢？你的堅持有多強，你的自信就有多強，你的路就有多長。      每一個人都應該永遠記住這個真理，只有不斷超越自我的人，才是一個真正聰明人。人生在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的稟性和天賦，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實現人生價值的切入點。你只要按照自己的稟賦發展自己，不斷地超越心靈的絆馬索，你就不會忽略了自己生命中的太陽，而湮沒在他人的光輝里。【閱讀了本文的用戶還閱讀下列精彩文章，你也看看吧！】[勵志感悟：跌倒的收獲] [勵志教育：放棄是另一種收獲]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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