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戰爭受害者，往往先想到死亡、轟炸與流離失所。
但戰爭還有另一種不易被看見的暴力：它不一定立刻奪走人的生命，卻先奪走人的身體、時間與勞動。

在日本帝國的擴張過程中，台灣與韓國人民不只是被統治，更被一步步編入帝國的戰時體制，成為可以被調度、被消耗、被替代的人力。也因此，談戰爭帶來的傷害時，我們不能只看見戰場上的死亡，還必須看見那些在礦坑、工地、運輸線、補給線與軍事支援體系中，被迫交出勞動與生命的人。

所謂強迫勞動，不只是拿著槍把人押走。它也可能發生在一整套制度之中：戶籍、警察、教育、思想動員、殖民行政、戰時徵集。當一個人表面上像是在「志願」、「服從」或「配合國策」，但實際上早已身處極不對等的統治關係，幾乎沒有拒絕空間時，那樣的勞動，就不能被輕描淡寫地說成單純的動員或服務。真正可怕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早已被制度化。

台灣就是如此。

到了日治後期，台灣已深度被納入日本帝國的戰時體制之中。從皇民化到人力動員，殖民統治不再只是維持地方秩序，也開始將人民轉化為可供戰爭使用的資源。1942年，日本在台灣實施陸軍志願兵制度，1943年又開放海軍特別志願兵。這些制度表面上帶有申請與甄選的形式，但背後的前提，是台灣社會早已長期被編入帝國的行政、教育與思想控制體系。到了太平洋戰爭後期，台灣不再只是被治理的殖民地，也成為帝國南進戰略下的重要支援基地。

但即使同在台灣，被捲入戰爭機器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

對多數漢人而言，他們大多是從一般行政、戶籍、警察與戰時動員體系中，被一步步吸納進帝國秩序；但對原住民，尤其是山地原住民而言，他們更早就處在另一種高壓治理架構之下。日治初期的理蕃政策，本就與山林資源開發、空間控制和警備體制緊密相連。後來，日本殖民政府又將不少原住民部落遷往便於監控的集中聚落，進一步改造他們的居住空間、生活節奏與勞動方式。換句話說，同樣身在殖民地，漢人與原住民並不是站在同一個制度位置上承受戰爭。

這樣的差異，在高砂義勇隊的歷史中尤其明顯。

在日本的戰時動員之下，台灣原住民被招募並派往南洋前線，不只投入作戰，也負責叢林開路、運送補給與其他高風險的支援工作。他們之所以被如此使用，並不只是因為戰爭需要人力，更是因為殖民政權早已依照族群特質與統治需要，替不同群體安排了不同的位置。這些原住民青年並非只是抽象地「為帝國作戰」，而是在一場不屬於自己的戰爭中，被具體地動員、使用，並大量死去。

若把視野再放到韓國，就更能看清日本帝國如何把殖民地人民轉化為勞動資源。

相較於台灣，韓國在戰時強制動員上的規模更大，也因此留下更鮮明、更持續的歷史創傷。大批朝鮮人被送往日本本土及其他地區，投入礦山、工廠、建設現場與各類軍需產業，承擔高強度、高危險的勞動。在這裡，勞動已不是單純的生產活動，而是殖民統治與戰爭機器結合後，對人力的系統性徵用。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韓國的強迫勞動問題仍持續牽動東亞的歷史記憶與政治爭議。因為那不是零星事件，而是一整套制度留下的傷痕。

台灣與韓國的經驗，既相似，也不同。

相似的是，兩地人民都不是在戰爭爆發後才突然成為受害者，而是在長期的殖民統治下，透過戶籍、教育、警察、思想改造與行政編管，逐步被納入帝國的動員體系。不同的是，韓國的動員規模更龐大，留下的死亡與後續追索問題也更鮮明；而台灣的相關經驗，則常常在戰後被納入中國抗戰與反共敘事中，而被更大的國族歷史框架掩蓋，最後只剩下「當年也有人參戰」的模糊印象。然而，模糊本身，就是一種遺忘。

如果說，難民是被戰爭趕出家園的人，那麼強迫勞動者，就是被戰爭奪走身體主權的人。

有些人失去家園，成為流離失所者；有些人逃不掉，便被編入工地、礦坑、補給線與前線支援體系，成為帝國運作所需的勞動力。這也是為什麼，強迫勞動不能被視為戰爭邊緣的附帶現象。它不是插曲，而是戰爭機器能夠持續運轉的重要條件之一。

回看台灣與韓國的經驗，我們更應該問的，也許不是「當年有多少人被動員」，而是：帝國究竟如何先把人變成可以被動員的對象？

答案其實並不複雜。先分類，先治理，先教化，先監控，先讓人民長期活在不對等的制度裡；等到戰爭需要時，再把他們推往前線、工地、礦坑與補給線。於是，人的身體不再只屬於自己，而成為國家可以徵用的資源；勞動也不再只是為了謀生，而變成被迫交出的代價。

這正是殖民地人民在帝國戰爭中最深的一層悲劇：他們不是先有戰爭，才成為受害者；而是先被統治，才更容易在戰爭中被犧牲。

當我們今天重新談論這段歷史，不是為了把所有人都寫成同一種受害者，也不是為了把不同地區的苦難簡單疊加，而是為了更清楚看見：帝國從來不只是靠武器征服，也靠制度把人變成可用的人力。戰爭奪走的，從來不只是生命；它也奪走人的選擇、勞動、尊嚴，以及作為一個人的自主。這些沒有被炸彈瞬間炸碎的痛苦，往往更容易被遺忘，但正因如此，更值得被說出來。

「有些受害，不是來自戰場，而是來自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