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揹著洋娃娃，走到花園來看花。」這首伴著幾乎所有台灣當代兒童長大的兒歌，是許多父母與孩子們永恆而美好的回憶。它的作曲者、前新竹國小校長蘇春濤（另一作詞者周伯陽校長已於多年前去世），在母校師生合唱下，於二十五日溫馨歡愉地同度他的八十三歲生日。

    五十多年前，畢業於日治時代、台北第二師院學校的周伯陽與蘇春濤兩位老師，感慨於在戰後殘骸斑駁的台灣「日本兒歌一牛車，台灣兒歌沒幾首」。於是，出於「自己的歌、自己寫」的台灣人的凜然骨氣，兩人苦思合作，而共同譜下了這首催長每個台灣孩子、溫暖每個台灣辛苦父母的兒歌「妹妹揹著洋娃娃」，在荒旱的台灣童歌創作上，留下一首讓人人可以詠頌與懷念的本土兒歌。

   在這首歌裡，我們唱到了自己心愛的妹妹，揹著她心愛的洋娃娃，來到她心愛的花園裡，看著她心愛的花，娃娃哭了、餓了，叫著她心愛的媽媽，所以樹上的鳥兒、花上的蝴蝶才會笑哈哈。

   在「妹妹揹著洋娃娃」歌裡，沒有華麗的辭彙，沒有圓轉的花腔，沒有一個「愛」字，卻道盡任何言語都無法「說清楚、講明白」的「我心之所愛」的深意。所以，它流傳了。它成為每個台灣人生命中第一個階段的一部份。

   當我們重新詠唱這首已繞樑半世紀的兒歌時，驀然發現詩歌本土化的可能性與重要性。

   外國詩歌可以流行、風靡，卻難以永駐。只有栽於本土、經過本土文化的滋潤，這些詩歌才可能成為「我們的歌」，和我們一起呼吸與作息、同甘與共苦；只有當它與我們的骨肉之親一起走過歡愉與哀傷時，它才可能成為我們生活裡不可須伊分離的一部份。

   本土化不是技巧的熟悉、習慣的反射或文化的偏見。本土化其實就是很自然、單純地來表達「我心之所愛」；本土化就是讓我們自己填詞、自己譜曲，一起來同唱一首「我心之所愛」的歌。任何外來或新生事物的本土化，其實就是，讓我們一起在這些新生事物裡詠頌「我心之所愛」的自然轉化過程。

   身為台灣的基督徒，我們極其盼望福音也能永駐於每一個人的生命裡；神的話語能像這首歌一樣，可以隨時朗朗上口，好似使母親與孩子相繫的第一首兒歌般。

   因此，福音的本土化則是一條必須的途徑。

   福音裡原本就是充滿了「我心之所愛」的好消息。福音本土化就是運用淺顯、老嫗能懂的字眼將祂很樸實地傳講出來；福音本土化就是用當代熟悉的曲調將祂很親切地詠唱出來。傳福音就是使人人來同唱「我心之所愛」。所有福音的事工也就要成為人人能感受到「我心之所愛」的暢通管道；在傳福音的同時，人人才能被那「我心之所愛」的「愛」很自然地觸摸到、很深刻的撞擊到。

   同時，本土化是極具弔詭的（Paradox）。成功的本土化兼具時代性與普遍性。蘇春濤與周伯陽老師在戰後動盪的年代，感概於沒有出於國人自己的兒歌。他們卻不以偏激煽情的手法來表達感時的哀喜；他們反倒將那曾被扭曲掩抑的普遍人性與真情，以樸實輕淡的小調給唱了出來。時代是誘發的溫床，使它成長的卻是內駐的永恒價值。

   福音是有內駐的永恒價值，祂卻需要有當代情懷的詩歌工作者將祂填詞譜曲、試啼點唱。身為神的兒女，我們的一生就是在傳頌這份「我心之所愛」的福音。我們可以，也應該為我們這世代譜出一首可以讓人人朗朗上口，可以使之因而流傳的「我心之所愛」的「詩歌」，來容讓祂成為每個人生活中一部份、我們的子孫世世代代能齊唱的一首歌。

   之外，本土化的特點在於它的草根性。草根紮於母子相連的心田。「妹妹揹著洋娃娃」是寫給普天下的母親、卻唱給她懷中的愛兒；結果，它成為人人傳頌的兒歌。誰得著了母親，誰就得著孩子；誰得著了孩子，誰就得著那世代。這就是草根性。所以，也只有將「我心之所愛」的詩歌蘊於有母者襟懷的深處，它才能很自然地、很單純地流入了她心之所愛的孩子生命裡。

   福音要具草根性，祂需要一個有母親深情的心田來讓祂蘊育與紮根。每個神的兒女，就是一個屬靈的母親。母親的愛與她為心之愛的兒女們所擺上的一切，是本土化的條件與策略。福音的本土化成功與否，在於有否成熟的屬靈母親的摯愛與她單純、全然的擺上。

   蘇春濤與周伯陽老校長樹立了一個典範：每一個人可以為他那世代譜出一首「我心之所愛」的詩歌，讓後代的人不斷的詠唱與懷念。童詩是如此，各行各業也無不如此。福音的事工更是如此。

   看到滿頭銀髮的蘇老校長和童稚無邪的學生（也是他的學弟妹）們，一起歡唱著他在五十年前所創作兒歌的畫面，真是感人深深。兩代相差七十幾歲，卻能在一個新千禧年同唱著自己在前一世紀所譜出的、永不褪色的童歌，相信老校長一生的榮辱哀樂無不被裊裊餘音所盡覆，而給人留下儘是無限溫馨與美好的回憶。

   神的兒女們，讓我們同樣也來為這世代，用自己的話來填詞，用我們自己的調來作曲，以母親的熱愛來譜一首「我心之所愛」的新歌。讓我們與我們的兒女們能世世代代一起傳頌我們對神的深愛，也詠歌我們對骨肉之親的摯愛。

 (轉載自《基督教論壇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