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究竟是不是基督徒？”孫中山覺得他一生六十年的生活與他努力的革命事業，完全合乎基督的精神。 - alpineatks 的網誌

Contents ...

“孫中山究竟是不是基督徒？”孫中山覺得他一生六十年的生活與他努力的革命事業，完全合乎基督的精神。

2014/03/09 15:54

迴響0

推薦0

引用0

“孫中山究竟是不是基督徒？” http://wenwen.soso.com/z/q314087340.htm這個議題上來，我們也能看到不同人等的迥然不同的解讀。長期以來，這是一個讓中國人，尤其是在大陸的中國人，感到很尷尬很鬱悶的問題。原因很簡單，因為“宗教是被壓迫者心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製度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而基督教尤其“鴉片中的鴉片”，只有迷信落後、意志軟弱、精神空虛之徒，才把基督信仰當作醫治心靈的靈丹妙藥，那麼把億萬中國人尊崇備至的“中國革命的先行者”被貼上“基督徒”的標籤，實在是令人難以在感情上接受的。於是，大家出於維護“國父”的光輝形象的美好願望，隱諱不談，進而眾口鑠金，一致幫去世多年的孫中山本人做了一個最後決定：他絕對不是，也不可能是基督徒。
還是讓我們來看看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事件，然後再下結論也不遲。
(1)接受基督信仰的啟蒙，再受洗，再立志傳教
孫中山少年時期就隨家人離開故鄉廣東香山縣翠亨村，遠渡太平洋到了夏威夷的檀香山(今天的火奴魯魯)，來到他哥哥孫眉處生活和學習。孫眉在茂宜島有大批的土地，孫中山的生活和學習全部仰仗這位慈父般的哥哥。從香山到檀香山，一字之差，徹底改變了孫中山的命運，檀香山的土壤孕育了孫中山投身革命的種子。
1879年他13歲時，孫中山進入檀香山意奧拉尼學校( Iolani School )讀書。該校是夏威夷歷史上最早的一所學校。 1862年由夏威夷國王卡米哈米哈(Kamihamiha)向基督教聖公會史丹黎(Stanley)主教建議，創辦一所教育土著人的後代的學校。英國
聖公會於是創辦了這所學校。該校除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外，聖經是必修科目。
每逢星期日，全體師生要到附近的聖安德魯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做禮拜。
就是從這時起，少年孫中山就與基督教結下不解之緣。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和救贖人類的信仰，為日后孫中山平等博愛、世界大同的理想，提供了一個最根本的起點。
黃新憲在《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社會變遷》一書中，寫道：“少年孫中山信仰宗教，非常熱烈，讀舊約至摩西導引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樂土記，眉飛色舞，拍案大叫，我孫逸仙豈不能令我漢族脫離韃虜而建新國乎？”
    1882年，孫中山以全年級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畢業。然後去茂宜島幫助哥哥孫眉管理店鋪。半年之後，回檀香山入讀美國人辦歐瓦胡(Oahu)學院的大學預科班。但是不久孫眉終止了孫中山的學業，主要原因是孫眉對弟弟整日研究並投身基督教的活動非常不滿和擔憂，深怕孫中山走火入魔、陷身洋教、誤入歧途，壞了祖宗的家法。孫中山在其自傳中寫道：“兄因其切慕耶穌之道，恐文進教，為親督責，著令回華”。
於是孫中山打道回府，離開檀香山回到中國。
    1883年11月，孫中山進入香港基督教聖公會辦的中等學校拔萃書院(Diocesan Home)讀書，學習英文的同時也兼修中文。而他的中文老師就是香港道濟會的長老區鳳墀，道濟會歷史悠久，是香港華人自理的基督教會。孫中山得區鳳墀國文教育的同時，也深受他基督教教義的影響。師生倆關係密切，“逸仙”這個名字就是區鳳墀給孫中山起的。
    經區鳳墀介紹，孫中山又與美國牧師西加(Hagar)相識。在西加的主持下，時年18歲的孫中山和他的好友兼後來的革命同志陸皓東，到香港的美國綱紀慎會(American Congregational
