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小說《墨殺》引發爭議的反思

 

聖人還是義警？小說《墨殺》撕裂墨學陣營

近日，暢銷書作家高漁攜新作、中國第一部墨家文化元素題材的動作推理小說《墨殺》在深圳墨門書院舉行全國首發式暨簽售會。在青年墨學愛好者群體中廣受追捧，掀起一陣“墨子旋風”。

《墨殺》以一系列相關墨家後學的神話傳奇為線索，講述了一個自居救世主的變態天才，以逾越現代法律、私刑處分罪犯的方式宣揚其救世主張的現代都市殺人案件。通過書中主人公對案件抽絲剝繭的層層調查與偵破，引出墨學“兼愛”、“非攻”、“尚賢”等思想，詮釋墨家學說的核心理念及其當世價值。簽售會上，該書受到了年輕讀者的熱烈追捧，500人大場座無虛席，粉絲爭先恐後提問、與作家合影、購買簽名本，呈現“一紙風行”、“洛陽紙貴”的火爆場面。

與此同時，這本在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說，也引起了墨子故裡一些墨家學者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作家將倡導“兼愛非攻”的墨家及其後學，描述成不循法紀、濫用私刑、快意恩仇的“都市義警”或美漫“超級英雄”，有誤導之嫌，容易讓對墨家學說未曾有深入了解的讀者，得出墨家為一游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黑幫組織的錯誤印像，實於墨家本來面目大相徑庭。更可議的是《墨殺》對墨家元素的挪用和轉化，乃服務於小說的敘事，非服務於墨學的傳播，作家對墨學核心義理所取的“化約”的處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對墨子墨家墨學的鬼化、矮化和污名化，不但對當下的墨學復興運動沒有任何幫助，反而造成了比較惡劣的負面宣傳效應。

一部小說，何以能在青年墨學愛好者群體和專業墨學學者中產生如此兩極化的評價？筆者作為該書的序言作者，覺得甚有必要從當下墨學復興運動的整體趨勢格局出發，來談談自己對墨家元素文化創意產業的看法。

 

作家為何選擇墨家思想作為小說的精神內核

高漁坦言《墨殺》的創作靈感來源於西方電影《七宗罪》、《龍紋身的女孩》和美劇《真探》、《殺手信徒》。受此啟發，他認為中國也應該有一部屬於自己的《七宗罪》。至於選擇墨家思想作為小說的精神內核，則是基於高漁對墨子其人以及墨家學說的研究，形成了特屬作家式而非學者式的獨到見解。

作家眼中的墨子，是入世濟世、即凡即聖的聖人：“所謂聖人，是能從精神深處對人施加引導，使其行為合乎天道的人。” 高漁告訴讀者：道、釋兩家把天道說得很漂亮，但引導力弱，修行者基本只能自學成才。老子也好，佛陀也好，都是神一般的存在，而不是入世濟人的聖人。至於儒，在王陽明之前一直在鑽“人道”的牛角尖，越來越偏離了天道。及至心學出現，也不過是挪用了道、釋的法門。高漁認為：墨子就是聖人，他對天道的解說樸實無華，但他的精神感染力強大到讓人願意為了這樸實的道理慷慨赴死。三千年來，他是唯一能做到這一點的中國人。高漁此言可謂甚正，儒家也提舍生取義，但那個“義”是人際關系層面的忠義，和墨家的兼愛、非攻相比，格局高下立判。

作家眼中的墨家，是追問高尚、慷慨就義的學派。高漁認為墨家的悲劇，也正是他的偉大之處：高尚。“墨家的基本主張——節用、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看上去沒有一條有利可圖，甚至還要求你自律和付出。誰干？傻瓜才干！墨子是聖人，所以還是有很多很多人選擇了追隨他做一個傻瓜。但聖人畢竟不會代代出現，聖人的能量一旦消失，墨家的勢微也就成了必然。”“身為一個中國人，我很自豪有墨子這樣一個先輩。他作為一個聖人無法復生，但墨家的學說和精神永存，它的存在是人類心底永恆的追問：我是不是可以選擇更高尚地活著。”

筆者認同他的感言。確實，民初梁啟超所說的“假使今日中國有墨子，則中國可救”，並不旨在宣揚一種學說，而是在呼喚救世主般的聖人。即非所謂墨學能以救世，實乃墨子人格精神能救世。

 

《墨殺》中的刑偵探案橋段，絕非只憑墨家元素“借殼上市”

筆者在該書序言中曾指出，《墨殺》中的刑偵探案橋段，絕非只憑墨家元素“借殼上市”。小說中的墨者，在現實生活中亦有自己的職務和本分。比如作為墨家巨子的徐震是警隊英雄，其懲惡揚善、嫉惡如仇的風格本來就符合先秦墨家“執法王”的角色；以類似西方天主教“七宗罪”為形狀帶出的“墨學十論”如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等，亦可算嚴絲合縫於墨家的倫理價值觀，頗具中國特色。

