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媒體記者整理的2005至2007年間發生的父母殺死子女(包含前天在台中市發生的父親殺傷兒子與殺死女兒後自殺)，以及桃園縣平鎮市父親殺死兒子的社會案例，就主觀而言，我先是有一個感覺：這幾年，台灣媒體似乎越來越喜歡炒作「家庭人倫悲劇」。就客觀而言，我還是認為，有必要探討父母殺死子女的社會因素。

基此，我認為父母殺死子女的案例，可能一直都在不同年代及不同國家地區發生著，而非只有2005至2007年間的台灣才有，然而，媒體之所以會特別擴大這段期間內的父母殺子女事件，有兩種可能的原因：第一，這段期間的案件數，確實較2005年以前來得多；第二，這段期間剛好是台灣社會經濟情勢最糟糕的時期，媒體可能是想突顯社會經濟情勢惡化對家庭關係的戕害，不過，這確實是可能的因素。

有人認為，最近之所以會發生這麼多父母親殺死子女的社會案件，是因為道德敗壞的緣故，我認為，這固然是因素之一，不過問題在於：如何測量2005至2007年間，父母親子女教養、兒童人權保障、親子關係倫理意識等社會規範認知或內化的程度？相對地，我認為這個因素更加直接：精神、生理、心理或情緒狀態，事實上，媒體整理的2005至2007年間的案例，每一件都跟這個因素脫離不了關係。

據我歸納，2005至2007年間的父母親殺死子女的案例，父親與母親行兇的比例，包括桃園縣平鎮市父親勒死兒子的案件，約為5：2。在我看來，這除了突顯近年來赴母親殺死子女可能已經形成一種社會現象之外，也再次強化了這個社會事實：父親或其他男性成員，是家庭當中的主要施暴者或衝突引爆者。不過，精神、身心或情緒狀態的影響，倒是沒有性別之分，父母殺死子女幾乎都是這一系列的因素。

就此，理解或解決這種社會問題，還是要回歸到，可能影響父母親「身心健康狀態」的因素，在我看來，大約包含心理、社會和經濟這三類因素，就媒體整理的案例來看，我認為社會面的因素可能有：婚姻狀態(例如：離婚的衝擊)、鄰里社區當中的社會關係、家庭生活模式(例如：夫妻親子的互動)、社會結構因子(例如：不同階級對待子女的方式)、社會行為態度因子(例如：兒童人權觀、子女教養觀)。

就婚姻狀態而言，離婚多半會對雙方或者其中一方造成不可忽略的心理衝擊，由此就可能影響監護子女的父親或母親的身心健康狀態，然台灣社會的實際狀況，離婚之所以會造成衝擊，主要卻是經濟因素使然，倒不是離婚衍生的角色退出，不過單就這次被媒體炒得最熱的父親殺死「貼心女兒」的案例來看，離婚前的家庭性別分工，以及案主被賦予的成年男人角色期待(不得對外表露情緒)，則是主要的因素。

就鄰里社區當中的社會關係而言，雖然媒體沒有仔細描述，不過我認為，這七個案例發生的地區，鄰里社區平常對案主及其家人的交往互動，乃至餘情感上的關心與支持，恐怕都是偏少的。就學理而言，多數負面且非理性之行為的決策與選擇，例如自殺，已有研究證實，其風險程度跟社區、鄰里的情感支持密切有關，昨天與前天分別發生在桃園縣平鎮市與台中市的案例，媒體其實都有描述到這點。

至於家庭生活模式，這就牽涉到家庭成員整體或個別的生活模式或興趣嗜好，例如，這七個案例的行凶者或被害者，本身要麼好賭、嗜酒、吸毒，要麼就是長期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以致於平常互動的時候，就充滿恐懼、不安、暴戾的氣氛，假若這七位案主平常就處在這種家庭氣氛、環境當中，長期累積負面情緒，那麼，會因為一個衝突事件或一個過不了的「經濟關卡」而殺死子女，也就不讓人意外了。

至於社會結構因子和社會行為態度因子(道德觀念也算)，可能會因為決定我前面舉的例子而影響父母親的身心健康狀態，不過，它們都是宏觀層次的因子，媒體這回整理與報導的七個案例，與它們的關聯並不直接。不過我還是稍做說明：首先，社會結構因子當中的教育程度和階級，可能會影響父母面對子女問題時的處理方式；其次，社會行為態度當中的兒童人權觀，可能會影響父母親對兒童的態度。

綜合以上所述，父母親殺死子女之現象形成的社會因素，其實仍和心理與經濟因素密不可分。不過，從「需求理論」的觀點來看，恐怕經濟因素(如薪資收入)依然會是最根本的，社會與心理因素的討論均須參照它。順便一提，我認為當中最傷腦筋的，就是自殺的父母逼子女陪葬，因為牽涉這項陳腐觀念：子女是父母的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