Mission)受洗歸入基督門下。在受洗登記冊上，孫中山沒有用本來的名字，而是用了“日新”這個名字。有人認為，這個名字出自《大學盤銘》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表示自己每日獲得新生命；也有人認為“日新”與“逸仙”在廣東話中發音相近，故而用此名字。也許兩者兼而有之吧。不管怎樣，我們可以認為，孫中山當年受洗成為基督的信徒，他的態度和願望是誠懇認真的。
    至於後來成長為革命黨領袖的孫中山是否堅持他的信仰，因為他自己有意無意地不願談及，所以資料甚少，後人難以直接得知。但是從他投身革命之初到後來領導推翻滿清封建統治的革命運動，其舉手投足之間，我們可以窺知基督教義對他的行動和學說的深刻影響。他和基督徒之間的往來和聯繫更是千絲萬縷。
    哥哥孫眉得知孫中山皈依洋教，還在家鄉搗毀鄉人崇拜的北帝神像，大感不安，寫信規勸孫中山棄暗投明、放棄基督信仰。又敦促他回檀香山，以便直面勸教。
1884年11月，孫中山回到檀香山。哥哥孫眉勸他留在檀香山，嚇唬他說，如果他執迷不悟，那麼他就要失去原本可以讓他繼承的一半財產。誰知孫中山心意已決，根本沒有把財產繼承權當作一回事，當即到公證處辦理放棄財產繼承權的手續，然後準備回國向國人傳道。此時，孫眉非常生氣，不願支付孫中山回國的旅費，以為這樣可以阻擋他回國。
    孫中山沒有折了，就去找到他當年在歐瓦胡學院的老師芙蘭諾文(Frank Damon)。諾文是一位牧師，經常到堡壘街(Fort Street) 的一家華人教會佈道，他對孫中山的回國傳道的遠大抱負非常賞識，立刻出面籌款，結果得到三百多美金。孫中山終於得以回國。
(2)得到基督教的啟示，利用基督教的人脈，效仿教會組織的組織形式建立革命組織，開始從事反對滿清、建立民國的革命事業孫中山回國原來的意思是要傳基督耶穌的道，後來學醫，這樣可以邊治病救人，邊傳道授業。 1886年秋，他考入美國基督教長老會辦的廣州博濟醫院附屬南華醫校，在此結識了曾在德國教會辦的禮賢學校就讀的基督徒鄭士良，兩人一見如故。鄭士良後來成為他親密的革命戰友。
    有趣的是，其實不光是鄭士良，孫中山組建的革命組織中有很多基督徒，著名的有前面講的陸皓東、鄭士良，還有陳少白、鄧茵南等等。
    孫中山組建的興中會，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入會的盟員都要宣誓，宣誓儀式活像美國總統就職宣誓，借取了基督教方式，盟員把手放在《聖經》上，高聲宣告：“聯盟人某省某縣某某，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鑑察！”據統計，1900年孫中山和鄭士良領導的惠州起義隊員中，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
    後來，孫中山又考入香港西醫書院，因為學習成績優異，得到當時的書院教務長、英國人康德黎(James Cantline)的格外注目。孫中山畢業後在澳門行醫期間，經常請康德黎從香港趕來幫助做重要手術。兩人因此關係甚篤，康德黎因此而成為孫中山的恩師。後來，孫中山棄醫從事革命運動後，兩人幾乎沒有往來。直到有一天，孫中山到檀香山參加革命活動，在大街上兩人不期而遇，又續前緣。後來孫中山在倫敦遭綁架，康德黎在營救中起了關鍵作用。
    參加革命後的孫中山很少去教會，這也是事實。可能時過境遷，表露自己與洋教的親密關係可能對革命事業和自己的革命形像不符合吧。作為早期的革命家之一的馮自由在其《革命逸史》中如是說：“國父之信教，完全出於基督救世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義，為進步的及革新的，與世俗之墨守舊章，思想陳腐者，迥然不同。
餘在日本及美洲與總理相處多年，見其除假座基督教堂講演革命外，足跡從未履禮拜堂一步。聞有中西教士與之討論宗教問題，則總理議論風生，恆列舉新舊宗教歷史及經典，詳徵博引，透闢異常，聞者均無以難之。此又可見總理對於宗教學識之淵博，殊非常人所及矣。 ”而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所著《我的祖父孫中山》中則給孫中山的基督信仰做瞭如下解釋：“(這)主要是表明祖父對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反叛精神，從西方文化，包括基督精神中尋找推翻清朝封建王朝的思想和精神的支持。 ……借助基督教'平等博愛'精神，作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把教堂做為革命講壇。 ”