     在學術上，墨家學者總在問一個問題：究竟“兼愛”有沒有預設“自愛”？在《墨殺》中徐震為子贖罪而自擔刑責走向死路，無疑是不自愛的，卻又成全了父愛、大愛——以如此決絕和壯烈的姿態完滿墨家道德，恰是莊子評價墨子的“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的千古悲情。相比《秦時明月》、《墨攻》、《墨藏》等其他墨家元素文化產品，高漁的《墨殺》堪稱後來居上，具有更高的倫理深度。即便其為動作推理小說，題中之義仍在橫亙千古不絕如縷的墨子精神力，而非神話傳奇中的墨家機鋒巧辯。日後的其他創作者也可以從墨者止戰非攻的行傳中提煉若干俠客精神以充實傳統文化肌理，抑或參照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救世主”式線性敘事模式來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超級英雄”文化主題——最典型的莫過於墨子“止楚攻宋”的案例，電影《墨攻》亦曾采用。

因此，《墨殺》想要探討的正是“人是否可以更高尚地活著”的千古疑問，這也是先秦諸子包括墨家在內的最大的現世價值。《墨殺》“七宗罪”式的故事內核讓這個關於“高尚”的追問顯得急迫和緊張，那是因為人類在不急迫不緊張的時候，壓根不會思考這樣的問題。歸根到底，《墨殺》又是一本關於愛的書，它通過一個極致美麗而殘酷的故事，呈現出不可思議的愛的力量。可見，作家式讀解墨學與學者式讀解墨學，是殊途同歸，並不違墨學大義

 

《墨殺》之前早有文化衛道士心態引發的《孔子》公案

     《墨殺》在墨學圈所引發的爭議，讓筆者想起一段陳年公案。

2010年，由周潤發、周迅、張豐毅等影視巨星擔綱主演、胡玫執導的電影《孔子》上映。這部群星雲集、耗資過億的商業影片，盡管在電影市場上獲得成功，票房掙得盆滿缽滿，但卻引發了諸多儒學研究者和儒學機構的抗議，如青年學者王達三博士致劇組《胡玫莫以<孔子>庸俗化孔子》的公開信，以及由國際儒學會、國際孔教會等超過三十家的儒學機構和網站連署的《須尊重歷史，宜敬畏聖人——致電影<孔子>劇組人員公開函》等，成為當年一大文化熱點事件。

     回首當年那段公案，胡玫版本的《孔子》中最引儒門拍案的當屬周潤發飾演的孔子和周迅飾演的南子傳出的一段“曖昧”。德侔天地、道貫古今的萬世師表、至聖先師，怎麼可以和凡夫俗子一般有血有肉，有情有欲呢？這樣一位“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孟子）的夫子，豈能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巧的是，1928年，林語堂編導並公映的《子見南子》獨幕劇，也招致孔氏宗親和儒教人士的法律訴訟。在整本論語中，最見孔子真性情的“子見南子”的段落，卻常常成為儒門最為忌諱的地方，仿佛非要把孔聖閹割為一具沒有情感沒有熱血的行屍走肉，方能彰顯其“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偉大一般。

王達三博士在那封公開信中揚言：“作為一名忠實的儒教徒，我從內心就排斥拍攝以孔子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孔子是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像征符號，其地位當與釋迦牟尼之於釋教、耶穌之於耶教、穆罕默德之於伊教之比。或我孤陋寡聞，但我確實不曾聽說有人將釋、耶、穆三人的事跡拍成影視作品。”

然而，他確實孤陋寡聞了，2004年由梅爾吉布森導演並主演的《耶穌受難記》，就已經把耶穌基督受難的故事搬上了銀幕。據筆者所知，無論是歐陸還是好萊塢，以耶穌基督生平為題材的電影就不下幾十部。孰謂古聖先賢只能存在於故紙堆和死文本，而不可藝術化再現到當下文化生活情態當中？

 

黃蕉風（右）現場導讀《墨殺》，左為作者高漁

 

有多樣化的載體和媒介來傳播，是傳統文化復興的福音

眾所周知，周潤發在電影中飾演了“孔子”，並不代表觀眾心目中的孔子就是周潤發。周潤發版的孔子作為一個文化符碼，和《尋學圖》、《三聖圖》、《孔子行教圖》中的孔子沒有任何區別。此理同樣適用於小說《墨殺》中的墨家形像。

