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就「G2」等自身國際定位有明確官方立場
最近，伴隨世界「百年變局」的演進，國際力量特別是大國格局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特別是川普重提「G2」的構想，並不斷強調中國的重要性等，使得有關中國國際地位及「領導權」等話題不斷被炒熱。
眾所周知，從美國經濟學家弗雷德•伯格斯滕2008年提出「兩國集團」（G2）概念，美政界布里辛斯基、佐利克等都曾認為，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具影響力的國家，美中應儘快宣佈建立「G2」架構。奧巴馬曾向中方提出在世界上建構「G2」，即雙方在涉及全球發展戰略的重大問題上要形成高度共識，以此帶動世界發展。
對此，中國領導人在2009年11月會見歐巴馬時，作出了正式回應：中國高度重視中美關係。一個穩定、合作、向上的中美關係不僅有利於兩國，也有利於世界。中美合作可以發揮獨特作用，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促進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但中方不贊成有關「G2」的提法，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要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此我們始終保持清醒；第二，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與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第三，中國主張世界上的事情應該由各國共同決定，不能由一兩個國家說了算。
時隔16年，2025年10月3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面對美方的提議等，再次正式回應所謂「G2」問題：「中國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不結盟運動的夥伴、全球南方的一員，中國始終站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邊，將繼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同各國共同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恪守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為世界注入更多的確定性和穩定性。這表明，中國官方就「G2」、以及中國國際地位及領導權等問題的基本立場沒有改變。
這些年來，中國確實有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然而，「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從來沒有自封為「領導者」，「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都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
而且，中國政府還明確表示：中國「始終同發展中國家同呼吸、共命運，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這實際上已經將「發展中國家」（或稱南方國家）這個一般與發達國家相對、指經濟、社會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概念，賦予了特別的政治涵義，既清晰地展現了中國對自身發展水準、國情特徵的冷靜、客觀認知，又堅定地表明瞭建構「所有國家一律平等」的公正國際秩序的政治原則立場，實際上也是對有關「G2」、「領導權」等話題的回答（上述引文均為近幾年中方最高領導人的講話等）。在美國日前悍然對委內瑞拉這樣一個主權國家使用武力並對一國總統動手的霸權行徑，受到國際一致譴責之際，中國政府上述立場的正確性和成熟性就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而且，上述政策表述和中共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的立場、以及宣導「實事求是」、「兩個務必」的黨風建設等，都是直接相關的，也可以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戒驕戒躁：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應該指出，最近有關「G2」、「領導權」等話題的討論，雖然有中國政府上述冷靜而成熟的政策宣示，但依然被人們關注。從合理性的角度看，例如國際上美國霸權的式微及「收縮」造成一些「空白」、國際社會對綜合實力迅速增長的中國的需求日益隨大等，確實需要中國與時俱進、不失時機地作出新的、更積極的對應。但是，我還是更贊同中國政府的上述立場，而且，我覺得越是形勢把中國推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國越應該小心謹慎、戒驕戒躁，堅守自己一以貫之的、受到長期實踐檢驗的成熟政策立場。說到「戒驕戒躁」，我特別想提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縱觀中國近代歷史，特別在重大轉折關頭，常常有一個干擾中國發展和進步的痼疾——社會精英層主觀認知上的「驕躁」情緒。這種情緒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表現，其原因也各有不同。在中國還很落後的時候，就不乏這類表現。從上世紀30年代「數省勝利到全國勝利」的左傾盲動，到抗戰時的「速勝論」；從50年代的「大躍進」，到70年代的「洋躍進」......，三起三落的鄧小平以切身經驗概括指出：對於中國的發展而言，「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特別是每次大的勝利或大的轉折關頭，常常會產生驕躁、冒進的「左派幼稚病」傾向，由此導致失敗與挫折。