(3) 孫中山本人在遭難時，曾經得到基督徒的大力支持和救援
1896年9月30日，孫中山到達利物浦，滿清政府的特務人員就盯上了這位被通緝的政治犯。 10月1日，孫中山到達倫敦，然後去拜見恩師康德黎，而康德黎就把孫中山安排在他家附近的公寓中。
    10月11日，是一個禮拜天，孫中山去康德黎家準備和他一起在去教堂作禮拜。途中被滿清政府駐英公使龔照瑗派人綁架。使館中正佈置著怎樣把他秘密運回中國，一切都預備好了，時間很急迫了，就在這千鈞一發，萬無生望的時候，憑著他那宗教的信仰，用誠懇的禱告，得著神的幫助，借手於他的老師康德黎而得脫於難。這就是著名的“倫敦被難”。
    康德黎在所著的《孫逸仙及中國之覺悟》(Sun Yen Sen and the Awakeningof China) 一書中提到此事，並且記錄有孫中山親手寫給香港道濟會堂長老區鳳墀的一封信。信中如是說：“啟者，弟被誘擒於倫敦，牢於清使館，十有餘日。擬將弟捆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船已賃，惟候機宜。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關頭，盡在能傳消息於外與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戶俱閉，嚴密異常，惟有洋役工人，日入房中一二次，遞傳食物各件。前已託之傳書，已為所賣，將書與衙內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範更為加密。而可為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為我傳書。次早，他入房中，適防守偶疏，得乘間與他閒說，果得允肯。然此時筆墨紙料，俱被搜去，幸前時將名帖寫定數言，未曾搜出，即交與傳出外，與簡地利(按即康德黎)萬臣二師。
他等一聞此事，著力異常，即報捕房，即禀外部，初時尚無人信，捕房以此二人為癲狂者，使館全推並無其事。他等初一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溜夜運往別處。初報館亦不甚信，迨後被二人力證其事之不誣，報館始為傳揚，而全國震動，歐洲震動，天下各國亦然，想香港當時亦必傳揚其事。倫敦幾乎鼓譟，有街坊欲號召人拆平清使衙門者，沙侯行文著即釋放，不然，則將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館始懼而放我。此十餘日問，使館與北京電報來往不絕，我數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計而謀耳。幸天心有意─人謀不臧，雖清虜陰謀，終無我何，適足以揚其無道殘暴而已，虜朝之名，從茲喪盡矣。弟現捩暫住數月，以交此間賢豪。弟遭大故，如蕩子還家，亡羊复獲，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進之以道，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入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孫文。 ”
    後來，孫中山又把他倫敦的經歷寫成一本《倫敦被難記》的小冊子，其中更詳盡地記載了當時的情況。其中披露，那個“洋役工人”是英國侍者柯爾，也是基督徒。
當孫中山與他閒聊的時候，對他說“我是一個基督徒，將為基督而受難”，因此哥羅得了感動，決定幫助“受宗教迫害而被囚的”孫中山。事後，哥羅並不接受給他的酬報，把孫中山送他的金錢，交還給康德黎夫人，可見這位侍者，完全出於一種基督徒的義俠與同情。
    孫中山在倫敦被難獲救，就像是死裡復活，從此對耶穌的信仰有增無減。而且孫中山和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從此之後越發受到國際媒體關注，在國際上更加廣為人知。