批評小說《墨殺》的墨家學者所援引的理由，同當年儒家學者批評電影《孔子》的理由如出一轍。儒家學者認為電影《孔子》乃以“中國第一部為萬世師表孔子豎碑立傳”為名頭來圈錢搞噱頭，是謂對聖人的大不敬。墨家學者亦以小說《墨殺》歪曲墨子形像潑污墨學為由加以詬病。他們都有這樣一種思維慣性，即認為一種文明或宗教的最大公約數，其精神旨歸雖然清晰明確，但文化外延則相對模糊籠統，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統攝力，以便給學者和信眾以足夠的想像空間和詮釋領域，而一旦做成影視或文學作品，則難免將其形像定格，造成“有一千個觀眾，只有一個哈姆雷特”的現像，從而把不認同這一哈姆雷特形像的受眾排斥在外，這對一種文明或宗教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放眼基督教歷史，聖母子、聖使徒、天使等形像的繪畫、雕塑不知凡幾，卻也不曾見到哪個西方人因為歷代對耶穌形像或者基督教形像的遺傳，而有任何“扭曲”或者“定格”。若依這些儒、墨學者的推論，則看過《耶穌受難記》的基督徒觀眾，他們進教堂禱告、查經、禮拜、聚會，則眼望手及的，皆不是耶穌基督，而是梅爾吉布森？其實，有多樣化的載體和媒介來傳播傳統文化，是文化復興的福音，而非阻礙。真正有自信的中國人，當不排拒國學與流行文化相結合。

山東的墨學研究者，當然更希望讀者在看到類似《墨殺》等墨家元素文化產品時，不唯只被武功或者玄幻所吸引，從而對墨子墨家之了解止步於“打打殺殺”的膚淺境地。然而我們必須正視一個事實，那就是墨家元素文化產品在當下時代只會越來越多，無論資本市場或者文創產業將墨家包裝成“任俠的宗師”還是“黑社會的始祖”都也無妨，關鍵在於其能否通過流行文化的載體，把墨子真精神以現代的方式“活化”“具現”出來。須知有些事情是只能追，不能等的，攔阻墨家元素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反而是在拉歷史的車輪倒退，於墨學復興有百害而無一利。

 

 高漁於深圳墨門CAT演講大會演講

通過《墨殺》爭議，透視墨學復興四種路徑

     作為墨學復興運動的推動者和墨學研究者，筆者通過小說《墨殺》所引發的爭議，再次梳理了當前墨學復興的四條路徑。

     第一條，學院體制內化合儒墨，儒墨互補的道路。這是學院派墨學的進路。長處在於承接國學復興的態勢，宣傳儒學的同時宣傳墨學，充分借用、使用學院體制的資源。短處在於容易把墨學目為儒學的拼板，是“雞肋”，或者抱儒學的大腿。處於“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尷尬地位。以致於創新力、想像力不足。

第二條，學院體制外立墨非儒，激進非儒的道路。這是民間墨學或曰新墨家的進路。長處在於治墨研墨的獨立性，在完全拒斥清人刪改的《墨子》版的前提下，對《墨子》文本進行重新訓詁重寫解釋。短處自然是容易流於原教旨主義，唯墨獨尊，拒絕對話，從而走向另一種封閉。

     第三條，墨家元素文創產業、墨家元素文化產品的道路。大力培養、塑成墨家元素IP，如墨家書院、墨家客棧、墨家電影、墨家動漫、墨家小說等。長處在於把墨家元素凝聚成更簡潔的文化符碼，方便投射給大眾，擴大墨家愛好者的人口基數；短處在於誤以為墨學復興的重心在於建立文化工業流水線，重蹈穿格瓦拉襯衫不識格瓦拉精神的覆轍，從而流於膚淺。

     第四條，目墨家為具有全球性當量的思想學派，推動同普世諸文明對話，以求真正有益世道人心。堅持線上線下並聯，社區深耕細作，強調創轉創發，宣揚兼愛非攻。

     筆者近年來所一直大力提倡的大乘墨學，就試圖貫通上述四條路徑。小說《墨殺》所引發爭議，正隱現著墨學復興運動背後潛藏的路線鬥爭。

 

《墨殺》簡介

叱吒風雲的黑幫大佬杜峰越獄後在醫院的地下停車場離奇斃命，這突然發生的一切究竟是陰差陽錯還是蓄謀已久？是懲惡殺人，還是泯滅人性的自我滿足？當杜峰案正膠著之時，為兒子舉行奢華婚禮的富商許大可又被離奇殺害，陳禹養父之死，又將懸而未決的案件推向新高潮……而每個死者脖頸傷口隱隱透出來的“相”字代表了什麼，在現場發現的《墨子》書頁又在傳遞著怎樣的信息？……各色人物陸續登場，陰郁的殘疾少年阿變、海門電視台台長王東揚、墨子研究專家柯青萍……隨著案情的進展，多年的秘密抽絲剝繭，逐漸顯現。

 

高漁簡介

高漁，現居廈門，一個執著於創造不可能的故事的寫作者。擅於在現實背景下添加奇幻元素，通過懸疑推理的手法和獨特的動作描寫，構架出可讀性極強的傳奇故事。曾出版長篇都市傳奇小說《鎖俠》《醉殺》》《魔術師傳奇之百年謎局》，藝文書《一只豬的前世今生》、文化隨筆集《鼓浪嶼詞典》。編劇作品包括《戀上黑天使》《天涯女人心》《客家風雲》。其中電視劇《戀上你，愛上我》2013年由北京韶華映像影視出品，導演羅長安，韓國著名藝人秋瓷炫，台灣藝人偶像小生唐禹哲、趙擎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