1944年中國抗戰勝利前夕到新中國成立這段時間，是中國近代第一次百年變局的重大轉折關頭，當時毛澤東特別借用郭沫若紀念明末李自成起義三百周年寫的《甲申三百年祭》等，不斷向取得顯著成績、逐漸走近政治舞台中心的中共發出警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在給郭沫若的信中，毛澤東又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檔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正是在毛澤東成熟、冷靜的政治引領下，中共取得了「開天闢地」的成功，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宣告「中國人站立起來了」的同時，更以同樣的力度對中共黨內明確提出「兩個務必」的要求，稱奪取全國政權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在1956年中共八大毛還專門用「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來提醒大家。毛這一代人的豐功偉績及歷史轉折關頭的清醒、理性，的確令人感佩，恐怕是我們這些後人難以企及的。但同樣令人扼腕的是，即使是毛這樣的人物，也在僅僅幾年後，就開始頭腦發熱，開始了左傾冒進的惡性循環，直至毛去世後才開啟了相對平穩的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以史為鏡，可知興替」。今天，世界處於百年變局的動蕩之中，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有目共睹，國人似乎又面對著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而社會上特別是精英層的「驕躁」情緒似乎又有所抬頭，並且有方興未艾的勢頭，動因也更加複雜。這種「驕躁」波動，如同一個宿命的週期率，儘管這種周期變化與中國古代社會盛衰之「週期率」不能簡單劃上等號，但這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劇烈波動起伏，體現的是更為複雜的歷史及認識論上的矛盾疊加，除了外部霸權式微及「收縮」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需求日增之外，在中國內部有長期落後的屈辱及打壓使國人特別是精英階層積累的反彈式冒進衝動；也有中國古老燦爛文明及百年壯麗變革取得偉大功績提供的正面激勵；還有中國特殊發展道路的內外艱巨性及缺少經驗和準備帶來的選擇難度；更有面對走不完的「萬里長征」，民族性格中堅忍不拔與僥倖厭戰的較量與磨合。可以說，這輪變局和波動的正反各層面動因的複雜性顯得更為突出，可能是中國今後一段時間必須協調面對的大課題。
另外，世界歷史的經驗也值得注意：幾乎所有失敗者，無論背景多麼複雜，但大都與過高估計自己、缺少自知之明、「驕躁」盲幹有關，可謂「驕兵必敗」。而成功者，特別是近代發展較順暢國家的富強之路，看似各具特色，實際至少有以下三大共性：即危機意識、創新精神與務實作為。這三大意識可以簡化成一句通俗易懂的話：「虛心使人進步」。「虛心」即「戒驕戒躁」是危機意識的直接體現，同時又構成創新精神的牢固基石及務實作為的動力機制。無論是個人、政黨抑或民及國家，在路線、政策及制度選擇之外，似乎都受到這種主觀精神層面的發展「鐵律」的制約。有關「G2」、「領導權」等話題的討論，也與之密切相關。
三，與時俱進：「包容力」比「領導力」更重要
今年是聯合國建立80周年，百年變局的加速演進以及川普對聯合國等現有國際秩序的不滿，都使得「建構國際新格局」包括「G2」、「領導權」等話題又引發人們的關注。其實，中美的綜合實力及代表性以及雙方合作對世界的重要性，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不容迴避。今天的國際社會，既需要中美兩國負責任地發揮引領作用，又需要循序漸進地朝著抵制霸權主義、實現多極化、民主化的方向發展。
在現實中，特別是這十幾年來，經歷新舊格局相互磨合、碰撞、交替、融合的複雜過程，正在形成一個「兩大帶兩群，合作求共贏」的新格局，也就是美國主要帶著發達國家群，中國主要帶著發展中國家群，差不多20個國家為主體，加上幾個主要的國際組織，共同形成的世界大國合作治理的新格局。儘管中美在各自「朋友圈」中的原則理念和實際作為各有不同，但通過20多年的實踐發展，並且在G7集團、金磚集團以及APEC等平台的多方努力與磨合下，這個混合型新格局日益嶄露頭角。這種「百花齊放」的方式，就是為了在聯合國基礎上逐步建構一個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推動全球治理的大國合作平台。
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多邊合作，在一些地區也已經有了一些成功的嘗試。例如東亞及亞太地區，APEC推動RCEP落地，就帶了個好頭兒，出現了日韓澳新等發達國家和中國東盟等發展中國家「兩群合作」新格局的雛形，如果再努力一段時間，能實現「亞太自貿區」的目標，就會進一步鞏固和完善這個新格局。
請注意：這個格局並不是由一、兩個大國「領導」的，而是以東盟為主、相互平等、包容、融合的過程。中國確實在其中發揮了引領潮流的作用，而這種引領是為了順應時代和平發展主流要求，呼喚新式的、更公平的全球化發展，呼喚「去霸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多數國家都在這個時代潮流之中發揮著各自的作用，美國等可能還不太適應這個新變局，還想「當老大」、或搞「小院高牆」、「孤立主義」，甚至像近日對委內瑞拉的霸凌以及可能對格陵蘭島、中東施暴，但在時代潮流的推動下，美國也很難真的再回到當年「一強獨霸」的局面了。
這幾年，我有幸在香港工作、生活，親身體驗到了「一國兩制」這個偉大構想及其具體實踐的政治創新價值。「一國兩制」是人類文明史、政治史和制度史上的偉大創舉，從現代國家制度形成後，還沒有哪個大國可以相容兩種具有政治對立性質的制度。就連標榜「自由主義」的美國，也不斷地搞什麼「顏色革命」、或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價值理念，追求「制度輸出」、「政治輸出」等，實際上也是為了滿足一己之私的利益需求，而且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而「一國兩制」則體現了一種在一國國內都可以實施不同制度實踐的「包容性」，這不僅是一種全新的治國理念和制度安排，而且也為中美構建正確「相處之道」、世界構建合理新秩序、豐富「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提供了具有啟發性的嘗試。「一國兩制」說到底是一種以「包容不同政治體制和生活方式」為特徵的「創新型命運共同體」，這與今天中國在國際上宣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國內構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一脈相承的，這三個「共同體」概念「三位一體」，與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相契合，形成了今天構建世界新秩序的主流方向。「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成功實踐，是中國人對世界貢獻的極為重要的稀有公共產品，是一份寶貴財富，今後一定會越發顯示出她的務實性、創新性和未來性。這種與時俱進的「包容力」其實就是一種無形的引領，比傳統的「領導力」似乎更有生命力。
（作者為深圳廣電集團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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