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陳純，中山大學哲學博士。2013年在ONE發表《那些被我們辜負的人》；2014年在《澎湃》發表《我們這一代所中的施米特毒》。分別代表著兩個思考方向：我們的內在秩序與我們的外在秩序。代表作：《承諾無能者》、《施派的逼格》、《你之所以不幸福，是因為你太有文化》、《我們無法永遠在一起》。2016年出版愛情哲學隨筆《那些被我們辜負的人》。
這篇非典型性書評，原擬定題目有四，分別為《你活該注定孤獨一生》、《作為一個革命者，我反對詩化愛情》、《從正人君子到花花公子的可能性與限度》、《論不婚主義者的地板和天花板》。都覺得不妥。
很多朋友認識陳純是因為他寫情愛的文字，如《那些被我們辜負的人》。我認識陳純是因為他批判中國施特勞斯學派和劉甘門人的《論施派的逼格》。這兩個名篇基本劃分了陳純男女粉絲的底盤，喜歡前者的多女粉、前期粉；中意後者的多男粉、後期粉。
嚴格意義上我不算陳純的粉絲。雖然一直有關注他發表在端傳媒、共識網上的政論，但很多觀點是不贊同的。倒不是像有朋友所認為的那樣，我的師兄弟中有劉甘門人、施派干將、大陸新儒家，愛屋及烏，恨屋也及烏，所以對左翼自由主義采取截然拒斥的態度；恰恰相反，正因為自己的師兄弟及其所堅持的政治哲學/神學論述是陳純一直以來不渝攻擊的“標靶”，所以我在站隊之前自然先要考量，“左翼自由主義VS中國施派”這場馬拉松式學術論戰（or學術群毆）的肇事者和原發點，到底是陳純這個人本身，還是他和他朋友們的左翼自由主義理念。
從陳純最反感的“後果主義”/“效益主義”角度來看，左翼自由主義是“旁觀的哲學”，墨教復興運動則是“行動的倫理”。前者目前只能停留在“彌散性”的學術共同體，即便精神上同氣連枝者眾，畢竟“離地”，仍在小圈子的“神智游戲”上。墨教復興運動是建制成型的文化復興運動，具有左翼自由主義者自己都羨慕的、類似大陸新儒家的“宗教狂熱”和“宗教情感”，也自然繞開了尋求團隊內部最大共識的糾結，直接下沉轉進到把文化符碼開源面向大眾、因信稱義立地成墨的“在地”階段。從各自推進路線來講，墨教和左自可能是兩條永不交會的平行線。在“墨者親善聯合會”群組裡，陳純很少講話；在“走向共和”群組裡，我倒經常發言。左翼自由主義的言說也許我永遠不能理解，但我對陳純這個人本身充滿了興趣。
坊間一直流傳學界有所謂“雙（兩）峰（大）並（攪）立（局）”的神話，十分不幸地我因常和大陸新儒家開戰得以和反施派的陳純一同躋身這個“封神榜”。若謂警惕國家主義意識形態自上而下整合的問題意識來講，墨教和左自當然都屬同一款人，無論我們論戰的對手是大陸新儒家還是施特勞斯學派。不過抱持“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難免被扣上政治德性低的帽子，這亦是我們絕對不願意自我草標的。而今墨教復興運動仍然保留一扇窗口和作為論敵的大陸新儒家進行比較良性的溝通和對話，左翼自由主義則似乎已經全然沒有可能和施特勞斯學派有任何的對話，遑論彼此釋放善意。
墨教中人對陳純個人的興趣遠大於他的左翼自由主義。所以他新書出版之際，墨教安排了一次“歷史性會盟”，公號上打出的廣告是“墨教教主攜兩位副教主於深圳會晤心靈牧師、愛情捕手、左翼自由主義青年領袖陳純。雙方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組成統一戰線，標志著’墨教復興運動——左翼自由主義——港台新儒家’之邪惡軸心的正式成形”。純粹自黑和黑他的一個公告，沒想到招來人家領導過問，以為是串聯結社或搞邪教，奇哉怪也！小曹對我說，“你和陳純手這麼一握，你算是上了施派的黑名單了，陳純也上了新儒家的江湖追殺令了，以後上街要戴鋼盔防爆頭”。猶記得“會盟夜”下半場，他使勁攛掇小曹和我在一起，謂自己扮演紅娘角色輕車熟路，已在圈子中成功牽線搭橋兩對，自己雖然不幸福，但希望看見別人幸福。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實在不像曾經滄海難為水、向以堅硬對待施派的不婚主義精神領袖嘴裡講出來的話，那一刻我和小曹get到了某種淡淡的憂桑。
