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國學不僅是中國之學，更應該是普世之學。墨家的兼愛非攻就是中國特色的普世價值，是最中國也是最普世的學說，放之四海而皆准、歷萬代而常新。墨家學說經過現代化的詮釋，以及原典義理的重光，完全可以開出超越政治儒學的兼具中國特色和普世價值的政治哲學；而墨子精神力的千載相接，更是提振國人道德信仰、民族士氣的應有之義。這是當代墨者的中國夢。

 先秦儒墨，並稱顯學

我以為中國學術最昌明的時代，恰是據今兩千多年以前諸侯割據戰亂頻仍的先秦，彼時百家齊放，諸子爭鳴，大抵有「六家九流」「九流十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實為華夏文明的第一個歷史高峰。

傳統意義上，統攝先秦至漢初的主流學派為儒、法、墨、道四家。而自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之後，儒家之外的諸子逐漸淪為旁支，不再具有主導話語權的地位。當然這不代表儒家之外的諸子傳統徹底消亡，它們有的以「民間」和「在野」的「體制外」形式繼續存在（如漢初墨俠），有的走向士人內心深處成為修身養性的不二法門（如魏晉玄學）；有的借殼上市煉成君王獨門家法，所謂「儒表法裡」、「霸王道雜之」。儒家自此確實成為了中國文化「大傳統」的精神底色，其他諸子學派大部分彙入了中國文化的「小傳統」當中，作為文化潛流，影響至今。如今人們對儒學成為「王官學」之後的中國歷史都比較熟悉，卻對「一教獨尊」之後諸子百家的發展狀況不甚了解。尤於在先秦與儒家並稱顯學、後「中絕千年」的墨家而言，更顯面目模糊。

     墨家脫胎於儒家，其創始人墨翟因不滿於儒家的繁文縟節，另立新說，後漸成一大學派，「墨家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其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身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家與儒家並稱戰國時期兩大顯學，「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墨」，「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墨家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有救世情懷的學派，提倡「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葬」「節用」「天志」「明鬼」，並在邏輯學、光學、物理學、兵法等諸多方面對中國古代科技有卓越的貢獻，李約瑟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中曾稱贊「墨家的科學成就超過整個古希腊」。不僅如此，墨翟偉大的人格精神亦為歷代所敬仰，甚至作為墨家論敵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道家代表人物莊子，都不得不承認他「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明末與利瑪竇有交游的著名學者李贄亦在其《墨子批選》中借墨家思想批判宋明腐儒的」假道學」。是故古已有人贊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皆是褒揚墨家急公好義、劍及履及的偉大精神。

墨學中絕，千古之謎

墨家是儒家最早的反對派和論敵。《墨子.非儒》對「孔某」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幾乎是「凡儒家支持的，墨家就反對；凡儒家反對的，墨家就支持」。亞聖孟子論到墨家以「禽獸」相稱，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又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儒家學派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談到：「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钘也。」

「儒墨鬥法」是中國兩千年歷史上時間最早、影響最深遠的學術論戰，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前奏。墨家在與儒家的不斷辯難中彰顯聲音，傳播思想，收納門徒，亦因此而遭受自孟子以下儒家所下「無君父」的鐵判。所以後世一些同情墨家的人認為墨學淪為千年絕學，乃儒家刻意打壓的結果，是思想界一言堂的顯見犧牲品。當然，「墨離為三」引發的學派內部分裂、墨者西入秦國被秦制收編、墨家尚同主張中潛隱的獨裁傾向、後墨哲學在神義論鬼神觀上的邏輯不自恰等，都被認為可能是導致墨學中絕的原因。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即墨家准軍事集團的組織建制及其為平民階層代言的學派風格，為統治階級所不容。墨家的存在，相當於在國家權力之外另置「第二權力」，這個具有相當軍事實力的會社幫派，踐行兼愛非攻的精神可以做到「赴湯蹈火，死不旋踵」，是「從不曾諾放棄武力」、「非攻而贊誅」的和平主義團體——若放到當代，諾貝爾和平獎，墨子和墨家，大抵也是無緣。墨家學派行事為人的獨特風格，從墨家三代領導集體的個人事跡中，可見一些端倪。

    「止楚攻宋」，是墨家創始人墨翟一生中最高光的時刻，即便放在人類戰爭歷史中亦見彪炳，真正做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木匠祖師爺公輸盤為楚國造攻城雲梯，准備用來攻打弱小的宋國。墨翟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勸楚國止戰罷兵。以雄辯滔滔申明非攻大義，以沙盤推演力催攻城機變；向強楚示以墨家弟子三百人守衛宋國的決心，殺身成仁亦在所不惜。救宋之後，功成而不居，「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英雄的結局演繹出一幕悲喜劇。（《墨子.公輸》）

