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肝炎之父宋瑞樓，出身醫師世家，一生以醫學研究為志業，桃李滿天下；民國71年他以台灣第一位臨床醫學者身分，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肯定他對台灣肝病研究與防疫的貢獻。

之後他的門生台大醫學院長陳定信、長庚醫學院教授廖運範及陳定信的門生陳培哲，也當選中研院院士，師徒孫4人皆院士，在醫界傳為美談。

宋瑞樓家族原住在苗栗縣頭份十寮坑，直到父親宋燕貽到新竹縣竹東開業，才遷居竹東。他童年印象，竹東只有3個閩南人，出門碰到的幾是客家人，家裡講四縣，外面講海陸，致他的四縣、海陸客家話都很流利。

「從小我與日本小孩一起上學，學校講日語，回家講客家話。」宋瑞樓說，他從小到大籍貫都寫廣東梅縣，很清楚自己不是日本人。台灣雖被日本人管，父親行醫卻深受敬重，連日本人看到父親，都會主動上前問安，也埋下他學醫的種子。

他說，父親宋燕貽、叔叔宋燕翔，都是台灣醫學校畢業，在竹東行醫，共用診療室，雇用6名護士，設有住院病床，有如現在小型綜合醫院。父、叔個性不同，隔張桌子看診，叔叔問病情，輕聲細語；父親聲若洪鐘，問診徹底。父親問診的用心，也成為他的榜樣，並傳承給後生晚輩。

「父親租屋行醫深深影響我，行醫濟世不為賺錢。」宋瑞樓回憶說，日治時期台灣有錢人很少，父親借錢租屋開業，到有錢想買房子時，房東卻不賣，父親終其一生都租屋行醫，也讓他看淡名利，行醫以醫學研究，培養後進為主。

他說，父親是竹東首位西醫，「宋先生」（客語稱醫生為先生）也成為「敬重」的代名詞。父親內外科都行，有如全科醫師，為照顧庄頭各地無法住院的病人，也每天下鄉巡視，過著晚睡早起生活，相當辛勞。

宋瑞樓從小觀察父親「視病如親」，成為他學習的典範，不料父親有次出診看病，酒後回家在二樓睡覺，不慎摔下過世，留下遺憾。當時家族與哥哥都希望他回竹東接父親的醫院，但他回竹東只看診了5天。

宋瑞樓說，父親只要他學醫學深點，從未叫他回家接棒，父親去世後，他雖回家看診，卻掛念台大缺少研究肝病的醫師，他向母親宋邱金妹表明想回台大，可照顧更多病患，家族與哥哥都反對，母親卻支持他。

宋瑞樓致力肝病研究，是他念台北帝大時，從日籍教授研究報告中發現台灣人原發性肝癌多，當時肝硬化沒藥醫，激發他想到生化科研究，有位前輩卻跟他說：「生化科日本人很排斥台灣人」，直到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不少日本醫生調去當軍醫，日本教授才叫他去研究肝機能檢驗。

「找到檢驗、預防肝病方法，可以造福更多台灣人。」台灣光復後，宋瑞樓在台大發現罹患肝病的病人更多，決定以研究肝病預防為己任，他邊教學，邊研究，陸續有年輕醫生加入，有回他的日籍教授來台演講，獲知他研究有成，回日本後推薦他授予內科博士學位。

宋瑞樓說，他的「肝病檢驗方法」研究論文，送到日本九州大學審議，就獲得博士學位，並不需到日本做研究，是台灣第一人。此後很多台大年輕醫生延續肝病研究，也拿到日本博士學位。

在宋瑞樓率領優秀門生一代接一代致力肝炎防治下，他推動的「注射疫苗預防B型肝炎」已實現，台灣從此免於肝炎之害，救人無數，宋瑞樓也居功厥偉。

他說，台大肝病研究達到國際水準，造福不少台灣人，除感謝廖運範、陳定信這些傑出醫師投入、協助外，也感謝家人的支持，尤其是母親，如果當年她未支持他回台大，回家執業，他對台灣的貢獻就小了。

「我當醫師，除梅毒傳染病血清檢查外，其他檢查都自己做，連大小便也自己檢查」。宋瑞樓直言，現在醫師不看病人大小便，甚至不會做檢查，只問症狀，不問病史，卻不知「問病史，大約百分之七十可知道是什麼症狀」。

92高齡的宋瑞樓，身體仍相當硬朗，他有8個兄弟姊妹，大哥宋枝發是齒科醫師，光復後曾擔任青年團團長，二二八事件時被捕，經家人花了大筆錢才救回。受此衝擊，宋瑞樓雖是吳鴻麟的女婿，一生卻不沾政治。

宋瑞樓30歲時與就讀台北第三高女的吳芳英（吳伯雄大姊）結婚，那時才18歲的吳芳英還未畢業，卻在父親吳鴻麟促成下完婚。婚後生下1子3女，兒子宋克邦5歲時意外溺斃，成為夫妻永遠的痛。

女兒翠玲、文玲、慧玲分攻讀特殊教育、心理、社工，都遠嫁美國，未學醫，但大女婿陳正憲、二女婿林克明都是醫師，分在美國行醫及在大學執教，三女婿陳宇樑是工程師。女兒、女婿雖在美國，但輪流回來照顧兩老，令兩老相當窩心。(聯合報記者曾增勳發表於98年3月22日桃竹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