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兩種苦惱的傳統－從蔣慰堂的一句話說起

王大智

發表於北京《博覽群書》2010 / 8 總號308

記得上次寫 蔣 老師是1990年，老師去世的時候；那時候我人在華盛頓作研究，文章發表在《新生報》。轉眼間十六年過去，那家報紙都已經沒有了。

我上 蔣 老師課的時候，老師將近九十，剛自故宮退休；我們都在他家裡上課。每學期結束，他都要請我們吃飯，那是一件大事。

蔣老師曾經跟我們講過「中國知識份子的毛病在不謙虛」，在當時，我對這句話當時沒有什麼了解；但是這句話是很少有人說的，也就印象深刻，記到現在。近二十年後，這句話我有了體會，同 時也對 老師更加佩服，更有無限的感念。

蔣老師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說這句話，是以一位對宗教有認識的人，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批評；老師並沒有多解釋，然而他要是沒有深刻想法，他不會這樣講話。

在中國，儒家一直是知識界的主導學派；知識份子自然也多所遵循其教化。儒家的基本形象，大概可以用「溫良恭儉讓」幾個字形容。換句話講，儒家是以謙恭有禮的謙謙君子形象著稱。但是《史記》上記載，兩千五百年前，當孔子見老子的時候，老子劈頭就罵他「驕氣與 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孔子回去對他的學生說「今天我看見龍了」，表示他對老子的佩服。

老子為什麼罵孔子驕傲呢？儒家不是正好在行為上要求謙虛有禮嗎？老子的說法必有其深義，他絕對不是說孔子在言行舉止上的驕傲；如果他說孔子在為人處事上傲慢驕傲，那是與孔子形象完全相反的事情。老子在說什麼呢？

儒家由孔子開其宗。孔子個人有一種氣味，而影響到整個儒家風格；那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固執態度。這種態度並不是在社會上蔑視習慣禮數，所謂的沒有禮貌；而是對於生命的驕傲，對於命運的驕傲；以至於，對於自己的存在感到驕傲。在老子的立場，他認為這種態度完全不實際，沒有用；所以他說「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老子說孔子驕傲，是說他對於生命本身不謙虛；是說孔子認為他這個主觀實體可以和所有的客觀實體相對抗。老子出於一片好意，表示不要活得太辛苦了。孔子也受教，但是他做不到！否則他不必說老子是龍，龍代表一種完全不能掌握之物。

孔子到了一定年齡，個性也有所改變。例如他說「五十而知天命」，司馬遷也說「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可見五十歲以後的孔子，漸漸知道天命難違；知道對於主客觀之間的基本了解，是非常必要的。《易經》是強調主客觀間變化，與「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完全相反的學問；孔子開始注意它，表示他對生命的驕傲開始有了轉變；他開始對生命有了謙卑的感覺，他開始了解老子要他謙虛是什麼意思。他的「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那句話，有很大的謙卑與懺悔的意思，他不再年輕氣盛了。

雖然如此，辛苦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仍然是儒家的主軸精神。子貢是這樣，所謂「賜不受命」；孔子家鄉的人也是這樣，所謂「吾黨之小子狂簡，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後世的孟子荀子以至世世代代的儒家信徒都是這樣；對於生命不謙虛、對於命運不謙虛、對於自己的存在不謙虛。對於這種不謙虛，孟子表現得最激烈，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老子罵孔子的「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就是這種「舍我其誰」的驕傲。以個人而言，我於社會之中，何其渺小；抱持著絕對的高人一等心態，與整個社會相計較，何其痛苦？以社會而言，若是人人都懷抱「舍我其誰」的心態，社會何其混亂？這種驕傲不是為人處事上的，禮貌上的驕傲；而是過份的以自我為中心，過份自尊的表現。這種心態若是不得控制，便走上狂妄自大的路了。這是老子罵孔子的原因，也是兩千多年來，知識份子的痛苦根源。