    「孟勝殉義」。墨家的掌門人（巨子）孟勝，與楚國的陽城君交好。陽城君讓他守衛自己的食邑，裂開璜玉作為符信，約定：「符合聽之」。後來陽城君參與楚國政變，新王上台要治罪，陽城君潛逃。楚國要收回他的食邑。孟勝未見到符信，又有約在先，決定死守。他的學生徐弱勸他放棄，以免墨者遭遇團滅。孟勝不肯，他認為墨家一旦背信棄義，天下人尋求嚴師賢友良臣都不會找墨家了。殉義而死，正是實行墨家的道義。孟勝把巨子之位托付給宋國的田襄子。此役孟勝及其弟子戰死有百八十人。傳達孟勝命令傳紿田襄子的墨家弟子想返回楚國為孟勝殉死，田襄子以巨子之命制止不住。（《呂氏春秋.上德》）

    「腹朜殺子」。墨家掌門人腹朜的愛子在秦國殺了人，秦王念在腹朜年事已高，只有一個兒子，准備特赦。腹朜說「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這樣做是為了禁止殺傷，行墨家的大義。即便大王不按國法處置，我也要按照墨家的家法殺了他」——「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可謂稱得上大公無私。當然這種「大義滅親」行為也被後世儒者批評為違反人道，大抵墨家「秉公執法」「殺己以存天下」的冷峻與有「親親相隱」、「竊負而逃」的溫情脈脈的儒家傳統不相符合吧——「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而在一個國度之內，墨者之法和秦王之法並行，私法的存在毫無疑問是對國家公權力的挑戰，墨家在秦國的命運也就可知了。（《呂氏春秋.去私》）

 西風東漸，絕學復興

    及至清末民初，西風東漸，知識分子致力於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能夠與西方「民主與科學」精神若合符節的資源。由於儒家文化的衰微，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支流和小群的墨家就被知識分子重新發掘出來，用以比附和對接西方先進文化——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稱為子學復興時代，蒙塵千年的墨家思想一度得到高度重視。譚嗣同謂「益輕其生命，以為塊然軀，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蔣維喬謂「墨家之學，融古今世界於一兼……而舍身救世之精神，尤非他家所及。」章太炎謂「墨子之道德，非孔老所敢窺視」；自由派知識分子梁啟超謂「吾嘗說觀思惟則墨學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墜，固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蓋有之矣。墨子根本義有肯犧牲自己」；陳獨秀謂「墨子兼愛，莊子在宥，許行並耕。此三者誠人類最高理想，而吾國之國粹也。奈均為孔孟所不容」；共產黨人和基督徒都對墨家給予極高評價，毛澤東認為「墨子是比孔子更偉大的聖人。是中國的赫拉克利特」；國父孫中山亦贊曰「人愛也是中國的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

西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左翼知識分子，以及一些基督徒、傳教士，他們關注墨家思想始於發現其與儒家思想的「異質性」，或出於改良國民性的考量而援墨入西，或出於「本色化」和傳教的需要。然則彼時的第二波墨學復興，除了在學術界有一些回響，於民間則幾乎沒有反應。牟宗三後來在批評胡適的墨學研究時，認為其是以《墨經》中膚淺而有限的光學、邏輯學、幾何學知識，來接引西方的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以驗證西學在中國古已有之，西學和墨學「若合符節」。該評語可謂一語中的。第二波墨學復興，無論是知識界還是教會界，都不過是把墨家作為打擊（或會通）儒家的工具，以樹立「墨教」的新偶像來取代「儒教」的舊偶像，有著極強的功利主義色彩，背後是彼時國人對於中國萬事不如人的文明失落感。

今人從近代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會感到清末民初的墨學復興浪潮對於墨家思想價值的真正重光，作用是有限的。49年以後的墨學研究學者治墨的方法論很大程度上擺脫不了本質主義的窠臼，無法以人類文明史觀來超拔階級鬥爭史觀，墨家與儒家的學術論戰被描繪為底層向貴族的階級鬥爭。幾十年過去了，仍然停留在我稱之為「小乘墨學」老路的訓詁考據校勘、「十論」義理詮釋外；在介入當下時代的社會議題，例如民族主義、宗教對話上也十分無力。未來的墨學復興必須在身位上有「信心的一躍」，從未濟邁向既濟。當代墨學復興應當發揮想像力，哪怕先作為「思想實驗」，努力從中開掘新資源。（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