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再论“道”

 王一博于2008年10月8日贵阳新添寨

       从人类生存的角度讲，人类最大的正“道”，是“善道”，执政行“善道”是行“德政”，“德政”理念是“和谐社会”执政的主体机制框架。这一大“道”，从古到今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从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经典文献里都能寻找得到踪迹和渊源。当然，说这些有点远，就拿新中国成立五十九年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说起吧！

       我把新中国成立五十九年分为“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这种分法科学不科学并不重要，我只想与大家讨论一下这两个时期的“善”与“恶”的建设与破坏。

       在没有谈这两个时期的“善”与“恶”之前，先谈一个问题作为铺垫。我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智障”，不知能不能用“智障”来表述这种现象，我从小到大分不清“买”与“卖”、“左”与“右”；当然，人们买卖活动的具体现象还是分得清的。就是“买”与“卖”这两个表达人们买卖活动的符号分不清楚。我向大家提一个问题，是不是我分不清楚“买”与“卖”这两个符号，于是，我就不能分辨人类的真实的“买”与“卖”的活动呢？就“买”与“卖”的活动而不能有所见解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不是的。为什么？因为，人们用什么样的符号表达“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人们怎样理解“道”，怎样揭示“道”，怎样遵循“道”。

      在我看来，“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都有一些相同的东西，如“阶级斗争”、“斗争”、“整人”、“斗人”、“黑暗”、“自杀”、“杀人”、“经济建设”、“民主”等社会现象。但，也有最大的不同，就是“毛泽东时代”向“善”，向“善道”发展。而“邓小平时代”未能很好地向“善道”发展。为什么？方向和目标不一样。“毛泽东时代”搞的“阶级斗争”，内容大致如下，“改造人”也就是现在的存在于社会的各种对人的“培训”现象；“人整人”也就是现在社会需要建立的“监督机制”；规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把一切“剥削的、不健康的、邪恶的、骗人的、自私的、不团结的”等等，划为一个阶层，视为人们应该“斗争”的对象，可以“整”的对象，而这一阶层的前途是“黑暗”的，没有出路的，如果“死不悔改”，将是死路一条，可能“自杀”，也可能“被杀”。人们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呢？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过程中“斗争”！“斗争”下来，人们知道剥削是不应该的！不健康的是不能发扬的！邪恶的是必须要铲除的！骗人的是必须要收拾的！自私的是必须要斗争的！不讲团结的是要受到教育的！于是，人们向“善”，人们向“善道”发展。整个社会机制也有这种趋势，而“善”得到了发展，“恶”得到了破坏！这时的腐败产生的主体方向是对“斗争”的对象“专政”过头了。

       “邓小平时代”也搞“阶级斗争”，只是把名称改了一下，把“阶级斗争”改为“发展是硬道理”或“发展”，内容大致如下，“培训人”，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改造人”，方向和目标与“毛泽东时代”有很大区别，把一切“贫穷的、不富的、待富的”等等划为一个阶层，并视为人们应该“斗争”的对象。当然，不叫“斗争”，叫“发展是硬道理”，叫“发展”，一种变异的对人的“斗争”。可以“整”的对象，范围很大，规则是“无论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于是，“毛泽东时代”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善道”基本上全线崩溃了。一部分“贫穷的、不富的、待富的”通过被“改造”、被“培训”，终于大彻大悟，通过各种方式创新，进行了“脱贫”。因为不“脱贫”，这一阶层的前途同样是“黑暗”的，没有出路的，如被淘汰，可能“自杀”或等死，也可能“被杀”。人们在什么地方进行“发展”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不争论”（不争论是民主的一种方式。）建设过程中“发展”！“发展”下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会“博弈”；“增长”方式五花八门；一时间社会机制让人们望洋兴叹，病看不起了、学上不起了、房住不起了、黄赌毒猖又复活了。整个社会“恶”得到了发展，“善”不同程度得到了破坏！这时的腐败产生的主体方向是对“权力”的使用对象“监督”没有了。

       其实，独“善”不成“道”，为什么？因为其构不成“道”的“整体”。从系统“闭合”的角度讲，其欠缺另一面东西，即“恶道”。譬如，法律就有某种“恶”的意义或含义，否则，谁怕？“恶”也含有某种约束机制的意义。《易经》的噬磕卦讲，东西在嘴里必须要咬的动，否则怎么消化呀？但，“善恶”必须在一个有机系统里，“恶”才会起到约束的作用。“善”与“恶”构成“道”的整体，即“善”与“恶”是配套的一个系统，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如同，孤“阴”不长，孤“阳”不生；半个系统不成“道”，而成“道”的必须是“阴”与“阳”构成一个系统一样。

      “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对一个系统内的“恶”进行一系列的、较系统的约束，而达到整个社会向“善”发展的。“阶级斗争”、“斗争”、“整人”、“专政”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这些手段达到消灭社会一切“恶”的现象，消灭社会上的黄、赌、毒、贪、假、骗、偷、抢等等丑恶现象。毛泽东在这一社会实践中，实现了，或基本实现了对社会的改造。“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技成果及国家竞争力的提高都是通过对社会丑恶现象的不懈斗争中取得的成果。“邓小平时代”正是忽视了“毛泽东时代”对“恶”进行的一系列的、较系统的治理方法和战略思想，而导致今天社会意识形态混乱、道德沦丧、社会丑恶现象层出不穷的局面。“毛泽东时代”是通过“斗争”的方式，既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大发展，又不断净化人们的心灵和改造人们的思想。而“邓小平时代”不仅没有继承“毛泽东时代”的这一治国方针和战略思想，还部分破坏了这一模式。

       其实，“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都存在“斗争”的现象，只是“斗争”的目的和对象变了而已。“毛泽东时代”是对一切丑恶现象进行“斗争”。而“邓小平时代”是人与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进行“斗争”；老板与员工进行的“斗争”；企业与企业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斗争”；政府与各种利益集团进行“斗争”。“毛泽东时代”有统一的“斗争”对象，而“邓小平时代”在“混斗”，在各自为“斗”。

       “毛泽东时代”的战略高度是，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很好地发展经济，发展社会主义。什么是“斗争”，就是有原则、有立场地发展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在我看来， “毛泽东时代”的“斗争发展模式”和“邓小平时代”的“发展是硬道理模式”，都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如从社会主义角度讲、从国家角度讲、从团队集体角度讲，“斗争发展模式”更具有战略高度。为什么？因为，人类的斗争活动从未停止过，只是人们只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斗争”是“斗争”；而“邓小平时代”的因犯法被屠杀、被杀掉、被关押的不认为是在“斗争”。“毛泽东时代”的“斗争发展模式”更具有人类发展的积极性和健康性，“从善如流，从恶如崩”呀，把人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是有难度的，但这完全符合人性的发展。而“邓小平时代”的“发展是硬道理模式”是一种为了发展一切不顾的发展模式，发展下来只能是意识形态混乱、道德沦丧、社会丑恶现象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