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樵《通志》對文獻學的貢獻


林祖泉




　　鄭樵是南宋時期著名的歷史學家，同時也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文獻學家。他的《通志》與唐杜佑的《通典》、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合稱為「三通」，是古代知識分子必讀之書，有「士不讀三通，是為不通」之說。由此可見，《通志》在中國古代文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鄭樵(1104～1162年)字漁仲，別號溪西遺民，自稱「莆陽田家子」，史稱夾漈先生。宋興化軍興化縣(今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區)人。他隱居「山林三十年，著書千餘卷」。把自己的著作分為：經旨之學、禮樂之學、文字之學、天文地理之學、蟲魚草木之學、方書之學、討論之學、圖譜之學和亡書之學九大類。《通志》是鄭樵貫通一生學問的代表作，是他畢生心血的結晶。這部書博大精深，影響深遠，堪稱文獻學巨著。
　　《通志》的內容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通史，上起三皇，下迄唐宋；二是略(志)，總共200卷。《通志》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後人最加推崇的內容，就是《通志》的「二十略」。
　　鄭樵在文獻學上的成就主要體現在《通志》二十略中的《校讎略》、《藝文略》、《圖譜略》和《金石略》。《圖譜略》、《金石略》擴大了歷史文獻資料的範圍。《藝文略》通錄了古、今、存、佚的文獻，創立了新的圖書分類法。《校讎略》是《圖譜略》、《金石略》、《藝文略》的說明書，集中而又系統地反映了鄭樵的文獻學思想。
　　《校讎略》是《通志》二十略中最富有創造性的一部分。它的文字不長，但內容十分豐富。對文獻資料的搜訪、典藏、整理、使用等問題的看法，都包括在內。在我國學術史上，將校讎之學寫成專著，是從《校讎略》開始的，鄭樵的發軔之功，不可抹殺。
　　北宋自開國以後，在起初的十餘年內，盡收了荊南高氏、後蜀孟氏、南唐李氏等的圖籍35萬卷。其後又不斷地詔求亡書，遣使購募，商借抄寫。經過三十年的努力，到淳化元年(990年)「獻圖籍於闕下者，不可勝記；諸道購得者數倍。」這就為後來編撰《崇文總目》、《秘書總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可是靖康之變，金兵攻陷汴京，「宣和館閣之儲，為部6705，為卷73877，當然靡遺」。「士大夫家所藏，亦悉為烏有」。宋高宗建都臨安之後，也倣傚北宋時各種求書的方法，四處購求圖書。雖然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四庫書藏日益增多，但比北宋盛時，相差甚遠。因此，鄭樵認為當時國家圖書館不能盡藏天下的圖書文獻，一方面是患在求之不夠熱忱，另一方面是患在求而未得其道。於是他在認真總結歷代文獻散亡原因的同時，指出了搜訪圖書文獻的必要性，並系統地指出了求書八法、四點注意事項和設置專官的意見，作為補充藏書的指導和工作方法，從而保證了文獻資料的典藏和補充，推動了文獻學的不斷發展。
　　所謂求書八法，簡略地說，一曰「即類以求」：哪一類學科的書籍，訪求於哪一類專門家，如樂律之書，訪求於官府樂工和民間樂人。二曰「旁類以求」：有些書，可以到與之有點關聯的人那兒尋求，例如《周易》一類的書，往往可在陰陽五行家手中見到。三曰「因地以求」：例如有關人物傳記的書，可到傳主的重要活動地區去找；有關某地風土人情的書，可到當地去找。四曰「因家以求」：到著者的後裔家中，訪求世上已失傳的該作者的書。五曰「求之公」：訪諸官府的藏書機構。六曰「求之私」：訪求於民間的藏書家。七曰「因人以求」：某人從某地辭官歸來，去訪問他是否有收藏珍貴圖籍。八曰：「因代以求」：當代人寫的書，當代就要及時搜求。四點注意事項是：一為書有名亡而實不亡的；二為有亡書出於後世的；三為有亡書出於民間的；四為有闕書備於後世的。根據這些方法和注意事項，鄭樵舉出許多具體圖書作為例子，這使人覺得如能千方百計地廣為徵求，任何圖書都是可以到手的。要是能有專人負責，四處搜訪，那麼收效就更大了。無怪乎鄭樵以後的公私藏書家，都把這些方法奉為圭臬，進行搜訪奇書秘籍來充實所藏。實際上，這些方法到現在還有其現實意義的。因為任何館藏文獻要達到一定的要求，除掌握藏書質量的標準作為搜求的指導外，必須對求書的方法加以研究，並貫徹到實踐中去，才能收到真正的實效。
　　《藝文略》是《通志》二十略中具有創造性的又一表現。鄭樵主張圖書分類和編目的最大作用，是要做到「辨章學術，考竟源流」。為了實踐自己的主張，他撰寫了《藝文略》。
　　圖書分類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然而在鄭樵之前，歷代學者只是就圖書的編排組織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編製了一些圖書分類目錄，卻很少觸及到圖書分類的理論和原則問題。鄭樵在總結前人關於圖書編纂方法的基礎上，系統地提出了圖書分類的理論和原則，同時，還大膽地改革了圖書分類法。可以說，中國的圖書分類法至鄭樵是一大進步。