第二次蒙難是1904年的“舊金山蒙難”。那年的4月6日，孫中山從檀香山出發抵達舊金山口岸，立即被海關扣留。康有為和梁啟超的保皇黨早已得知孫中山來美的消息，就把此事有意透露給清廷駐舊金山領事何佑。正巧清廷貝子溥倫定於4月20日到達美國，參加聖路易博覽會。何佑又通知美國海關，說為了兩國的友好邦交關係，穩定壓倒一切，所以請他們禁止亂黨孫文入境。
    美國海關於是羈押孫中山於一個叫仙人島的木屋中，等待被遣返檀香山。可巧同屋有一個關押的人在閱讀一份《中西日報》，見上面有社長伍盤照的大名。孫中山立即想起此人是著名的基督教學人，從事傳教和辦報。此時孫中山的行囊中正好有九年前廣東教友左斗山和楊襄甫寫給伍盤照的介紹信。於是孫中山寫了一個紙條托報童傳遞給伍盤照，伍盤照舊聞孫中山大名，趕緊來見孫中山。之後，又同舊金山致公堂首領黃三德一起，請了律師與美國當局交涉，結果孫中山獲得自由，被允許入境。
教會的人脈又一次幫孫中山化險為夷。
    孫中山和宋慶齡在上海有一位非常熟悉的英國朋友，名叫林百克(Paul Linblerger)，他曾經寫過一本孫逸仙傳記，把孫中山一生的宗教生活，亳無忌諱的述說出來，其中寫道： “中山雖然不大談論宗教，但是他是以使所有的善人都做弟兄為心的耶穌主義者，他是個全人類都是弟兄的耶穌主義者。 ”
(4)孫中山學說從基督教精神中得到啟發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明顯地受到耶穌博愛精神的輻射。如果將民族民權民生的含義與耶穌所主張自由平等博愛互相比較，就會發現許許多多有趣的共同點。
    他雖然聲稱他發明的三民主義主要是來自中國傳統的文化碩果，但是也不可否認這個思想藉鑑於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孫中山同時又說：“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
    他的《民族主義》著作第三講把耶穌與革命聯繫起來，“猶太人在耶穌未生之前，已經被人征服了。及耶穌傳教的時候，他的門徒當他是革命，把耶穌當作革命的首領，所以當時稱他為猶太人之王”。 “所以猶太人亡了國之後，耶穌的門徒以為耶穌是革命”，“耶穌的革命，是宗教革命，所以稱其國為天國。故自耶穌以後，猶太的國雖然滅亡，猶太的民族至今還在”。
    孫中山自己也曾經認為：“兄弟數年前，提倡革命，奔走號，始終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有教會所得來。”
    所以，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理論，原始動力是從耶穌的救世精神和基督教義而來，應該不是穿鑿附會。如果說孫中山當年給腐敗墮落的中國開了一套治病處方的話，那麼基督救世的教義應該是其中最重要的藥物。
(5)孫中山後來對宗教有過反思，也有過強烈的批判
達爾文的進化思想對孫中山的衝擊是巨大的，孫中山的思想和心靈一定經歷了痛苦的掙扎。他說：“予於耶穌教之信心，隨研究科學而薄弱。予在香港醫學校時，頗感耶穌教之不合倫理，固不安於心，遂至翻閱哲學書籍。當時予之所信，大傾於進化論”。
    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的演說》中，孫中山把宗教與科學相比較：“古時人類的知識，多是宗教的感覺”，而“宗教的感覺，專是服從古人的經傳。古人所說的話，不管他是對不對，總是服從，所以說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學比較起來，科學自然較優”。
    尤其是1917年之後，孫中山在政壇失意，南北軍閥混戰，身為“大元帥”而指揮不動任何軍隊。於是他離開政壇，非常潛心研讀的有關進化論和宗教書籍。一方面，他對宗教的知識理論更加深刻，另一方面又對西方帝國主義借助傳教干涉中國政務，進行文化侵略而深惡痛絕。孫中山此時的掙扎就更加強烈。他說過：“他們用政治力和經濟力來掠奪中國人的物質還不算，又用宗教來耗奪中國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師倚仗著他們的國力，包庇教民，幹與詞訟，欺壓吃教以外的人，無所不至，受其虐者飲心刺骨。 ”
    加上自1922年始，中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非基督教運動”，國民黨內部的反教氣氛也十分濃厚。孫中山自己對基督教義和其宗教身份一定更為敏感。無論如何，信道易，守道難。雖然經過反反复复，孫中山在臨終前，又回歸到基督教的家庭。