那些被陳純辜負過的女孩，被陳純攻擊過的論敵，或者反感陳純價值觀的人，大抵把他打入“渣男”、“人渣”之列，應該扔進地獄的永火裡焚燒。流風所至，向我打聽陳純近況的一些學界長老，也熱衷於八卦一些他“撩妹”的風流韻事。幸而陳純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和學界體制保持足夠遠的隔離層，明槍暗箭傷不到，反倒能發揮“沒有勇氣就沒有理論”的優勢。
要了解一個人的心量和格局有多大，首要不看情愛。所以於我而言，還是更看重陳純在左翼自由主義理念方面的建構工作，而不是他的個人情感紀事。《那些被我們辜負的人》，我花了1天的時間就看完，書中關於“傷害”和“被傷害”、“辜負”和“被辜負”的情感糾葛快速略過，批注集中在經出版社編輯閹割的、十分有限的“低毒版”的哲學論說。這才是全書精華。如果真要全方位無死角了解陳純和他小伙伴們的左翼自由主義思想，直接看端傳媒和共識網上的文章就可以了。我的擔心是，在自由主義思潮（無論左翼的還是右翼的）的發聲渠道和言論空間不斷被壓縮和圍堵的當下，陳純和左翼自由主義在國朝思想界的進擊之路會不會因著某些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素中道崩殂一朝而斬。這個可能性是大的，如果陳純和他小伙伴們繼續堅持以堅硬示人，像他們對待施派論敵那樣，完全不在意統一戰線和方式策略的話，恐怕最後辜負的人不單是愛他們的那些女孩，還要辜負那些賭上代價下注左翼自由主義的小伙伴們。從友人善意的建言出發，陳純作為左翼自由主義在青年一輩的扛鼎人物，自然要背負重軛，謙卑自限，講究學術共同體整合的具體技戰術和方式方法，同時不讓“注定孤獨一生”的歷史遺傳路徑依賴捆綁住手腳，既溫馴如鴿子，又靈巧如毒蛇。
目之所及，治中國傳統文化學問的人士，應該都對陳純的這套理論（當然也包括風傳的所謂私生活）感到非常不適，就連我們墨教這種在國學圈已屬離經叛道、異端歧出的小眾群體中，也有很多人不能接受他對沿襲千年的傳統文化道德觀、政治哲學理路的近乎屠戮的批判。我是理解陳純和他的小伙伴們，所謂“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建構之前的解構，自是理之必然。唯一的問題在於“陳純尚能獨任，奈天下何”。設若一個未經過謹嚴判斷力和辯證法訓練、而又對中國傳統文化或普世諸宗教文明之底線共義缺乏認識的少男少女們，猝然接受陳純和左翼自由主義之激進理念的感召而傾情投入，恐怕會陷入和贊成“活人狩獵”的國產奧派連岳先生、鼓勵“法無禁止即允許父母兄妹賣淫”的無政府主義者布爾費墨一樣的觀念陷阱。造成理論上的迷思，乃因思想基底尚未打好。陳純和他推動的左翼自由主義，當然不需要為此背負任何道義上的責任，但如前文所述，除非我們已有十足的把握和確據能夠hold住他們狂暴的思想烈火，否則就算他們後撤好幾步等我們跟上，也是跟不上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墨教復興運動一直堅持不輕易顛覆眾數至今肯認的“崇高價值”，也不輕易突破傳統道德邊界的實際考量。