　　因為鄭樵生活在學術文化相當繁榮的南宋時代。他的家鄉福建藏書尤為豐富。良好的環境，為他的著述和研究前人關於圖書分類的成果提供了有利條件。他在總序中辛辣地批判了那種不分學術　　鄭樵不僅在圖書分類的理論上有重大造詣，而且在圖書分類的實踐中也敢於大膽創新，另立體系。他在《藝文略》中給我們編製了一個別開生面、精詳周細的圖書分類體系。這種分類法，既不倣傚《七略》的六分，也不同於四部的四分，而是「總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十二類是：經類第一，禮類第二，樂類第三，小學第四，史類第五，諸子類第六，天文類第七，五行類第八，藝術類第九，醫方類第十，類書類第十一，文類第十二。
　　在十二類的基礎上，按照圖書的多寡，鄭樵進一步把它們再細分為家(二級類目)，種(三級類目)。它的分佈是這樣的：「經一類分為九家、八十九種；禮一類分為七家、五十四種；樂一類分為一家、十一種；小學一類分為一家、八種；史一類分為十三家、九十一種；諸子一類分為十一家、四十八種；天文一類分為三家、十五種；五行一類分為三十家，三十種；藝術一類分為一家、十七種；醫方一類分為一家、二十六種；類書一類分為一家、二種；文一類分為二十二家、二十二種。」
　　從上述可以看出，鄭樵編製此分類法非常認真細緻。在此之前，我國曾編製了不少圖書分類法，有代表性的就是《七略》的六分，《中經簿》的五分，《七志》的九分，《崇文總目》的四分等等。但是鄭樵並沒有照搬套用，而是根據自己圖書分類工作的實踐，結合當時學術發展水平，獨創了十二大類的三級分類體系。
　　我國現存最早的目錄書《漢書·藝文略》，收錄了各種圖書三十八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而鄭樵的《藝文略》廣收古今典籍一萬零九百一十二種，十萬一千零九百七十二卷。鄭樵想包括古今，備錄無遺。雖然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但他收錄圖書文獻的廣泛程度已大大超過了前人。
　　鄭樵的《圖譜略》和《金石略》與《校讎略》、《藝文略》一起，奠定了他在我國文獻學史上的不朽地位。在古代文獻中，重視圖譜、金石的史料價值，提出廣泛收集圖譜、金石的主張，並把圖譜、金石提到與圖書文獻同等的地位，應該說鄭樵是歷史上的第一人。他之所以作《圖譜略》，是因為他認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他之所以作《金石略》，是因為他認為「金石之動，寒暑不變，以此稽古，庶不失真。」
　　一般說來，歷代學者都比較重視圖書資料，對圖譜、金石的史料價值卻認識不足，所以在史書的編寫過程中，普遍存在著重書不重圖的傾向，沒有給圖譜、金石以應有的地位。為此鄭樵極力主張不但要記書籍，而且還要記圖譜。書與圖各有其作用，兩者不可偏廢。他認為「若無核實之法，何以得書之情。」如要「核實」，就不能局限或輕信妄從文獻記載，而要注意實際知識與圖譜實物的研究，用他形象化的說法，那就是「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他批評劉向、劉歆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據此編為《漢書·藝文志》。讚揚王儉撰《七志》，以一志專錄圖譜。譏諷後之學者離譜治學，「雖平日胸中有千章萬卷，及置之行事之間，則茫茫然不知所向。」他進一步指出，「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於世者。」因此，在他自己編撰的《藝文略》中，如經類的易、書、詩、春秋、爾雅各家，禮類的周官、喪服、會禮各家，史類的職官、地理各家等，都收了圖，而易、書、詩、春秋、喪服各家都錄了譜。
　　在《金石略》裡，鄭樵專采三皇五帝的泉幣，三王的鼎彝，秦人的石鼓，漢魏的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他指出：「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鄭樵認為金石文物可以考辨核實史事，具有圖書資料不可替代的價值。
　　正由於鄭樵的不懈努力，圖譜、金石之學在宋代以後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特別是金石學，蔚為大觀，從而擴大了文獻資料的範圍，在文獻學中又增添了新的分支。近代著名學者姚名達說：「自古提倡圖畫表譜，意識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於鄭樵者。」這是一句很中肯的評價，確實反映了鄭樵大力提倡圖譜、金石之學的成就。
　　總之，鄭樵在文獻學上有廣泛的研究和精深的造詣，《通志》在文獻學上的價值是明顯的，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如鄭寅的《七錄》，是在鄭樵分類體系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焦竑的《國史經籍志》的一些子目大體是根據鄭樵的分類體系的。又如章學誠的《校讎通義》更是直接受到鄭樵《校讎略》的啟發、影響而寫成的。
(責任編輯　滕元明)