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話被用爛了，通常在拾人牙慧的三流作家和鸚鵡身上，也發生在更不入流的amisgin這裡。話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唱國歌，是出自陳寅恪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觀堂即甲骨四堂之一，王觀堂就是王國維。1917年第一篇研究甲骨文的學術論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即是王國維發表的。

甲骨文是中國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也是漢字的前身。當時用於記錄請神問鬼祭祀占卜，故又稱卜辭。這是文字最早的功用之一，其餘也如現代，譬如傳承文化、備忘、溝通、下達命令、考試等等，基本上是人類走出洞穴的輔助工具。由實用工具再轉為表達或者抒發情感，遂成為一種藝術，其組合就是戲劇、詩詞、小說、散文等等，能長久留傳下來的，只有美和謊言。

歷史裡謊言多的是，人人也會說，差別在說的漂亮、說的習以為常或說的臉紅害臊，但美可意會卻難言傳。這是徐志摩在《濟慈的夜鶯歌》說的「至於整體的領悟還得靠你們自己，我是不能幫忙的。」雖客氣說不能幫忙，卻還是慷慨地示範「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周遭的沉默...」也細心地說明「這是想像力最純粹的境界：孫猴子能七十二般變化，詩人的變化力更是不可限量—沙士比亞戲劇裏至少有一百多個永遠有生命的人物，男的女的、貴的賤的、偉大的、卑瑣的、嚴肅的、滑稽的，還不是他自己搖身一變變出來的。」回到王國維是《人間詞話》「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註：加藤阿幸《論徐志摩詩文古典風範之內在成因》。再回到陳寅恪的論《再生緣》是「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靈活之人始得為之。非通常工於駢四儷六，而思想不離於方罫之間者，便能操筆成篇也。今觀陳端生《再生緣》地一七卷中自序之文與《再生緣》續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兩者之高下優劣立見。其所以至此者，鄙意以為楚生之記誦廣博，歲或勝於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則遠過於楚生。撰述長篇之排律駢體，內容繁復，如彈詞之體者，茍無靈活自由之思想，以運用貫通於其間，則千言萬語，盡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實情感，亦墮世俗之見矣。不獨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輩，亦莫不如是。《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舉此一例，可概其餘。此易見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謂愚不可及也。」

活在現代，我們確實愚不可及。

總的原因可以徐志摩的話「那時候“文明”的沾染比較不深，…那時候的人，我猜想，也一定比較的不野蠻，近人情，愛自然，所以白天聽得著滿天的雲雀，夜裏聽得著夜鶯的妙樂。註：徐志摩《濟慈的夜鶯歌》」和沈從文的話「一切都應當美一些！醜的東西雖不全是罪惡，總不能使人愉快，也無從令人由痛苦見出生命的莊嚴，產生那個高尚情操。我們活到這個現代社會中，已經被官僚、政客...，共同弄得夠醜陋了！註：沈從文《看虹摘星錄》」來作為解釋。

事實果真如此？不盡然，一切要從無線上網的言論自由談起。不同意見不同見解不同創作是社會多元化發展，好比李白杜甫寫詩、蘇東坡寫詞、關漢卿寫詞曲、王國維陳寅恪寫史寫評論、徐志摩沈從文寫散文詩歌小說...，但把amisgin不入流且卑劣的政治批文放在一起，真是東施效西施，實在丟盡了臉幸好有自知之明。

丟臉還不知見笑，甚而粗暴地貼人「腦殘、腦袋有洞、這種『貨色』…」等不堪言語，然後義正詞嚴地訴諸言論自由，這個既丟臉又不知羞恥，簡直醜陋至極。

烏鴉不能期待變夜鶯，好比人性有惡有善，不能一廂情願要求善的遮掩惡的、一切盡善盡美，但當反駁變成咒罵、人身攻擊，惡的作惡，又高舉用血淚織成的言論自由的旗幟揮舞，到這裡不必再舉徐志摩沈從文怎麼說。很簡單，回到工具的年代，文字可以發動《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炮打司令部》，如同水果刀，不好好削好水果，卻任意揮舞，變成作勢捅人的武器，然後正當地說反對文字獄，天曉得文字獄正是這班讀詩讀不出美感、寫文寫不出道理、反對反不出名堂，只會聞風而動喊打喊殺呼朋引伴集體壯膽搞出來的！網路裡搖身一變變出來的，可真是野蠻。野蠻地糟蹋了言論自由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