再回到開頭那個“雙（兩）峰（大）並（攪）立（局）”的段子。雖然是段子，但確有其事。大抵是我和陳純各自詮解墨教復興運動和左翼自由主義的文章常在幾個媒體刊發，有時候甚至“撞車”在一起，故被某些學界中人拿來相提並論。我在國學圈和他在自由派扮演的角色在某種程度上倒也一致，謂“內部的反對派”也好，謂“攪局者”也罷，大概都是一種比較尷尬的角色。一些與我交好我的前輩也常向我提起陳純，問起陳純，在他們眼中似乎兩位青年學人所引領的墨教和左自，有著某些不可估量又無法操控的可能性與限度。然而我很清楚我和陳純、墨教和左自是完全不同、無法通約的兩個品種。這中間的不同，就好比那些前輩總是熱衷把他們的女兒或者門下女博士生推薦給我請我務必盡早籌劃人生大事，而問起陳純則眼睛裡充滿探秘、八卦的莫名狡黠。然而就我所了解的陳純來看，確有必要為他“平反”——即便“愛撩妹”坐實，亦歸屬私領域，旁人無權評斷；至於“約遍海珠區”雲雲，則是捕風捉影，無的放矢了。大概學術上的爭戰刺激了論戰雙方的血氣，思想爭鳴侵入個人生活太多造成了對彼此人品的失察。當然我不是在“呼吁和解”，只是希望大家都看到對方柔軟的一面。正人君子偶有放蕩不羈的時刻，花花公子亦有忠貞不渝的瞬間。
陳純在生活中總是自嘲是一個“自私的人”，那個追了她三次最終仍然被“十動然拒”的女孩對他說：“像你這麼自私的人，真的好想看看你最後愛上的是什麼樣的人”。按照陳純在書中自己的申說，作為一個“愛無能者”，他早已失去了“愛的天分”，既不懂得如何開始一段關系，也不懂得如何維持一段關系。果真如此，他念想的走向“愛的共同體”永遠是鏡花水月空中樓閣，真只有徹底擁抱康德和威廉斯這種同樣“注孤生”的哲學才能些微超拔實存的困境。然而陳純在《那些被我們辜負的人》中自白：“以有沒有成長來看待一段感情的優劣，是一種膚淺的功利主義心態。我看重的是什麼？是記憶”。這種款式的情愛永遠在出發，永遠無終局，像一個精神游民，從一個帳篷游牧到另一個帳篷，總是變動不拘的，具備永久的開放性。依此觀之，把這套價值觀放置在儒墨“義利之辯”的天平上，陳純恰歸屬於他所反感的孔孟之道，因為無論先秦墨家還是邊沁、穆勒，毫無例外指向最大的善即終局的果效。也就是說，站在墨家的立場來講，如果我們愛一個人，當然要純然入戲，並努力求得對雙方最合理最有效的結果。墨者在發出愛的指令的時候，前意識裡面已經經過預判和測算，“我和TA在一起，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對彼此有用的”——對彼此有用，就是“最大的善”，這對墨家倫理來說非常重要，但卻是陳純最反感的“後果主義”。我想這是我們在思想上隱秘的分歧。
那天我、小曹和陳純喝醉了酒，晃悠悠在口岸游走。別了之後，小曹對我說，“他不像傳聞中說的那樣”。我說，“當然，再堅硬的人也有柔軟的一面”。那一刻我想起幾小時前在福田擼串的時候，我們仨偶然提起漢娜阿倫特、海德格爾、切格瓦拉（還有托洛茨基？）時的一番談話。大概是陳純說阿倫特不適合海德格爾也不適合切格瓦拉，小曹在旁邊痴痴看著笑著，當時我似乎應該有所應答的，卻被自己爛到底的酒量催逼著找個間隙遁避然後摳喉。幾個小時以後酒醒，遠在東京的小桃給我電話，於是又回憶起這個談話，心裡似乎有了確證的答案——旁觀的哲學歸屬哲學家，行動的倫理歸屬革命者。不適合哲學家的，未必不適合革命者。因為各自的取舍相反不同，出身已鎖定路徑，選擇是沒有用的。哲學家需求的是精神上同行的伴侶，革命者渴望的則是並肩戰鬥的伙伴。就“愛的共同體”的營造來講，很難說哪種才具備超穩定的結構，但無疑，都是一種“愛的禮贊”。
作為一個自詡的革命者，我當然反對“詩化愛情”，但從來“禮贊愛情”。從這個層面來說，哲學家和革命者，仍是同路人。我們還要一起，去打那美好的仗。
作者（右）與陳純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