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富流動的洪流中，許多行者懷揣著蔥蘢的初衷，試圖將指尖的「個人持股」化作「公司資本」的基石。這場名為實物出資的遷徙，多半是為了尋覓《所得稅法》第 42 條那片免徵股利收入的綠洲，期望將本應消散於 28% 分離課稅中的雨露，百分之百地留存在企業的體內，讓資金在歲月中靜靜地滾動、壯大。

然而，投資公司的本質是一場關於「時間」的長跑，倘若在股票大漲的喧囂中，公司選擇在短短一載春秋內便匆促轉身，無論是揮手出售股票或辦理解散結清，那原本在個人名下如雲煙般免稅的「證券交易所得」，都將被鎖入公司基本所得額的枷鎖，課徵 12% 的最低稅負。當這份盈餘跨越門檻、分配予股東時，又將再次與營利所得稅相遇，形成一場重疊的課稅寒冬，讓獲利的暖意在往返之間消失殆盡。

這場關於增值的稅務預言，在資本的數字起伏間清晰可見。當股東將台積電與鴻海的股票託付予公司時，出資成本猶如種子，僅需 2,960 萬元的沃土。誰料兩載未滿，春日將近，當台積電已躍上 1,800 元的高山，鴻海亦在 217 元的雲端起舞，總市值膨脹至 3,970 萬元時，那一筆 1,010 萬元的帳面獲利，竟成了最沉重的負擔。若以個人名義買賣，稅負僅如微風輕拂，不過 12 萬元的證交稅金；一旦穿上投資公司的外衣並倉促結清，卻要在最低稅負、股利分配與二代健保的層層圍城下，付出約 404 萬元的代價。同樣是一千萬元的增值，公司制的稅負竟成了個人的 34 倍，這背後是失去時間加持的博弈。

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唯有持股滿三載，證券所得方能獲得減半課稅的恩賞。本案僅成立一年便求離場，57 萬元的稅額預算瞬間翻倍成 114 萬元，這是對倉促者的懲罰。在那免稅與應稅的界線間，原本停徵所得稅的價差利得，一旦進入公司的軀殼，便在清算時轉身成了課稅的獵物。原本屬於個人的自由盈餘，先被課以 12% 的基本稅額，再被 28% 的分離課稅與二代健保層層剝落。更遑論那兩次 0.3% 的證交稅，在股票進出公司之際，平白增添了無謂的移轉成本。

對於在股市波濤中追逐價差的大戶而言，成立投資公司卻在三年內匆促結清，無疑是在稅務的迷霧中選了最崎嶇的路。若真要經營這方投資的園地，應將持有期間拉長，直至鐘聲響起，讓最低稅負隨時光減半，方顯節稅之美。若心之所向僅是短期的波段操作，回歸「個人名義」交易，或許才是這片稅法大地之下，最精省也最自在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