除了儒家自漢代起，被定為法定學術外，印度的佛教自魏晉南北朝以後，對於中國也有極大的影響。佛教有好多派別，彼此之間的差異性很大；以佛教的立場而言，那叫做因緣說法。而各種派別之間，最能夠為中國知識界接受的派別，自然是禪宗。中國佛教一般有八大宗派的說法，除了天台、法相、三論、華嚴四門以外，密、淨土、律、禪是專門講如何解脫修行的法門。這四個解脫修行法門中，禪宗最能夠與中國原有的思想相結合；同時它因為不講鬼神，與其說它是宗教不如說它是哲學。這種介於宗教與哲學間的思想，很受中國知識份子青睬。魏晉清談固然有禪宗影子，唐宋以後的知識份子，談禪是很普遍的事情。甚至宋代理學混合儒釋道三家，那釋的部份沒有鬼神世界，完全是禪宗。而明代王陽明建立心學，也只是名義上遙接孟子「求其放心」之旨以為遮掩，實際上禪宗味道十足。否則王氏末流泰州學派，也不會得「狂禪」之名了。

禪宗對中國知識界影響大，而禪宗特點是什麼呢？那就要將禪宗與其他宗派作個比較。禪宗所以不像宗教，因為它非常強調自修，也就是認為人可以因為修行而成佛。唐代六祖慧能到黃梅見五祖弘忍的時候，二人的對話把禪宗的風格表露無遺。五祖說「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立刻頂他一句「惟求作佛，不求餘物！」六祖這句「惟求作佛」把話講得很清楚：不做和尚，不做羅漢，不做菩薩，只要作佛；其他都是「餘物」－剩下的東西！這種精神的湧現，似乎又見儒家孟子那種「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的凌厲氣勢。而「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更是能夠和「惟求作佛」千古輝應，不過一個要做聖王，一個要作佛。

就宗教而言，要作佛雖然是大氣魄，但是要作佛是苦的。這個苦處並非過程辛苦之苦，而是它與宗教的基本功能背道而馳。宗教很簡單，它的存在目的是予人安慰；通過對於一個未知而不得求證的信仰，讓全能者賜予保護、安慰、希望。但是要作佛，便是要通過修行，而成為那個虛無飄渺的全能者。雖然佛教的佛和基督教的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過大致上可以講，要作佛便是要做神。既然要做神，所有神能給予的保護、安慰、希望便都因為輕視神的至高無上，而沒有了。這便是禪宗作佛之苦，它的苦與儒家那種要作聖王的苦一樣，予人極大的壓力，極大的責任，與遙遙無期的等待與磨難。

禪宗這種對於生命的驕傲，對於命運的驕傲；以至於，對於自己的存在的驕傲，和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如出一轍。禪宗的喝佛罵祖態度，換得了一時的痛快，卻不見得換得了心靈的長久平靜。

宋代禪宗五派之一，法眼宗三祖永明延壽禪師＜四料簡＞說得好：「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什麼意思呢？他希望禪子除了作佛外還要念佛拜佛，希望禪子除了參禪自修外，也要對佛菩薩表示一定的尊敬，表現一定的謙卑。進而明白人定勝天固然不錯，但是天助自助又未嘗不好？除去自修，讓佛菩薩加持你、幫助你有什麼不好？既然信佛，何必排佛於千里之外？去掉這種對生命、對命運、對存在的無意義傲慢，才是成佛之道。

永明延壽的＜四料簡＞，和孔子的「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儒家與禪宗領袖的真心法語，無上懺悔。然而，思想領袖如何能輕易的自毀其思想體系？千年過去了，儒家仍舊慷慨激昂；禪宗仍舊慷慨激昂。這兩種對於中國知識份子影響最深的思想，或許在某些歷史的場景裡，令知識分子造就了一些感人氣氛；但是在更多的歷史場景裡，這些驕傲與固執，是中國知識份子最重的文化包袱，與痛苦源頭。

蔣老師說「中國知識份子的毛病在不謙虛」這句話，是非常深刻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