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外界賦予「法醫神探」四字，82歲的楊日松只願意留下「法醫」，拒絕「神探」稱呼；他認定，「法醫是重要人權保障醫學」。所以法務部在87年7月1日成立法醫研究所，是楊日松最感欣慰的事。

61年的法醫生涯，楊日松至少參與過3萬件遺體解剖；初期他總是隱身在刑事警察人員身後，一直到來自台灣的李昌鈺博士，協助鑑定美國球星辛浦森殺妻案證據一舉成名；國內開始追尋誰是台灣的李昌鈺？方認定捨楊日松之外，沒有人可以比擬。

楊日松在民國16年生於苗栗縣公館鄉福基村，家中排行第五，他的父親楊新木是小學校長，家裡原懸掛著「弘農堂」匾，日據後期的皇民化運動，楊家大門這塊匾額遭日警摘除，讓楊新木忿而辭掉校長，轉任桃竹苗地區司法保護會長。

進入司法保護會後，楊新木與擔任法醫的葉昭渠發現，日人仍普遍存在狹義民族觀念，刑案中如有台、日雙方人員，即使證據有利於台灣人，司法人員仍偏向日方。

楊日松在家裡經常聽到長輩的議論，初時並沒有太多體認；直到民國30年7、8月間，念完初中的楊日松，家人安排日本再深造。他從基隆港搭船赴日，已在東京念書的大哥楊日恩，由東京到神戶接弟弟，孰料大哥事後居然遭日警逮捕，強行關了三個月。

原來日方軍警不曉得從那裡獲悉情報，懷疑楊日恩與大陸國民政府連繫，到碼頭想要傳遞情報出境，而要求楊日恩自白。

此時楊日松體會到父親司法保護會長任內的啟發，加上大哥受冤屈親身經歷，光復後返台，有機會進入「台大附設醫院專修科」念書，他就選擇比較少人接觸的「法醫學」。

民國39年「台大附設醫院專修科第五屆」的畢業典禮，與楊日松一同畢業的同班同學，還有當過中研院院士，在清華大學生命科學任教過的楊振中、當過馬偕皮膚科主任的趙榮發等人。

事後回顧這場選擇，楊日松說，「法醫是犧牲奉獻的工作，最重要的能達成兩安。即經過專業鑑定，協助無名屍、無頭公案，找到家人，釐清真相，最讓人『安心』；協助死者找到疑兇，才能夠讓死者『安息』。」

在學時，楊日松從「折獄殷鑑」念到宋朝「洗冤錄」，體認到「法醫必需和實際辦案結合，才能成就『刑事法醫學』」；當時的台大醫學院長杜聰明，也鼓勵楊日松朝這個方向前進，民國37年介紹楊日松到省警務處實習，這是楊日松一生中最關鍵的日子。

楊日松初到省警務處，淡水河邊十三號水門發生殉情案，一對男女上吊，男的以手指擋在繩索與喉龍之間，法醫認定是殉情，不過楊日松與當年參與辦案的林永鴻(後來當過台南市警察局長)、陶鳴義 (後來當過省警務處鑑識組長)覺不合理，經深入調查，而找出真相，38年3月刑警總隊成立，楊日松順理成章為法醫。

光復後的法醫室，還有葉昭渠，他正是楊日松父親楊新木故友。有了這層關係，葉傳承給楊日松「法醫實證」，可說是楊日松在刑事法醫學的最佳導師。

法醫生涯中，楊日松還有個與眾不同的作為。不論何種天候，楊日松每到刑事現場、解剖遺體，幾乎都不戴口罩，甚至於還會親自試著屍水等，前警政署長盧毓鈞就見證過，楊日松直接用手指頭沾死者口腔裡的泡沫，試試是否有中毒物等，一點也不怕被感染。

楊日松解釋，「不是比別人勇敢，而是到刑事現場勘驗不戴口罩，一方面是尊重死者，最重要的是，能直接聞嗅到空氣中，是否有兇嫌留下來的氣味。」他認為，人體的氣味，是由遺傳來決定，每個人都不同，刑事法醫學裡，他希望研究「氣味」辦案。

此外，他也在古籍裡找新事證，楊日松說，「今天的測謊法，與周朝的『三刺王聽法』演變而來，即刺群臣、群吏、方民、亂聽、色聽、耳聽、日聽、氣聽等。這些經驗法則，都值得後人學習。

楊日松這種勘驗風格，其實是有風險的，民國66年他到台北縣處理處理江子翠分屍案，直接接觸女屍時就此染上屍毒，發作時他的皮膚搔癢，有時時入骨頭，想抓癢幾乎抓破皮，只好住進台大醫院，讓同班同學替他看病。

這場病，讓楊日松夫人吳鳳英抱怨不已，他自己也思考著：「別人享受的很，我卻走上法醫一途，換來一身病，又有什麼用？」不過也因為這場病，換來無數人提供偏方，本來被認為，不可能治癒的屍毒，居然在數年後痊癒，或許正是別人解釋的「楊日松種下陰德，獲得陽報」。

對楊日松而言，靈異的事情不只一椿。楊日松說，「有一回到坪林勘驗，準備回刑事局路上，卻在坪林山區遶不出去，一個多小時後，只有繞回去勘驗現場，重新檢視死者遺體，居然發現死者後腦還有一處直角傷口，是之前沒有發現到的，就因為再回去一次，而有了破案線索。」

法醫工作，讓楊日松也有個不成文規矩，他不會在日落後談驗屍的種種，通常在下班後，他會小酌幾杯；楊日松認為，「這是在行血，也是去除一點勘驗時留下來的味道。」

不過法醫工作的繁重，仍讓楊日松忍不住，數度提出退休申請，卻一直被慰留；只是時間與體力，對楊日松而言，仍是一大考驗；79年12月28日上午，楊日松準備外出解剖，卻突然感到一陣頭昏，被子女強制送醫，出現初級腦中風，只是閒不住的楊日松，只躺了一個多月，又重回崗位。

病後再復出的楊日松，接二連三的處理日人井口真理子、尹清楓命案等，不論刑事人員、甚至於被害人家屬都希望楊日松到場判定，其他各地的法醫，也都以楊日松的判定來一槌定音，這是楊日松想休息，也沒有因為年齡而減輕，反而是更加的勞累。

在法醫室裡的楊日松，除了外出勘驗，還會抽空喜歡看日本電視劇，尤其是推理劇場，在邊看的過程中，把自己解剖過的遺體傷痕與案情重新推敲，往往這樣找到了辦案的新方向。

回到家裡，太太吳鳳英是楊日松自日本返國後就結婚的伴侶，兩人生活平淡，據說只要楊太太叼念時，楊日松都會走出家門，到住家旁的小麵攤，切個小菜自酌自飲一番；五個子女，各在不同領域發展，只有老二楊文卿在醫界發展，擔任過台中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眼科主任。

對楊日松更重要的是推動「中華民國法醫學會」，要讓法醫學會提升層級，先在民國73年6月2日法醫學會成立，由他的四子楊文爵協助，87年的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成立，更是楊日松感到欣慰的。

楊日松的法醫生涯，因為協助偵破井口真理子命案，獲得東京大學頒發「榮譽法醫博士」；87年從工作崗位上退休，在總統府接受「特種領綬景星勳章」；都是一般人少有的榮譽。

可是仍有太多的後進需要楊日松的提攜，退休後鄉，他仍然每周一到三的上午，依舊到刑事局報到；對他而言，走上法醫這途，已沒有退休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