(6)孫中山彌留之際的遺言和逝世之後的葬禮，表明他最終還是回歸了基督之家
大凡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人到臨終之時，往往吐露的是真言。孫中山就是這樣，他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之前，在他最後的遺囑中，他承認是一個基督徒，要用基督教儀式，殯葬他的遺骸。孫中山覺得，他覺得一生六十年的生活與他努力的革命事業，完全合乎基督的精神。
    他對孔祥熙說：“上主遣我到中國為救中國不受囚禁與欺壓，我並沒有違反上主的
使命”又對曾任國民黨中央執委兼司法部長、“全國基督教救國會”的發起人徐謙說：“我是基督教徒，上主遣我為我國人民和罪惡奮鬥。耶穌是革命家，我也是一樣。 ”
他對曾任外交部長秘書的包世傑坦承：“初時，予因從事革命，教會深恐連累，故不敢認識予，予非不認識教會也，予始終是基督教信徒。不僅予為基督教信徒，予之兒、予之媳、予之家庭、予之岳丈、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連襟至戚，固無一非基督信(徒)也。予有家庭禮拜，予常就有道之牧師領袖聞道講學，孰謂予非基督徒乎？ ”
    目前公開的孫中山遺囑有三個，其中沒有講到孫中山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的內容。所以，有人就猜測孫中山的承認可能是別有用心的臆造。
    不過，中國中央電視台《探索和發現》欄目的節目《孫中山的最後日子》對孫中山逝世後的喪事如是說：“3月19日上午，宋慶齡、孫科在北京協和醫院禮堂，按基督徒儀式，為孫中山舉行家庭葬禮。19歲時，孫中山受洗成為基督徒，臨終之前他曾清楚的表示，他希望人們知道，他是作為一個基督徒而去世的。葬禮由燕京大學神學院院長劉廷芳牧師主持，廣州政府司法部長徐謙和孔祥熙先後致悼詞。”堂堂國家中央電視台，國家的宣傳喉舌，提出的論斷不知道可信不可信呢？能不能就此蓋棺論定呢？
(7) 無神論者宋慶齡曾經堅決否認孫中山的基督徒身份
當然可信度最高的也許是宋慶齡的“證詞”。作為孫中山夫人兼最忠實追隨者和“國母”的尊貴身份，宋慶齡的說法是對孫中山宗教身份持否定態度的最有力的證據。 1999年12月出版的《宋慶齡書信集》記載了這個證據。她在1966年說：當年宋慶齡告訴孫中山,她在美國上學時,“一到星期天學生們就被趕到教堂去做禮拜,我總是躲進衣櫥裡,等女舍監帶著姑娘們走了之後才出來給家裡寫信。”孫中山明確告訴她,“他從來不信什麼上帝,他也不相信傳教士(他們不是'偽善者'就是'受了誤導')”。
    而且，宋慶齡說過，孫中山曾告訴她，他對於在《倫敦蒙難記》一書中寫道：是“上帝拯救了他”，很覺遺憾。
    我們應該相信宋慶齡所說是真實的，她說這些話的時候應該沒有得老年癡呆症，頭腦完全清醒，她的言論完全是出於真心，沒有虛假。但是，有一點需要提醒的是，在那個“荒誕的”年代，是非顛倒，真的為假，假的為真，所有荒誕的言論都可以有它們的合理解釋。把偉大的孫中山標上“基督徒”的牌子當然不是什麼自豪的事情。
宋慶齡自己最終放棄了基督信仰而轉為無神論者，她向組織積極靠攏的時候，有一個基督徒丈夫，似乎也不是什麼有利光彩的事情。宋慶齡這麼說，完全可以理解。
有一個做基督徒的基本常識，是不是把耶穌作為個人的救主，完全是自己個人的事情。就算是父母夫妻子女朋友，說你是或者不是基督徒，都不算數。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願不願意把耶穌作為你個人的救主，願不願意效法基督。
以上羅列了一大堆歷史事實，從此你能否得出孫中山究竟是不是基督徒。他不是，或是49%，或是51%，或是100%的基督徒？你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結論。還是那句話，歷史是由寫歷史的人寫的。
    從世俗來看，孫中山和宋慶齡都是不擇不扣的偉大人物。但是如果切換到基督徒的看法，那麼，不管是帝王將相，還是草頭百姓，最後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最終審判。或許只到那時，孫中山的基督徒身份才能最終揭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